胡  博

        报纸的文艺副刊，在推介文学新人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而编辑者个人的眼光和好恶，则直接左右着副刊的面貌和创作队伍。自1925年10月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之后，《晨报副刊》文艺栏里逐渐增添了一批新的作者：饶孟侃、熊佛西、闻一多、朱大柟、朱湘……。半年之后，正是由他们发起和创办了《诗镌》和《剧刊》。看来，“新月” 同人刊物的出现并非事发偶然，而是这批前清华文学社或中华戏剧改进社的诗歌、戏剧人才，加盟徐志摩主持的新月社和《晨报副刊》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诗镌》在出了十一期之后，便将副刊版面借与了《剧刊》。[1]《剧刊》于1926年6月17日正式开张，刊头画的是一个京剧的花脸脸谱，让人立即联想到这份刊物鼓吹国剧运动的基调。《剧刊》照例由担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开篇，他的《剧刊始业》在表述上显然要比《诗刊弁言》系统而且具体得多，看来是经过了《剧刊》同人之间比较充分的意见交流。 [2]文中交代了他们开展戏剧运动的计划和步骤：“这回不光是‘写’一两个剧本，或是‘做’一两次戏就算完事；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记住，一个剧院。这是第一部工作；然后再从小剧院作起点，我们想集合我们大部分可能的精力与能耐从事戏剧的艺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小小的根据地，那就是艺专的戏剧科[3]，我们现在借晨报地位发行每周的《剧刊》，再下去就盼望小剧院的实现。这是我们几个梦人梦想中的花与花瓶。”而且详细言明了《剧刊》的四项任务。 [4]或许是由于《诗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徐志摩在对《剧刊》计划言之凿凿的同时，已经不免对《剧刊》同人的文学梦想流露出怀疑的情绪：“谁说我们这群人不是梦人，不是傻子？但在完全诀别我们的梦境以前，在完全投降给绝望以前，我们今天又捞着了一把希望的鲜花，最后的一把，想拿来供养在一个艺术的瓶子里，看它有没有生命的幸运。这再要是完事，我们也就从此完事了。”

        然而几位留美期间学习过戏剧和舞台艺术，自认为接受了西方最先进、正规的戏剧教育和训练的《剧刊》同人，却满怀信心地要“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和注意” [5]。创刊号上打头阵的赵太侔，在《国剧》一文中自信地宣言“现在的艺术世界是反写实运动弥漫的时候。西方的艺术家正在那里拼命解脱自然的桎梏，四面八方求救兵。……在戏剧方面，他们也在眼巴巴的向东方望着。”并由此对旧剧的程式化（Conventionalization）特征加以推重，专心致志地探讨起旧剧的价值和技术革新的问题来。 [6]第二期上署名夕夕[7]的文章，更是不客气地断言近代戏剧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是误入了歧途[8]。文章从批评“易卜生热” 和“问题戏”入手，认为只重思想不重艺术的结果是得到了两种教训：“第一，这几年来，我们在剧本上所得的收成，差不多都是些稗子，缺少动作，缺少结构，缺少戏剧性，充其量不过是些能读不能演的Closet drama罢了。第二，因为把思想当作剧本，又把剧本当作戏剧，所以纵然有了能演的剧本，也不知道怎样在舞台上表现了。”文章进而认为，戏剧是纯形（Pure form）的艺术，不应受到不相干的道德问题、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沾染：“假如你们的戏剧家的成功的标准，又只是写出戏来，演了，能够叫观众看得懂，看得高兴。那么他写起戏来，准是一些最时髦的社会问题，再配上一点儿作料，……这样一出戏准能哄动一时。然后戏剧家可算成功了。但是，戏剧的本身呢？艺术呢？没有人理会了。”

        平心而论，“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和注意”，不仅仅是《剧刊》同人为树立招牌而实行的办刊策略，同时也反映出他们要为戏剧艺术发展指明道路的真诚愿望。然而阅读《剧刊》同人的文章，却很容易看出他们对当时中国剧坛的隔膜。不知是由于初回国门，对现代戏剧在中国的生存境况欠缺了解，还是出于对中国戏剧发展与世界潮流同步的想当然的想象，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委实有些不合时宜，所以也就难免遭受冷遇。[9]对于《剧刊》主张的不合时宜，我们还可以从《剧刊》同人创办“小剧院”的梦想屡遭挫败中有所领悟。《剧刊》同人始终将“小剧院”作为他们开展戏剧事业的重要途径， [10]但是这对于当时尚未成形的现代中国剧坛来说实在是个超前的事物。关于这一点，从时至今日小剧院艺术仍然步履维艰、曲高和寡的际遇中也可以得到某种印证。

        倘若进一步细读《剧刊》，或许还会使人萌生这样一个问题：《剧刊》文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剧刊》同人的主张？这里除去自我表述的主观因素而外，其实还有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的客观问题，即：文学社团借助报纸副刊创办文艺刊物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限制。首先是篇幅问题。由于诗歌作品相对来说篇幅短小，这一问题在《诗镌》时期还不十分突出。但是对于一份戏剧刊物来说，每期四页的篇幅就成了大问题。因为报纸副刊的篇幅短，不仅不可能像专业的戏剧文艺杂志那样，刊登剧本、剧照以招徕观众，甚至不得不为百十字的篇幅伤透脑筋，以免版面显得过分拥挤或是清冷贫乏。尽管《剧刊》同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剧刊始业》中就宣布：“同时我们也征求剧本。虽则为篇幅关系，不能在本刊上发表。我们打算另出丛书，印行剧本以及论剧的著作，详细的办法随后再发表。” 但是这一设想直到新月同人创办了自己的书店之后才得以实现。 [11]而单靠申述“国剧运动”理论的老生常谈，恐怕很难引起一般新文学青年的兴趣。基于“一方面可以提起读者研究戏剧艺术的兴趣，一方面也可以打破我们纸上谈兵的单调”[12]的愿望，《剧刊》曾经尝试借助《晨报星期画刊》出过一期《戏剧特号》[13]。但是这种偶一为之的事情，不太可能解决根本问题。[14]借报纸副刊编文艺刊物的另一问题是：时间仓卒、组稿被动。《剧刊》于每周四出版。作为一份人手不多的同人刊物，要想在一周之内将版面安排妥贴已属不易，更惶论还要顾及稿件质量、编辑策略、刊物风格等等。《剧刊》文章有时缺乏呼应，各自为政，也不无这方面的因素。闹稿荒是常有的事。甚至有的作者约定了一个题目做不下去，又自行改题另作的情形也有。[15]如此拉来的稿子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刊物主旨和同人见解，也就可想而知。由于缺乏统一的编排规划，《剧刊》同人对待同一论题的见解往往并不一致，甚至还在自家刊物上打过激烈的笔墨官司。 [16]

        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创办一份自己的文学杂志。或许正是这一点，竟成为了一年之后“新月”同人开办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的首要动因。
　

注释：

[1]徐志摩《诗刊放假》：“热心戏剧的几个朋友，急于想借本刊地位，来一次集合的宣传的努力，给社会上一个新剧的正确的解释，期望引起他们对于新剧的真纯的兴趣：诗与剧本是艺术中的姊妹行，同人当然愿意暂时奉让这个机会。按我们的预期，想来十期或十二期剧刊，此后仍请诗刊复辟，假如这初期的试验在有同情的读者们看来还算是有交代的话。”

[2]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徐志摩虽然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组织新月社演出过泰戈尔的诗剧《契玦腊》，而且由于名人效应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那只是玩票性质，与《剧刊》同人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这些在国外专攻舞台和戏剧专业的留学生的专业水准相比，只能是业余的热心。正如他自己在《剧刊始业》中所说：“说来我自己真叫是惭愧，因为我始终只是一介摇旗呐喊的小兵。我于戏是一个嫡亲外行，既不能编，又不能演，实际的学问更不必问：我是绝对的无用的一个，阿，但是，要是知道我的热心，朋友，我的热心……”

[3]时《剧刊》同人在国立艺专主持戏剧系。赵太侔任戏剧系主任，余上沅任戏剧系教授。闻一多还曾担任艺专的教务长，但于1926年3月提出辞职。

[4]“第一是宣传：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与注意。因为这戏剧这件事没有社会相当的助力是永远做不成器的。第二是讨论：我们不限定派别，不论那一类表现法，只要它是戏剧范围内的，我们都认为有讨论的价值，同时，当然，我们就自以为见得到的特别拿来发挥，只是我们决不在中外新旧间在讨论上有什么势利的成心。第三是批评与介绍：批评国内的剧本，已有的及将来的；介绍世界的名著。第四是研究：关于戏剧各类在行的研究，例如剧场的布置，配景学，光影学，导演术等等，这是大概；……” （徐志摩：《剧刊始业》，《剧刊》1期，1926年6月17日）

[5]出处同上。

[6]参见赵太侔《国剧》，《剧刊》1、2期。

[7]即闻一多。在“新月”同人里，闻一多既是《诗镌》又是《剧刊》的重要作者。在《剧刊》的编辑组稿方面，闻一多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8]参见夕夕（闻一多）：《戏剧的歧途》，《剧刊》2期，1926年6月24日。

[9]面对《剧刊》的冷落，《剧刊》同人最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社会，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屹立不动的社会，它何曾给我们半点同情？”（余上沅：《一个半破的梦——致张嘉铸君书》，《剧刊》15号）徐志摩似乎觉察到了他们主张的不合时宜：“这还不是时候。年来那几朵小花，是烤出来的”。（《托尔斯泰论剧一节》中的附论《文艺复衰》，《剧刊》14号）余上沅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认识：“这些文章，未免迂阔而不近于世情，我们自己知道，可又忍耐不住，不能不说，哪怕说的还不十分痛快。我们要计划小剧院，却又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也是不成。”（《剧刊终期（二）》，《剧刊》15号）

[10]中华戏剧改进社时期，余上沅在《致胡适信》（1925年1月18日）中就曾提议创办“北京艺术剧院”。1925年7月，赵太侔、闻一多、余上沅、孙伏园四人共同草拟了《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1926年6月17日徐志摩在《剧刊始业》中再次强调要把创办“小剧院”作为同人开展戏剧事业的起点。1926年9月16日、23日《剧刊》第14、15号连载《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详尽阐述了组织和经营“北京艺术剧院”的办法。

[11]新月书店曾先后出版发行《国剧运动》（1927）、《卞昆冈》、《若邈久嫋新弹词》（1928）、《造谣学校》、《诡姻缘》、《迷眼的沙子》（1929）、《威尼斯商人》、《可钦佩的克来敦》（1930）、《西林独幕剧》、《两个角色演底戏》、《佛西论剧》（1931）、《一幅喜神》、《岳飞及其他》（1932）、等译、著剧本和戏剧理论著作。

[12]参见《剧刊》第4号上的《两个消息》，1926年7月8日。

[13]参见1926年7月11日晨报社出版的第43期《星期画刊》。《画刊》出版当日，《晨报》第六版上还刊登了广告：“本部近承剧刊同人惠赠关于西洋戏剧艺术各类之影片廿余幅，特于本期刊行专号。各图切均经甄选，并附说明，阅者全读本号，便可略知近代西洋戏剧艺术之梗概矣。星期画报部启”。

[14]余上沅《剧刊终期（二）》：“我们也试过一次画报，结果也不大佳。”（《剧刊》15号）

[15]顾颉刚《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这次《剧刊》要我作文，使我重温起旧时的存想，预备写出《乾隆以后的北京戏剧》一文，……我立了这个题目去搜集材料，弄了一天就觉得不容易，因为范围太广了，不是将要出京的我在整理行装的一、二旬中所能作成的。现在就从《京尘杂录》中钞出一些，改题为《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剧刊》6号，1926年7月22日）

[16]《剧刊》第7、8号上曾经连载梁实秋的《戏剧艺术辨正》一文。文章依照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对戏剧艺术进行图解，认为戏剧是戏剧，舞台是舞台，艺术类型之间不能混杂，如果戏剧照顾舞台，则是艺术投降于技巧之象征。这种认识与《剧刊》同人反复申述的“戏剧是综合的艺术”的观点对立。梁实秋的纸上谈兵很快招致了熊佛西的猛烈攻击。（《论剧》，《剧刊》9号）余上沅也在《论戏剧批评》中讽刺梁实秋对照白璧德主义依样画葫芦：“批评 家既然是血和肉做成的人，不免也好护短……故步自封、死守成法的批评家，不但害了他自己，而且害了一般耳朵软的听众。”（《剧刊》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