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de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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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阅读:十七年文学研究之我见

 
 

 刘为钦

内容提要:新中国出版社的兴起,文学期刊的创办,文学栏目和文学副刊的开辟,为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阔的平台。对十七年丰富而庞杂的文学史料应该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能够挖掘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文本,能够寻找到十七年文学与其它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联系。

        随着“重写文学史”讨论与实践的深入,“十七年文学”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一批具有史料性的回忆录,产生了一批具有探索性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对十七年文学的深入研究将会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当下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还缺乏对它的系统清理,也就是说,研究的对象只局限于曾经被“批判”的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潮,还缺乏对十七年文学的系统梳理;研究的层面只停留在对文学表层事实的阐述,还缺乏对十七年文学的整体把握和深入剖析。因此,笔者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该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米勒说过:“‘阅读’意味着逐字仔细琢磨,事先不带任何成见。”[1]“阅读是一种积极的干预。”[2]所谓对十七年文学的系统阅读,是指对十七年文学的全面的整体的深入的疏理和解读。那么,对十七年文学是否有其进行系统阅读的必要呢

        就十七年文艺书籍的出版而言,成立于解放区的“新华书店”,既是进步书籍的发行机构,也是进步书籍的出版部门。解放前,它在延安、北京、汉口、沈阳、张家口、苏州、新乡、聊城等地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解放后,它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承担着出版的任务,出版了一批新中国亟需的文艺作品。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中央文学艺术团体,各地方文学艺术团体也陆续成立了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初叫“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中南文学艺术出版社、西北人民出版社、东北文艺出版社、新音乐出版社、群众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重庆人民出版社、云南文艺出版社、文化工作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艺术出版社等。某些地方和军队的政治宣传机构也随时出版文艺作品,如自刃的《战斗到明天》即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1951年初出版。这些出版社(或出版机构)刊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延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新近创作的文艺作品。在十七年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影响较大的文艺丛书应该是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3]、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艺建设丛书”[4]和“解放军文艺丛书”[5]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创办于解放前的具有进步性质的外国出版社,如时代出版社(前苏联办于上海):私营出版社,如平明出版社、泥土社、万叶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文光书店、光明书店、棠棣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群益出版社等,仍然保留下来,出版在当时看来不算反动可资大众阅读的文艺书籍。不过,这些出版社很快就被取缔或改制。随着旧的出版社被取缔或改制,新的出版社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据统计,到1958年全国共有出版社108家[6];从1950年到1956年全国共出版发行初版文艺书籍18347种[7],仅1959年就出版发行文艺书籍2600种[8]。

        就文艺期刊的变化与发展而言,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前,《文艺报》[9]、《长江文艺》[10]、《文艺劳动》[11]、《华北文艺》[12]等即已试刊或创刊。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又有一批文艺杂志相继创刊,如《人民文学》[13]、《吉林文艺》[14]、《湖南文艺》[15]、《河北文艺》[16]、《湖北文艺》[17]、《部队文艺》[18]等。据统计,1949年创办的文艺刊物共有18种。[19]1949年之前创刊的边区文艺刊物,如冀鲁豫边区区委主办的《平原》[20];进步的同人刊物,如赵邦嵘发行的《小说》[21]、广东南光书店发行的《文艺生活》[22]、黄嘉德发行的《西风》[23]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下来,继续出版发行。据统计,到1949年底,全国共有文艺刊物40种[24]。

        1950年后,随着国内形势的逐渐稳定,全国又有一批文艺刊物相继创办。关于这一时期文艺期刊的创办与发行,洪子诚先生有一个评估:“50年代以后,对文艺期刊也很重视。文艺期刊的数量比起三四十年代来,有很大的增加。”[25]据统计,1950年一年全国创刊的文艺刊物有58种[26];到1951年5月,全国出版发行的文艺刊物有90种以上[27];到1951年7月,全国共有文艺刊物100种以上[28]。针对全国文艺期刊的过热增长,全国文联1951年11月做出了《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这一决定明确了北京地区各种大型文艺刊物的办刊目的,也整合停办了一些重复和不必要的刊物。随着北京地区文艺期刊的调整,地方文艺刊物也进行了合并。因此,1957年统计,全国文艺期刊的总数为83种[29];1959年统计,全国文艺期刊的总数为86种[30]。当然,这些文艺刊物还包含音乐、美术等非文学杂志。具体地说,十七年的文学杂志一般在50种左右徘徊。[31]

        除文学刊物外,《新华月报》、《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原名为《新中国妇女》)、《中国教育》、《新观察》等综合性刊物也开辟文艺栏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各大行政区的机关报纸、各大军区的机关报纸、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机关报纸、各行政专署的机关报纸也开辟文艺副刊。这些杂志的文艺栏目,报纸的文艺副刊也曾发表过一些质量较高的文学作品,如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最初就连载于《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园地》,路翎的《锻炼》就连载于《中国青年》,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就连载于《新中国妇女》,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就发表在《河南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号角叫停了旧的出版发行社、旧的文艺期刊、旧的文艺形式,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代表们就把“对封建文艺以及买办文艺、帝国主义文艺展开顽强的斗争”视为当时文艺界的主要任务之一[32]:同时它也开启了新中国自己的出版机制、文艺刊物和文学形式。新中国文艺出版社的兴起,文艺刊物的兴办,文艺栏目的设置和文艺副刊的复出,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平台。在新的生存环境下,不同的作家,由于经历的不同、身份的不同、文学素养文学趣味文学理念的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文运和命运。1949年,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日子,作家也不例外:他们有的逃离了,有的留守着,有的还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归来。留守在大陆的作家,有的沉沦了,不时地感到压抑和惶恐;有的兴奋着,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进步”作家之列,有的反而成为被斥责的对象,满心的希望化为泡影;有的与这个时代融合在~起,成为时代的主流。新的氛围又造就了一批新的作家,在新生的作家中,有的很快为时代所淘汰,成为历史的弃物;有的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时代的宠儿。……无论年龄长幼,无论身世尊卑,无论历史清浊,无论地位高下,整个文学圈里的人,都要为这个时代所洗礼所激荡所燃烧。面对如此浩瀚的文学史资料和如此壮阔的文学史实,文学史的写作不能置之不理,束之高阁。

        不可否认,“十七年文学”有人物形象单薄,叙述语言单调,叙事策略呆滞,价值判断武断等明显的缺陷;但是,十七年繁杂的文本所蕴含的作家的执着追求和复杂心理是值得今天的研究者们认真琢磨的。绿原的组诗《北京的时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是这样写的:
                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
                我的脚步总是很慢很轻,
                我总想在这儿多逗留一会儿,
                我总是一面走,一面倾听。
                不是里面有人造的海,
                不是里面有什么故宫,
                不是里面有风景,……
                不是的,不是那些使我耽误时间。
                那里面有一颗伟大的心脏,
                是那颗伟大的心脏和我的心脏相连,
                是我每次经过这一带,
                我的心像喷泉一样,
                涌出了神圣的火星,
                我的脚步不能不很慢很轻。
                云彩照在中南海的上空,
                白鸽飞在申南海的上空。
                中南海是安静的,
                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
                为亿万个生命跳跃着。
用当下人的审美眼光来看,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并会对它不屑一顾。但这首涛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公式概念,在充满了浓郁抒情色彩的字里行间流淌着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真挚而炽烈的情感,不失为比较优秀的政治抒情诗。现在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旧中国的历史状况,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却是一个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支离破碎的国度。试想,一个饱受了战乱和饥荒之苦的民族,当他步入和平和安康的生活旅程时,他能不尽情地歌唱吗?诗人抓住自己走在红墙外的瞬息感觉,写成了这首抒情诗:“我”走在红墙的外面,尽量走得慢一些,轻一些,一方面在倾听红墙内那颗伟大心脏的跳动,另一方面又不愿去打扰红墙里的一切,因为红墙内,‘‘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为亿万个生命跳动着”。诗人通过对自己炽热情感的铺展,表达了对伟人的无限崇敬之情。这组诗的另外两首则抒发了诗人对新生活由衷赞美和对美好未来无限向往的赤子情怀。然而,这组诗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艺术上的造诣,而在于它所蕴藏的文学史内涵:一个对伟人如此崇拜对新生活如此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诗人在此后不久的日子却被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化体制冷落和冰制了。如此的一个存在于文本之外的潜在文本却具有近似于荒诞的反讽功能。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绿原的这组诗没有收入他后来的自选诗集。这一诗作的流失,反映了一个文本的曲折命运,更隐含着一位诗人对领袖对人生对社会对自己的艺术生涯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十七年中,具有同样命运的不是只有绿原和他的《北京的时间》,信手拈来,胡风和他的《时间开始了》也是类似的范例。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十七年文学中不具有发现经典之作和文学巨匠的可能性,但人类的艺术智慧是与人类同生共存的。翻阅十七年的文学史料,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被边缘化了的作家作品,也常常能闪烁出入类艺术智慧的火花。短篇小说《董林和小卡》发表于《湖北文艺》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号),叙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河南舞阳某村的一对邻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只是董林富一些,小卡穷一些。舞阳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小卡当上了村农会委员;董林担心自己被划成富农,于是和小卡疏远了。村里有人造谣:共产党什么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当作富农。董林吓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儿子看见,早就没命了。土地法颁布后,董林只划一个富裕中农;他欣喜若狂,主动与小卡和好了。小说不长,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却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微妙的心理状态。作者董伯超是一个不出名的业余作者[33],叙述的对象不是英雄人物或者工农兵,叙述的内容也没有突出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包括正面的或者反面的。但并非声名鼓噪的大家,写出来的就一律是永世不朽的杰作,也并非没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写出来的就一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次品;相反,文学大师有时也会写出极为平庸的文字,无名小卒偶尔也有惊动四座的佳作。《董林和小卡》对土地改革时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态就有难能可贵的独到表述。

        十七年的作家中,有的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上过中学、大学,甚至从海外留学归来,而大多数作者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只上过小学,甚至小学还没有毕业;但是,他们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激荡他们的写作情怀,他们的人生体验也便变成了具有真情实感的叙事。所谓叙事,无非是充满激情记忆的铺展和流淌。十七年文学凭着这种记忆时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顺应,时而与主流意识形态抗争;充斥着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构出饱含生活质感的叙事话语。其中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1949年9月由新华书店出版)、邵子南的短篇小说《稀罕的客人》(发表于《群众文艺》1954年创刊号)、廖伯坦的短篇小说《一封信》(发表于《长江文艺》1954年第4期)等都是极为有价值的叙事文本。这些文本对战争的书写,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书写;、对新的生活的描述,对新生活中人们心理状态的描述,都非常直观,具有“原汁原昧”的审美趣味,能够给人以内心深处的震撼。

        人们常常喜欢用“断裂”来指称十七年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关系。但笔者认为,十七年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都有着内在的联系。《铁道游击队》无论是人物的塑造还是叙事的铺展都可以说是对《水浒传》传承。《风云初记》中男女恋情的描写明显地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读过《铁道游击队》的人大概是会记得一个叫做“朱三”的人物的。《铁道游击队》对他的叙述并不多,仅出现于《地主》和《在湖边站住脚》两章之中,而且还是以次要人物的身份出现的,但他的存在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铁道游击队》中其他人物的审美形态。朱三是鲁庄的伪保长,他和其他的保长不同,在地方上有着很高的威信。十多年前,他也很平常,靠做一点小本生意维持生计。一天,一个叫化子在街上生了病,朱三把他扶到家里,给他饭吃,替他治病;叫化子临走时,朱三还送给他盘费。十多年过去了,朱三也早已忘记了这件事情。有一天,山上的土匪下山拉走了鲁庄的很多人,朱三也在其中。突然,那个骑马的土匪从马背上跳下来,趴在地上,给朱三叩了一个响头。原来这个骑马的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叫化子。骑马的人要带朱三到山里去享福,朱三不去;给朱三钱,朱三不要。朱三只提了一个要求:释放所有被围困的人。骑马的人难以为情,但他还是答应了朱三的请求。这一下,朱三在地方上有了更好的人缘,方圆几十里有身份的人都要看他的眼色行事。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国民党要利用他,日本人要拉拢他,游击队对他也不能小视。麦收季节,鬼子将中国的粮食运往日本,游击队约定朱三带三十辆小车到鲁庄南面的空地里拉从火车上掀下来的粮食。敌人的巡逻队来了,朱三对特务长说,前面有很多八路,吓得敌人不敢前进;朱三利用敌人要他去探听情报的机会,告诉游击队员,前面只有六个敌人,让游击队员放心地抢运粮食。粮食运走了,朱三再带敌人去看那抢运粮食的一片狼藉的场地,敌人的特务长居然相信了朱三所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还奖励了他两袋粮食。朱三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聪明、机警、有个性、有能力,而且不乏善良和仁慈之心;但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审美标准,任何人都很难对他做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的判断,即使作者本人也没有对他作着力的铺展和精细的雕琢。知侠在文本中甚至还假借政委李正之口指责朱三:“他是穷兄弟的朋友,就是地主恶霸的对头:是鬼子汉奸的朋友,就是中国人民的对头。”[34]然而,知侠不由自主地,也可以说是,下意识地叙述了这一人物。不是有专家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潜在写作”吗?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潜在写作”就是这种在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中不经意地泄露出的人类(或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天机”。朱三这一载体 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某些特性,即行侠仗义,行善积德的品质。

        在中华民族的民间行为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有能力有德行的个体,以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拯救处于弱势的他者,从而使自己的存在价值得以实现。知侠凭着自己的艺术直觉,捕捉到了这一蕴含着民族智慧的亮点;可惜的是,知侠或许是受某些制约因素的影响,未能对这一亮点作充分的铺展和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这一民族特性在新时期的叙事文本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如在张炜、陈忠实、李锐的作品中就经常能见到朱三的影子。李锐《传说之死》中的六姑婆可以说是对朱三的重塑与再现。六姑婆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在族长的帮助下以牺牲自己的青春为代价,不仅将弟弟妹妹抚养成人,而且还培养他们读完了大学。妹妹嫁给了国民党的杨团长,弟弟却成为地下党员。弟弟被国民党逮捕将要被枪毙的时候,六姑婆冲进杨团长的家,也就是她妹妹的家,抱起杨团长的儿子,要与之同归于尽。杨团长答应六姑婆的要求,释放了弟弟。革命成功后,弟弟在北京当上了大官,但弟弟所在的党分了她们家族的大宅院,杀了她们家族包括族长在内的三十余人。族长在临刑前,将他的孙子也托付给六姑婆。六姑婆抚养小孩,培养小孩读书,小孩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市最负盛名的中学;可是,在一次运动中,小孩却被革命者扔到溪里淹死了。六姑婆不甘忍受这样的痛苦,在家中自杀身亡。六姑婆和朱三一样也保存着我们民族立德成仁的秉性,正是这一独特的民族秉性使两个不同时期的叙事文本建构了具有同一审美价值的人物形态。一个民族的特性,是相对稳定的,也是立体多元的,它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政治的、艺术的、伦理的、习俗的等各个方面。稳定的多元的民族秉性保持了十七年文学与不同时期的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多重关联。

        挖掘有益的文学史料,发现有价值的文本,寻求十七年文学与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联系,应该是文学史写作值得关注的路径;但学界未能从以上诸路径进入十七年文学,对十七年文本作系统的清理和深入的研究。对十七年文学的关注,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文革”及“文革”以前的革命性总结的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性批判的阶段和重写文学史讨论开始后的文化性阐释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及文革以前的时期,为了便于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和规范,文学艺术战线的负责人不时有总结性的文章见诸报端,如沈雁冰的《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邵荃麟的《文学十年历程》、和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这些文章都是从政治需求的视角对文学所作的总结,很少触及文学创作的艺术层面;其间抑或涉及了文学的“艺术性”,也不过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尺度对文学艺术所作的“革命性”的概括。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艺界也对十七年中被批判的理论家作家,被批判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进行了重新评价。或许是受新的文艺思潮的冲击,或许是因为“拨乱反正”的极端化,新时期产生了一股对十七年文学几乎全盘否定的情绪。洪子诚先生曾在一次会上透露出他的一个心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准备以《文学的空白》为题,“试图用很猛烈的火力来批判这段文学”,但他后来放弃了。[35]从洪子诚先生的这一心理陈迹,我们可以窥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研究者们对十七年文学的普遍心态。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十七年“文学空白论”的心态,不可能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系统的清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开始以来,学界产生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与其说是对十七年文学文学性的探索,倒不如说是对十七年文学文化性的阐释;再加上当下浮躁的学风,也导致对十七年文学未能进行系统的总结。因此,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应该是当下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其实,系统阅读的方法并不是某个人的发明。众所周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注重文学作品的共同性,即相通模式的研究,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则审视某一作品区别于其它作品的异质;但不管其侧重点如何不同,它们都是立足于文学史料的“整体性”研究。如果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的整体的占有,这种“不充分”的阅读很有可能会得出具有“不可靠性”的结论。所以,笔者认为,对十七年文学的系统阅读,也是文学(或文化)研究方法对具体的研究工作的客观要求。

 

 

[1]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l页。
[2] 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9页。
[3]周扬主持编辑,1949年5月开始出版发行,主要出版解放区1 942年以后的文学作品。
[4]丁玲主持编辑,从1950年开始发行,主要出版解放后的文学作品。
[5] 1953年开始发行,主要出版解放后的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
[6]沈雁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辉煌的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l 2月北京第 l版,第458页。
[7]见《文艺报))1 957年第7期,第13页。
[8]见《文艺报))1 959年第l 8期,第44页。
[9]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于1 949年5月4日试行出版,试办时为周刊:出完l 3期后,于1 949年9月25日在北京正式创刊,正式创刊后改为半月刊。
[10]由中原文协筹委会编辑出版,1949年6月创刊于郑州,后迁至汉口,1952年12月出完七卷后停刊,1953年8月1日复刊。
[11]由中外出版社编辑出版,1 949年6月创刊于北京,创刊时为月刊。
[12]由华北文协筹委会编辑出版,1 949年7月创刊于北京,创刊时为月刊,出完六期停刊。
[13]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办,1 949年lo月25日创刊于北京,创刊时为月刊,茅盾任主编,艾青任副主编。
[14]由吉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1 949年l O月创刊于长春,创刊时为月刊。
[15]由湖南省文联筹委会编辑出版,1 949年lo月创刊于长沙,创刊时为半月刊,1956年7月改为《新苗》,1959年1月改为《湖南文学》,1 974年1月改为《湘江文艺》,1984年4月改为《文学月报》。
[16]由河北省文联编辑出版,1949年11月创刊于河北省保定市,创刊时为月刊。
[17]由湖北省文联筹委会编辑出版,1 949年11月创刊于武昌,创刊时为半月刊。
[18]由全军文艺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1949年11月lO日创刊于武汉,陈荒煤、刘白羽任主编。
[19]见《文艺报))1 959年第l 8期,第44页。
[20] 1948年11月创刊于聊城,创刊时为半月刊;后迁到河南省新乡市,改由平原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为月刊,后随平原省撤消而停刊。
[21] 1948年lO月创刊于上海,编辑委员会成员有茅盾、巴人、欧阳山、张天翼等人:出至第四卷第三期【1950年l0月1,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第五卷第一期【1951年2月】改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编辑出版,章靳以为主编 1952年出至第六卷第六期停刊。
[22]最早创刊于广州,后因战事迁到香港,1 950年2月迁回广州,司马文森任主编。
[23]创刊于上海,后迁至重庆。
[24]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 979)))(内部资料),1979年l0月印刷,第1 25页。
[2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l版,第24页。
[26]敏泽:《办好文艺刊物》,《文艺报》第3卷第8期。
[27]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文艺报》第5卷第4期。
[28]全国文联研究室:《关于地方文艺刊物改进的一些问题》,《文艺报》。第4卷第6期。
[29]见《文艺报))1957年第7期,第13页。
[30]见《文艺报))1 959年第l 8期,第44页。
[31]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11月在北京召开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47个编辑部的代表(见《文艺报))1 956年第23期,第20页)。另外,舒芜先生在《关于改进文学刊物现状的一个建议》一文中说:“现在全国的文学刊物据说有四十多种,每种似乎都要成为‘百花园’。" (见《文艺报))1957年第8期,第3页)因此,笔者判断,十七年文学刊物一般在50种左右徘徊。为了说明闻题的方便,笔者不妨将其名目录之如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编辑出版的《说说唱唱))(1950年1月20日创刊于北京)、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编辑出版的《人民诗歌))(1950年1月创刊于上海)、北京大众书店编辑出版的《大众诗歌))(1950年1月创刊于北京)、河南省文联筹委会编辑出版的《翻身文艺))(1950年1月l 5日创刊于河南省开封市)、天津市文艺家协会编辑出版了《文艺学>-J))(1950年2月1日创刊于天津)、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众文艺通讯)>(1950年2月8日创刊于北京)、东北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东北文艺))(1950年2月15日创刊于沈阳)、河南省文联编辑出版的《河南文艺))(1950年3月16日创刊于河南省开封市)、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辑出版的《华南文艺))(1950年7月创刊于广州市)、江西省文联编辑出版的《江西文艺))(1950年7月创刊于南昌)、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北京文艺》(1 950年9月lO日创刊,创刊时为月刊,后因人力不够并入《说说唱唱》,1955年4月.《说说唱唱》改为《北京文艺》)、武汉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的《工人文艺》(武汉)(1950年创刊于武汉)、福建省文联编辑出版的《福建文艺))(1950年创刊于福州)、中国作家协会厦门分会编辑出版的《厦门文艺))(1950年创刊于厦门)、甘肃省文联编辑出版的《甘肃文学))(1 950年创刊于兰州)、贵州省文联编辑出版的《新黔文艺))(1 950年创刊于贵阳,1 953年1月改为《贵州文艺》)、东北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群众文艺》(沈阳)(1950年3月创刊于沈阳)、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编辑出版的《广西文艺》(1950年创刊于南宁)、山东省文联编辑出版的《山东文学》(1 950年创刊于济南)、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山西文艺》(约1950年创刊于太原)、西北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西北文艺》(1 950年l0月5日创刊于西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解放军文艺》(1 95 1年6月15日创刊于北京)、安徽省文联筹委会编辑出版的《安徽文艺》(1 952年2月创刊于合肥)、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陕西文艺》(1 952年3月创刊于西安)、热河省文联编辑出版的《热河文艺》(1 952年4月创刊于承德市,后随热河省撤消而停刊)、西安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工人文艺》(西安)(1952年创刊于西安)、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出版的《剧本》(1952年创刊于北京)、西南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西南文艺》(1952年【月创刊于重庆市)、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艺月报》(1 953年1月创刊于上海)、江苏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江苏文艺》(1 953年1月创刊于南京)、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的《译文》(1 953年7月1日创刊于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少年文艺》(1953年7月25日创刊于上海)、浙江省文联编辑出版的《浙江文艺》(1 954年8月创刊于杭州)、旅大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旅大文艺》(1954年1月创刊于大连市)、重庆市文联编辑出版的《群众文艺》(重庆)(1 954年创刊于重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文艺学习》(1954年4月创刊于北京)、广东省文联编辑出版的《广东文艺》(1 954年5月创刊于广州)、辽宁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出版的《辽宁文艺》(1 954年1 O月创刊于沈阳)、内蒙古自治区文联编辑出版的.《内蒙古文艺》(1954年创刊于呼和浩特)、青海省文联编辑出版的《青海文艺》(1955年创刊于西宁)、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编辑出版的《作品》(1955年4月创刊于广州)、云南省群众艺术馆编辑出版的《云南群众文艺》(1955年创刊于昆明)、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编辑出版的《文艺月刊》(t 955年7月创刊于沈阳)、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编辑出版的《处女地》(1955年7月创刊于沈阳)等。加上1 950年前创刊的文学刊物,凡50余种。十七年文艺刊物(含文学刊物)时办时停,其种数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数据。
[32]“茅盾:《一致的要求和期望》,《文艺报》创刊号。
[33]董伯超,武汉中南荣校退伍军人,曾在《湖北文艺》、《长江文艺》、《小说》上发表过小说、散文和速写。
[34]知侠:《铁道游击队》,上海文艺出版社1 978年3月版,第328页。
[35]见《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1949---1 976)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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