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扬之水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不过若从先秦文献中特别举出纯属文学的部分，却并不很容易。比如《尚书》，原是历史档案；比如《左传》，原是史书；三《礼》则谈制度；诸子的作品，或包含哲学的成分多，又或军事，或政治，总之在“文学”尚未独立的时代，先秦诗文可以说是彼一时代精神产品的总和，其间却并没有文史哲的判然分别，且惟其不分，而能够显示出一种特别的丰厚。正是由这浑然烂然的丰厚中，滋养出语言的智慧和为文的用心。

　　先秦之文，乃是由史中发达起来。殷商的甲骨卜辞，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语言的文辞。卜辞是王室占卜的文字，受内容的局限，辞句很固定，格式很刻板，记事极简略，字数多不长，它是语言的简化，而绝少润色与铺陈。

　　由简化的记事而至于精练的记述事象，则有了本是卜筮之书的《易经》。《易经》把天地万物的无限复杂作成简单的既可表示时间又可表示空间的一组符号，然后用文辞呈现符号中暗示的事象，以揭明宇宙人生的道理。不过若论文体，则《易》之文体近于格言，介乎诗与文之间。利用文字之韵，洗练句式，整齐文体，以求易于记诵，易于广播，当是初始阶段人们对语言的追求。而作为与诗相对的文，须待完全不依靠韵律，却只凭借叙事或说理来结构文句，或整或散，长短疏密，收纵自如，才真正是它的进步和成熟。

　　到了《尚书》，便已经是有独立之文体的记言亦兼记事之文，而用来赞颂帝尧的所谓“文思安安”(《书•尧典》)，却正不妨移赠于《书》，借用它的字面义，则即从容文思。

  　因为记事之文的发达，我们所见到的先秦诗文，便没有特定意义上的“史诗”。史诗的任务，似乎由记事之文来担当已经足够。而神话最初的使命也是传述历史，同样因为史的发达，原始神话并未沿着神话的轨迹独立的蓬勃生长，却是很快变异，即其中的许多内容很早便并入古史一系。战国时代，记述神话的著作却反而多起来，恐怕与当时重建古史系统的风气有很深的关系。不过在已经不是生长神话的时代，虽经“拾遗”与“重塑”，究竟无法接通早已切断的生命，它只能作为“神话色彩”而为别一种文学样式添助表现的活力。因此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诗文，也没有特定意义的“神话”。这也许算不得是怎样的遗憾。中国文学本来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且自有它独特的辉煌。

　　《左传》是史书，但历来嗜文者总把它当作出色的文章来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风俗制度与人情，赖《左传》而传。春秋时代蓄积酝酿之郁郁乎“文”，《左传》更占得精华。可以说，中国叙事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便完成在《左传》的创造中。

　　《左传》本为《春秋》作传，作为编年史，它要受到史实发展时间排列的制约，但是历史本身原有着兴盛衰亡的规律，每一事件也都有着它的近因以及根源和先兆。史实的组织，事件的叙述，便是文心所在，更何况史中从来充满戏剧性，史家而有诗心，是历史本来孕含着催发诗心的因子。左氏把春秋兴亡了然于胸中，国之治乱，人之祸福，先已见得了局，结构布置，驱遣安排，便一一由此中计算出来，兴盛衰亡于是依凭着编年的线索推助为笔底波澜。

　　春秋以前，只有官学。至于春秋，而“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私家著述因此肇兴，同时也成为先秦之文学的一大转变。到了《战国策》的时代，可以说是三代之蕴蓄最后的暴发，而《战国策》于蕴蓄它的母体，竟是有了颠覆与消解的一部分力量。从文学的一面来说，与此前的作品相比，它特别显示了一种世俗的趣味。如果作一个粗略的比较，那么大致可以说，《左传》是贵族的文学，《战国策》是平民的文学。前者多圣贤气，后者多游士气。 　　 诸子文章风格各异，其中对比最为鲜明的则要说是孔子和庄子，影响于后世的文学，也是如此。不妨说，孔子是把个人放在一个历史的社会的秩序里，庄子则把个人放在宇宙的生命的秩序里。孔子系心于日用伦常中的人生，庄子关怀着天地大化中的人生。孔子是为人之道，庄子乃为生之道。孔子奠定了根基，所以是深厚。庄子拓展了视野，所以特别有着精神世界的广大。发之为文，在孔子，是触处皆实理；在庄子，便触处皆幻相。

　　《山海经》真正是文学意义上的神话。它一面以其别致而又特别丰富的素材相煦于后世的文学创作，一面又为人长久保存着初创时期的生气。而我们看《山海经》，便总可以感觉到上古时代质素和憨朴的想象力实在可爱。但若为《山海经》的笔墨作赞，用着后世论文的语言却很难表述得恰当。曰天然，曰本色，也未必贴切。黄帝遗珠在“山”间“海”间，得之者则惟有象罔。“象罔”者，无心也。《山海经》的为文，便是一个象罔拾珠的境界。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那么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比较可靠的诗歌作品便只有《诗经》和《楚辞》。《诗》有《风》、《雅》、《颂》之分。以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前者是抒写情意，后者是讲道理。抒写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动，而道理讲得好，清朗透彻的智思，同样感发志意，令人移情，何况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如果说早期记事之文的简洁很大程度是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而并非出于文学的自觉，那么到了《诗》时代，追求凝练便已出自诗心。

　　《诗》之后有《楚辞》。从楚国的遗迹，如礼器、乐器，帛书、帛画，楚衣饰、楚俑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的气氛和诗之精神，无处不弥漫，但好像只有到了屈原，久孕待发的种籽，方萌发，生长，久久弥散着的诗之气氛，方凝聚为先秦文学中一枝独秀的《楚辞》。荆楚的山川草木，终于滋养出与北方之诗划出两样风格的南方之音。

　　《诗》与《楚辞》大致可以代表先秦诗歌的两样风格：《楚辞》繁丽，《诗》则质朴。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楚辞》却似乎更为广远。以文体论，四言诗的辉煌先秦以后便已经结束，《诗》之后的作品则只是余响，再不能独立成军。以品质论，《诗》所蕴含的原初的质朴既难再得，则只可以千锤百炼而后求，这锻炼出来的质朴之境，便远较铺张繁丽为难。何况文学的语言原赖铺张繁丽的一派而得以空前丰富，文学创造的天地也由此一番腾挪而拓展得更宽。正如鲁迅所言，《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但因此却又可以说，《诗》是为文的一个境界，而它之泽被词林，气质的一面，远远多于“文章”。

　　文学的断代，并不能伴随政权的更迭而划然划开两个时代，然而十分凑巧，楚辞竟由屈原和宋玉而完成了它的灿烂，乃至成为先秦诗歌一个完满的终结。随着秦的建立，文学便也别树新帜，开启新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