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一直领导着中国文坛的阅读时尚，一旦某一部小说引起轰动，刺激了阅读市场，同类题材的作品就会一哄而起，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文学热点。文化小说热、留学生小说热、官场小说热，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热点的形成对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艺术本来是一种独立的个体精神劳动，如果中国当代的小说家习惯了追逐潮流，或者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下已经耐不住寂寞，以致90年代以来大量的小说创作至少在题材上毫不掩饰地去迎合所谓热点，什么有卖点就写什么，独特的创意鲜见，其结果必然是使小说艺术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因此，阎真近年来相继推出的两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特别地引人注目。阎真在高等院校生活与工作，长期潜心思考生活、咀嚼生活，从而写出一些独特的人生况味。从题材上看，《曾在天涯》当属留学生文学，写的是一个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加拿大一段艰难的生活，《沧浪之水》则属官场小说，写的是某卫生厅中官场浮沉以及由此而来的刀光剑影与世态炎凉。但这两部小说之所以在铺天盖地而来的留学生文学与官场文学中脱颖而出，在时尚追逐的轻飘中给读者带来一份阅读的沉重，就在于两部小说在精神品质上都强烈地显示出一种对话性。东方与西方、自尊与自虐、情与理、爱与欲、独醒与同醉、历史与现实、真与假、仕与隐、虚无与实在、神性与魔性等等对立的意识维度，在这两部小说中相互交织、碰撞、缠绕，扭结，构成了一种包容性很大的意义空间，20世纪最后一段日子里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悸动、理性的茫然、文化的尴尬、人格的失落，尽现其中，而知识分子悸动中的抚摸、茫然后的探询、尴尬时的自审与失落中的挣扎，也在小说中曲尽其致。应该说，这种对话性正是这两部不同题材的小说能够放到一起进行评论的共同基础，也是我们剖解这两部小说的意义空间的最有价值的切入点。
一
自从老舍写下长篇讽刺小说《二马》之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就成了20世纪留学生题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话题。而话题展开的基本路向其实在20年代梁漱溟先生的论述中已经初见端倪:东方是和平的，西方是争斗的。东方强调天人合一，西方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东方是精神性的，西方是物质性的，在这样一种鲜明的对比中小说自然不难弄出种种有趣的噱头来，而东方文明的精神性“优势”也往往帮助留洋者以一种虚假的居高临下姿态来抵御西方文化的挤压，将两种文化的碰撞外在化与喜剧化。相对而言，《曾在天涯》的文化冲突是深层的，悲剧性的，因为这种文化冲突不是两个文化主体之间的碰撞与磨合，而是一个主体内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意向与文化根性之间的撞击，因而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充满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撕裂感。小说的主人公高力伟出身于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这种出身很容易成为一个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护者，但高力伟毕竟是在文化开放的80年代所受的教育，对以科技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在理念上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解与信赖。对于任何一个飘泊在异域他乡的天涯游子而言，尤其是当生存这一最基本的低级关怀也得不到实现时，他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根性之间就往往会发生撕裂，西方文化虽然可信却不可亲，自己所神往的加拿大以一种一成不变的冷漠应对着那些黄皮肤的朝拜者，而东方文化虽不足信却令人亲近，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和着血液的文化根性。所以，高力伟既不把加拿大赞美成天堂，也不像有的失败者那样将加拿大说成是人间地狱。他从内心里清楚加拿大无论是风景还是人情都是美好的，“不承认也不会这么几万里跑过来”，但这“好”“好来好去还是个人家好，又没我多少戏”。从世俗的意义上看，高力伟在加拿大的生计不能说是失败的，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已积攒了将近5万加元，但他最终还是离加回国，不仅金钱而且爱情也无法挽留，主要是他内心中积压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屈辱感。确实，科学技术是没有民族性与国家界线的，但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却是与民族的血缘与根性息息相关的，在自己的祖国，高力伟可以说属于文化精英阶层，但在异域文化环境中，高力伟引为自诩的文化知识百无一用，所以，高力伟绝望于加拿大的不是自己没有挣钱的机会，而是绝望于自己的文化尊严在加拿大丧失殆尽。正因此，即使跻身于多伦多这样的豪华大都市，高力伟总感到悬浮无根:“这座巨大的城市离我非常遥远，对它我感到 疏远，我无法摆脱那种飘泊旅人的感觉。我深深感到哪怕在这里再呆更长的时间，也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发了财，我不会感到幸福。”“加拿大，这是一个好地方，却不是我心灵的故乡。”
高力伟终于启程回国了，怀里揣着一张人人羡慕的“绿卡”。周围的朋友打赌说他即使为了那张绿卡也还会再回来，只有和他一起在中西文化的紧张对话中煎熬过的林思文深知他不会再回来了，因为她知道“根”对于一个具有文化自尊感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地重要。通常，人们会喜欢用爱国主义来诠释高力伟的归来，但这只是一种浅表层次上的理解，而且很容易模糊掉这部小说所潜藏的一种意义深度。小说中也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高力伟与林思文为了家庭生活主导权的争吵，林思文处处显示出女人的能干与固执，处处要为高力伟的前途与生计作出安排，这不仅因为她在潜意识中觉得是自己将高力伟带到了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是她用自己的奖学金支付着这个家庭的费用，而且因为她觉得自己对加拿大的异域文化与环境十分熟悉，理所当然地对这个家庭的生活安排具有最后的发言权。高力伟拼命地去挣钱，与众不同地故意放弃攻读学位的机会，在一些家庭琐事上一味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看起来好象是在坚守一个男子汉的人格，但实质上所抗争的恰恰就是这种家庭中的文化优越感。中国的本土文化传统是植根于宗法家族制度的，夫唱妇随，夫为妻纲，这是典型的儒家文化观念。所以，高力伟对男子汉人格的坚守未必不就是对自己本土文化的坚守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必要将这部已负盛名的留学生小说置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留学生母题中来考察，以便真正把握到这部小说所显示的种种历史与文化的信息。
我认为，作为一个人在天涯的留学生，高力伟所面对的其实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共同面对着的一个生存论问题，这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命之根与文化之根。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转型伴随着的是人口结构的大调整与大迁移。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为了强国富民的理念，或者从乡村来到都市，或者从东方来到西方，从海内飘到海外。而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精神的特质也被描述为永动不止的求索与进取，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形象，为了前面一种神秘声音的召唤而永不停顿。飘泊的生涯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但同时也必须忍受无根的悬浮与失重。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中，飘泊与寻根始终是几代作家笔下相依相与的共同母题，也是文学中相互撕咬、相互纠缠的两种对话的声音。不过，在现代作家那里，飘泊是实存意义上的，寻根是虚拟意义上的，飘泊是肉体的，寻根是心灵的，两种声音的交战从来就处于胶着状态，没有谁能够彻底地战胜谁，人物在永不休止的紧张对话中显现着自己人格的坚忍与伟岸，而文学则恰恰在这两种对话声音的纠结与抗衡中获得了巨大的意义张力。现在，高力伟在飘泊与寻根之间终于选择了后者，这是不足为奇的。把高力伟这一种类型的留学生同五四时期的留学生作一比较就可找到高力伟们那么容易放弃飘泊的精神基础。其一，高力伟们的飘泊缺乏一种高尚的目的作为强力的导引。留学之路即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之路，五四青年的这一坚定理念，在高力伟们那里已经只是一个过去的神话。高力伟来到北美，既有点突兀，“梦一样的现在就在北美了”，同时又非常实在:“为什么要来北美我没认真想过，我只认准一条，那么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都要来，我轻轻松松为什么不来?一踏上这块土地那模糊的目标马上鲜明急切起来:赚钱。”其二，高力伟们对自我生存品质的定位是反精英的。精英意识是渴望飘泊、崇拜超人的，而大众意识则趋向稳定、宁愿平庸。高力伟在最终作出决定后，有一段这样的自我辩白:“多少年来，我在心中嘲笑着拒绝着平庸，现在却极为清醒极为深切地意识到平庸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平庸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平庸的生命也是真正有意义的生命。这意义随着生命进程产生着又消逝着，留下最后的痕迹。过去的嘲笑和拒绝本身，今天也该受到嘲笑和拒绝了。这样，消减了虚张声势的豪迈和激越，我能以洞达者的无奈与心气平和看待平庸的生命进程。我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面对人生发出的诚实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高力伟在启程回国的时候，心情是“痛苦而轻快”的。小说在尾声中特地写到飞机起飞后，“远处的云在朝阳中翻滚着一片柔和的金色”，“机翼下的云层呈现着青白色，一团团轻柔如梦向后移去。”这一种轻柔暖调的景色所渲染的就是高力伟归程的如释重负的轻松。 当然，不能说高力伟的回归完全没有积极的意义，至少高力伟在东西文化的紧张对话中选择了回归，这一抉择体现了一个无奈的天涯飘泊者对自我文化之根的坚守。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薪传者，坚守自己的文化之根，这是知识分子对民族生存的一种道义担承，也是知识分子人格实现最重要的一条道德底线。当年的王国维甚至为了这样一条底线毅然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对于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知识分子而言，处在异质的文化环境中，在一种强烈的对比下坚守自己的文化根性似乎比较容易，因为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而在这种坚守中主体能够感受到自我确定的明晰与实在。那么，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就在自己所属于的本土文化环境中，他们能否坚守住自我的文化根性呢?这一点恰恰为我们解读作者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提示了一种重要的思路。
二
为了那点宝贵的文化自尊，高力伟回国了，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在此可以仿照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经典设问，追问一下高力伟回国以后又会怎样。尽管小说作者并没有自觉地意图用《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来延续高力伟的故事，但是，在池大为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确实已经验证到了高力伟的必然结局。从人物的身份来看，高力伟学的是历史，池大为学的是中医，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从小说设计的意义结构看，《沧浪之水》的开头俨然就是《曾在天涯》的结尾。同高力伟一样，小说开头时的池大为既是一个男子汉人格的坚守者（以一种平民知识分子的自矜拒绝了高干家庭同学许小曼的爱情），也是一个自我文化根性的坚守者。而池大为对自我文化根性的确认是从两个方面得来的，一是得之于父亲的榜样，父亲去世时，池大为检视父亲的遗物，发现一本封面已经变成褐黄色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里面是孔子、孟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文天祥、谭嗣同等的画像，画像下面所分别标示的如“克己复礼”“舍生取义”、“内不愧心、外不负俗”等等，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粹。书里面夹着父亲的一张自画像，下面则写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后来，池大为到了北京攻读中医学，好些夜里他把那本书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做绝对命令，一生清白、满怀正气的精神源泉。二是得之于对自我知识分子身份的荣耀感，池大为在毕业分配时为了自己的人格自尊拒绝做教授的女婿，于是从北京回到了省城。这时，池大为虽然有点郁闷，但他决定“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就有道义坚守由历代文化名人薪传下来的种种优良传统，因为“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里，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所以“我”所坚守的就必然是父亲所拥有的文化根性，是父亲心向往之而且毕生奉行的那些人生原则。“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
事实却是相反。池大为确实想做一个坚守者，但是残忍的现实用无可争辩的力量与精确一个个地敲掉了父亲留在池大为身体内的“遗传密码”。先是敲掉了池大为的“认真”，再敲掉的是池大为的“骄傲”，然后敲掉的是池大为的“骨气”，最后当现实用一次非彼即此的站队考验敲掉了池大为最后剩下的一点“正义感”时，池大为终于同世俗的原则握手言和了。在《沧浪之水》中，作者十分精细地描述了池大为放弃坚守后在官场厮杀拼打终于青云直上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细节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官场起承转合的微妙之处，因而普通的读者很容易把它当作一部目前在文坛十分流行的官场小说来阅读。但我所关注的是这部小说所披露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坚守到堕落的过程，以及这一堕落过程中所显示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第一，池大为对自己的文化根性未尝没有坚守，但是，为什么他一旦放弃坚守，就蜕变得比谁都快，玩权术玩得比谁都厉害，甚至老辣的马厅长最后也栽在他的手里?小说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为池大为设计了一个幕后的军师——晏老师，这位幕后高人虽然因为时机已过，隐而未仕，但他对周边的政治形势与人情世故看得十分透彻，教给池大为的全是道家思想中的治人之术。儒家与道家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根性的两个方面，而无论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也都同时具有正面与负面的因素。
从正面看，儒家是修身齐家治国安民，道家是无为 而治，天人合一，从负面看，儒家则是功名利禄，享乐人生，道家是阴柔练达，韬光养晦。一旦池大为决定换一种活法，文化根性中儒道两家的负面因子就得到极大的膨胀，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我文化根性的坚守本身就包藏着危险。这是小说中启示给读者的一个深刻的文化喻意。第二，是什么情境促使池大为放弃坚守，认同浊流?小说中对于权力间的斗争固然写得刀光剑影，波诡云谲，但说到底也不过是池塘中的风波，茶杯里的小浪，既没有文天祥所面对的生死的抉择，也没有司马迁惨遭宫刑的奇耻大辱，甚至连屈原的迁徙之苦也没有。小说中一个关键性的情节是池大为的小孩被开水烫伤，在求医的过程中池大为备受怠慢与冷落。正是这一事件促使他认真整理了自己一段时间来朦朦胧胧的思路，终于相信:活着才好，生存就是硬道理，一个人只有一辈子，拿到手就是真的，要站在自己的立场看世界，不要站在世界的立场看自己。
当然，这些理论不是池大为发明的，它是大众的哲学，市民的哲学，池大为的转变不过是从以前的拒绝走到了现在的接受。这一步看起来有万里之遥，其实也就在咫尺之间。因为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物质世界的五彩缤纷早就用无孔不入的欲望之流磨平了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社会变革中风吹雨打而形成的粗砺的神经，软化了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苦难折磨中练就的坚硬的心灵。一室不扫当然不能扫天下，但是当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的温馨牵绊中守护自己的文化人格与根性，我们还能对他给予多少希望?于是，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孤独者魏连殳。这个坚强得像狼一样的启蒙知识分子也是被生存的合理性所打败。当他的经济状况还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时，他强大得足可以同整个的世界对抗。可是一旦他屡被解雇，仅仅维持最低需求的经济来源都被断掉时，他不得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过，魏连殳是清醒的，决绝的，他知道是这个肉体的生存需求逼迫自己放弃了启蒙者的人格坚守与道义担承，所以他痛恨这个肉体，想方设法地去摧残它，消磨它，要把它从速地毁灭掉，甚至死了也还在用一种冰冷的微笑嘲笑这可笑的死尸。而池大为则恰好相反，我们看看他在飞黄腾达之后是怎样重新认识自己的吧。“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戴上了面具，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反而是到了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像戴了面具。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可见，池大为也清醒地知道是这个肉体的生存需求使他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守望，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准则，但是他在放弃与转变之后，欣欣然地享受着转变给自己带来的肉体的愉悦、世俗的尊严。相形之下，魏连殳的失败是悲剧的，池大为的失败是喜剧的，两者的人格品位相距又何止天壤!
三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中国的文化思潮中腾涌着一股势不可挡的世俗化倾向。在这种文化世俗化的思潮中，有一个特征格外引入注目，这就是知识分子不断地被要求作出自我的定位，有的文化批评家甚至要求知识分子集体涅，向大众全面认同。《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之所以受到读书界无论雅俗的好评，除了小说的题材确实引人入胜，小说的艺术手法也精致老到，显示出作者对人物心理把握的深刻与微妙，更主要的是这两部作品都刻画了知识分子在自我定位中的精神裂变过程，呼应了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比较而言，《曾在天涯》是一种文化定位，高力伟把自己定位在本土文化，《沧浪之水》是精神定位，池大为最终把自己定位在大众。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来看，前者是退居，与五四以来新文化所张扬的永动不止的冒险与求索精神相距已远，后者是下坠，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反平庸理念也已背道而驰。这难道真的像有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所预言的那样乃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
好在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作者只是用一种同情、理解与宽容的态度给读者也是给整个的文明史展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时的心灵对话历程。正是这一点使《曾在天涯》与《沧 浪之水》超越了目前在市井坊间流行的所谓“打工文学”与“官场小说”而显示出一种高雅的文化品位与深刻的意义维度。通常在“打工文学”与“官场小说”中写到知识分子的堕落，往往简单地归结到人的本能欲望对理性的战胜，但在阎真的这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选择无论是退居还是下坠，其行为的发生根基于更为深层次的心灵对话。在《曾在天涯》中，高力伟经常触景生情，对时空的移易、生死的转换发出追根究底的盘问。有一次在一块寂寞的墓地边徘徊，高力伟似乎聆听到了宇宙间旷古长存的那个苍老的声音，不禁思绪飞扬:“曾经存在过的全部痕迹，就是这一座墓碑，这静穆的矗立就是生命的凝结。来了，又去了，如此而已。没有人去追问他们曾经是怎样存在，他们的存在又有怎样的意义。时间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它以无声的虚空残酷掩盖着抹杀着一切，使伟大的奋斗目标和剧烈的人生创痛，最后都归于虚无。一个人一旦理解了时间，他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时间使伟大变成渺小，骄傲变成悲哀，使少年的意气风发变成老年的沉默不语，使一切变得意义模糊，唯有它永恒存在。”“从小我就在内心强烈地感到历史深处有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使我有一种模糊的使命感，觉得自己这生命存在的重要。在这一片墓碑面前，生命的短暂渺小无可掩饰地显示着本来面目，我感到了那些幻想的虚妄。一个人当他成熟到能够明白自己在时空坐标中的人生定位，他就再也没有勇气骄傲。”诸如此类的玄思在小说中多处出现，构成了小说心灵对话的基本主题。在这类有关时空与生死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特点:一，对话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逻辑理路，时空是永恒的存在，人是一次性的存在。既然人终归要在历史中变成虚无，人就应该使这“一次性”变得丰富多彩，就应该尽量满足这“一次性”的肉体生命的需求。所以，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意义，而是生命。“这生命像无尽时间之流中的电光一闪，无法也没有必要去追寻最后的意义，那电光一闪的瞬间就是终级的意义。人不是为了承受苦难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苦难没有绝对的价值，苦难使苦难的意义化为乌有。在时间之流中每一个生命都那么微不足道，却又是生命者意义的全部。”二，对话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出之于一个历史学硕士喜作历史沉思的专业癖好，正如高力伟去墓地徘徊是因为同林思文吵架，小说中主人公的每一次玄思和紧张的心灵对话都与自己某一时刻的生存境遇紧密关联着。正是这种清晰的逻辑理路为高力伟、池大为的自我定位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而对话的发生与生存境遇的紧密关联则让我们看到了高力伟、池大为性格发展的层层递进。
尽管高力伟、池大为们向平庸的自我定位已经无可阻挡，但心灵的对话无疑是紧张的、痛苦的、扭结在一起的，因为对话的两种声音都具有合法性依据。有谁能够蔑视历史上那些为了追求真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先哲前贤?又有谁能够否认自己的肉体生命绝对只有一次?有谁能够贬抑和菲薄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启蒙理念与求索精神，又有谁能够怀疑与反对人在现实生存对世俗幸福的追求?不过，知识分子与大众毕竟不一样的是，大众不需要选择，而知识分子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自古以来，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就被定位在道的守望者，人类精神的守望者。为了这种角色的担承，历史时空中多少知识分子放弃了肉体的快乐，甚至放弃了这唯一的“一次性”，自愿地走向为人类为真理而牺牲的祭坛。就他的“一次性”而言，他所得到的是一无所有的虚空，但人类无数的“一次性”实有正是在他的“一次性”虚空中获得了人类的尊严，而这种尊严就是人类文明得以赓续的基础。人类有多种多样合理合法的生存方式，对知识分子而言，作出自己的选择，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求道者得道，求仁者得仁，求世俗之快乐者也将得到世俗之快乐，无论你选择的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精神品位的高低与生存意义的大小都将在这一艰难的选择中得到应有的判定。在这里，我要郑重提到《沧浪之水》的结尾。池大为在春风得意之际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于是到父亲的坟上祭奠，与父亲的灵魂作了一场为自己辩护的对话，他在赞赏自己父亲的同时又希望父亲理解他所代表的另一种真实。对这场对话的描述有两个细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远远地看到父亲的坟时，“我心中忽然有一种怯意，不敢这么走过去，似乎活着的父亲在那里等待了很多年。”二是池大为把父亲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在父亲的坟前烧还给父亲的时候，看起来是义无反顾地要去追求自己的“真实”了，但小说写道:“书页在黑暗的包围之中闪着最后的光，我死死地盯着那一点亮色，像要把它雕刻在大脑最深处的褶皱之中，那里是一片无边的黑暗，一点亮色在黑暗中跳动。”这两个细节确实是耐人寻味的。它们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只要这一种“怯意”还会升起，只要这一点“亮色”还在跳动，这就说明在世俗化大潮中随波逐流的当代知识分子心中对道、对精神的守望欲求一念尚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守与自救就没有理由过于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