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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犹在未尽才 ——日耳曼学者商承祖的遗憾

叶隽
  作为南京大学德文学科的开辟者,商承祖(1899-1975,亦用名章孙)的学术史意义,尚待深加挖掘。由于资料缺乏,这里只能大概勾勒一个粗略的轮廓,供后来者参考。

  莱辛研究,当属商承祖的拿手好戏。他曾翻译过莱辛名剧《爱美丽雅·迦洛蒂》,并撰有《后记》,作者引用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梅林、赫尔德、歌德 等的评论,展示了良好的学术史观,既对此剧做了简要介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从现实主义的美学立场看,‘爱美丽雅·迦洛蒂’在戏剧技巧方面,很具匠心,是一篇难得的杰作。全篇的情节结构紧凑精细。每场的动作无不布置妥善,层次分明,安排在作者所注意的目标之下。”但他同时也能指出作者的局限,而且说得有道理,即作为美学家莱辛对于美学的“过分兴趣”,导致了他“只在亲王和画师两人讨论美学问题的一段话稍许地离开了主题”。应该说,在第二代德文学者中,冯至之于歌德、董问樵之于席勒、商承祖之于莱辛,都各有所长。

  从学术史传承角度来看,在这方面商承祖是继承了其北大德文系受业之师欧尔克的真传的。欧尔克(W.Oehlke)虽也有《德国文学史》等通史性著作,但若论其立定根基之“独家绝活”,就在擅长莱辛研究。他所著《莱辛及其时代》乃是有学术史地位的著作,而且他对克莱斯特也很欣赏。

  作为欧氏的得意弟子,商承祖显然受乃师影响颇深。莱辛之外,他对克莱斯特也颇有兴趣,兼及翻译与研究(如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载《民族文学》第1卷第2期,1943年8月7日)、曾撰专文篇幅近二万字,对其颇有独到之见,甚至将其与歌德、席勒相提并论,更妙处在能知人论世:“许多浪漫派诗人于青年时代便不能奋发自强,抗拒伟大的命运。只有替自己哀歌,甘自屈服,终至毁灭而后已。……柯莱斯的生活却不然,他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名实相符的斗士,拿铁一般的意志,豪迈不可一世的,气吞山河的气概反抗自己时乖运骞的遭际,要挣脱时代的束缚,但是,其结果反而加速了个人生活的悲剧;他奋斗的生活展开在我们的眼前确是一幕纯戏剧的人生大悲剧。”(商章孙《柯莱斯之平生及其创作》,载《学原》第1卷第2期,1947年)。商承祖翻译过不少德国小说,这其中既有他研究的对象,也有其它作品,商氏涉及的德国作家不少,诸如莱辛、克莱斯特、施多姆、海涅、布莱德尔、西格斯等都有。

  商承祖并非科班出身,但可谓是早期具备跨学科条件的学者,因为他先后跨越的乃是民族学、汉学、日耳曼学等多个学科。商承祖早年随父赴德(1912-1916)时不过10多岁的少年而已,但却打下了非常好的德语口语基础;日后入北大德文系,果然皎皎然不群于众;大概是在1930年代他再度赴德,在汉堡大学留学(1931-1933年注册),以《中国“巫”史研究》(Schang,Tschengtsu: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chen "wu". Hamburg: o.V. Diss.phil.Hamburg,1934)的博士论文获民族学(Volkerkunde)博士学位。但商与汉学关系也非浅,不仅是指他曾同时在汉堡大学任汉语讲师,而是其论文也同时接受了汉学教授的指导,如他在论文后记中致谢的Jager与Forke,都是德国著名汉学家。

  1930年代,商承祖参与完成的调查研究报告,至今仍具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商氏似乎并没有能将自己早年的民族学训练带入到日后的德国文学研究中去,这是非常遗憾的。人类学/民族学的领域是产生大家的学科,因为它本身有坚实的学科方法论基础,那代前前后后的学者如吴文藻、林同华、费孝通等的成就当可以略做印证。就本学科而言,冯至先生晚年曾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生平治学的不足之处,他一方面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内各门科学联系性较强”的事实,另一方面毫不讳言自己的学术弱点:“据我个人的经验教训,我研究文学,由于对哲学、历史、宗教等知识的贫乏,有时遇到与上述学科有关的问题,常感到难以解决。”强调跨学科交流的必要性,甚至隐含了对社科院各研究所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现象的委婉批评,主张“横向联系,互相请教”。我们知道,对于现代学术发展而言,由通人变为专家,乃是不得已的规训过程;但知识的探索与寻求,往往并不为人为的界限所规定,所以自觉地以求知为原则,建立跨学科意识非常重要。可说来容易,做到很难。故此,学者个体如能兼备若干学科的学养乃至学术训练,至为理想。这一点,商承祖因缘际会,在那代人里面是相当难得的;然而,在德国文学研究方面,他却并未能借助这些优势而“别出手眼”。或许,也是时代使然,中央大学要到1947年才建立德文专业;而1950年代很快又进入了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然而,时代毕竟是时代,个体毕竟是个体。陈寅恪不也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书写了学术史的辉煌吗?不仅是他的精神历程,也包括他的学术著述。作为学者而言,终究是以著述来为最基本的衡量标准的。面对“述而不作”的学人,我们除了表示理解与敬意之外,也不得不为学科史而惋惜,因为学术一如社会,自有其独特的伦理标准在。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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