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情报告·焦点现象与热点事件（二）

2、“传媒与文学”成为文坛热议话题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科技化，文化生活的日益大众化，传媒领域以其手段的多样性，方式的综合性，自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对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文化生活所给予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势，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就愈来愈显见，近几年来更是以纸质媒介、影视媒介和网络媒介三位一体的强势互动，对当代文化生活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其中，对于文学领域的影响尤其巨大，使得当代的文学生产实际上进入了传媒的时代背景，置于了媒体的主导之下。这种文学生产的“传媒化”境况，给予文学带来的，有机遇，又有挑战；而且由于超出了人们的已有经验，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也引出了不少话题。
　　有关“传媒与文学”问题的提出与研讨，前些年就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但总体来看，还属于个别人的议论和局部性的话题，但到了2006年则完全不同了，话题成为了文坛的焦点，而且引起了普遍的热议。这一年中，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后来又成为一些学术会议的专门话题，而且无论是著文讨论，还是座谈研讨，各种意见也不仅相同，甚至构成了争议，形成了交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联办的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把把与此密切相关的“消费社会中的文学之出路”列为了第九大热点，并概要评述道：“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丰裕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准，新的消费观念和模式的兴起，闲暇和假日经济的出现，科学技术创造的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大众传媒的普及等，所有这一切对文学与传统的文学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有关“传媒与文学”的相关话题的集中研讨，是于2006年年底先后召开的三次学术会议。首先是在11月初于成都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余名与会代表，围绕“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其间，在谈到“新世纪文学”的背景与现状，以及与过去比较所发生的变异时，都普遍涉及到“传媒时代”对于文学现状的影响及其联系，一些与会者在发言中还就新世纪文学与大众传媒和网络化的关系，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媒体时代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批评机制的建立，以及要加强对于文学消费者的关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进行了一定的研讨。接着是于12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 ，会议围绕“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总议题，就“文学与传媒”、“大众媒介技术挑战下的文学生产”、”“大话文学、网络文学与重写经典”、“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与文化认同”、“大众媒介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全球化”、“文化媒介人和文学生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讨，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争论。面对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艺术生产，与会专家们有所忧虑，但对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充满信心。童庆炳、王向峰、王纪人等学者都认为文学面临着来自以电影电视为媒介的时尚文化的严重冲击，因为语言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方式，文学是不会消亡的，但文学生产的方式、表现形态和传播接受等都要发生变化。饶芃子指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应该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取长补短，实现雅俗文化的共生共荣和共建。徐岱也认为传媒时代，崇高并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只是崇高的变化，艺术生产永远需要崇高精神。白烨为传媒时代的当下文坛进行了诊断，指出当下文坛的主要问题，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创作”问题，而是文艺创作的环境氛围发生了巨大的演变，文艺领域本身出现了新异的变动，文坛在不同的人那里，显然已有了“传统内”与“传统外”，“主流”与“非主流”，“体制化”与“民间化”等不同部分的区分，当下文坛面对的是新的裂变与新的挑战。陈晓明认为，文学批评在今天这个大众传媒时代变成了一个令人困扰的话题，商业性报纸作为媒体的中坚力量，使原来的文学批评生存空间――期刊杂志逐渐边缘化，但由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的经典价值建构的紧张关系，当代文学批评或许可以找到自己幸存的依据。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指出，随着中国式的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出现，文学和美学研究的一个新景观是消费话语的引入，在引入的同时也要有所警惕，警惕那种为畸形消费主义呐喊和辩护的消费主义研究，更要警惕对政治冷漠和公共意识的弱化的现象持肯定态度的消费主义研究。王一川认为考察“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京味文学是一个合适的个案，王朔借助新的泛媒介场而崛起于文坛，标志着京味文学第三代勃然兴起及京味文学被推举到商业热和美学热的双热巅峰，这时的京味文学无可挽回地以天鹅绝唱般辉煌方式走向终结。但作为一种以品味故都流兴为集中标志的现代地域文学现象京味文学终结了，京味文学正以其第三代为界碑，在绝响中换味。
　　随后，几乎与上海的这此会议相衔接，由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联合主办的“2006北京文艺论坛”，就以“传媒与文艺”为主题，集中研讨当今中国传媒的飞速发展与文学艺术的密切关联，及其在文艺与传媒领域造成的新景象和出现的新问题。研讨中首先的一个话题，是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为文艺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手段与更多的可能性。蒋原伦、许锐、贾德臣等指出，传媒技术的发达为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艺术的传播与发展创新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准备，许多当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各种新媒体技术综合运用的结果，作品的种种创新同媒体新技术带来的灵感紧密相关。张柠、张颐武等认为，文学艺术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素来十分密切，任何一次传播媒介的变革都会导致文艺话语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在新兴媒介的发展之中产生了很多变化，首先就是电子媒介的兴起，特别是网络、手机短信等电子媒介兴起，每一个人都可以绕开传统平面媒体，因此导致了价值的多元性和话语的多样性。中国今天的民族振兴需要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必须借助于今天的新兴媒体。其次的一个话题，是传媒对于文艺也是一种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让人忧虑的新问题。傅谨、叶培贵等指出，在传统艺术得到大众传媒的支持产生了越来越大影响的同时，一种危机在悄悄出现，大众传媒代替了人们对于文艺的第一次选择，当大众传媒的辐射面越来越广的时候，人们渐渐把自己选择的权利让给了媒体。这使得很多艺术尤其是传统艺术在传播过程中被由完整的形式变成单纯的片段的方式，片段的东西可以被无限地放大，而真正完整的内涵并没有完全传输给受众，艺术本来的面目被扭曲了，甚至被庸俗化和杂耍化，长此以往，文艺的真正韵味人们反而不愿欣赏了，真正的形式也得不到重视。孟繁华更指出，当前真正的主流文化是媒体文化，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媒体文化对人们的控制力、支配力是其他文化不能够替代的。在传媒时代，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一是引领潮流的时尚文化，它以诱导消费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以“激进”作为自己的文化姿态；一种是相对稳定的传统文化，以严肃文学为表征的这种文化，在媒体的压抑下越来越呈现出“守成”的性质。时尚文化就是娱乐文化，娱乐文化主要的策略就是身体叙事，特别是关于女性身体的叙事。而对经典的文化，媒体很少举荐，偶尔涉及到和文学艺术相关的事件不得不去报道的时候，也迅速把它娱乐化。在这种情况下，严肃的写作乃至文艺变得越来越退却。陈晓明也指出，在大众媒体的强势面前，专业的文学文艺批评也面临着被媒体格式化的危险，被要求按照媒体通俗易懂的，对里边的信息采取表面化的方式来处理和传输。朱大可认为，当前，“文化无用论”实际上成为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时髦立场，以谈文化为耻，以搞娱乐为荣，正在成为传媒业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大众传媒业，大多主要以发行数据、收视数据作为衡量优劣的唯一尺度，由此导致文化含量急剧下降。第三个话题，是有关传媒与文艺的良性互动问题。于丹指出，在今天的多元信息传播时代，我们缺少的不是信息源，不是事项，不是镜头，不是语言，而是这一切信息整合背后的一种价值传递，一种媒体品牌价值，所以今天的媒体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浮躁事项的载体，缺乏深度的链接，真正的媒体品牌并不简单表现为一个标识，一种色彩，一个声音，它表现为一种恒定的价值判断，媒体应该在品牌建设上有所作为。陈哲认为，传媒人士需要加强责任感和文艺修养，确立人文立场。周星认为，必须加强媒体自律和文化意识形态自觉，文化是传媒和文艺共同立足的基础，传媒根本上要传扬文化，而文艺就是文化的构成和表现形态。站在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待和要求传媒和文艺，是目前迫切需要强化的意识。吴秉杰认为，在当前，文艺只有坚持美好爱情、高远理想、人的自我实现、生命意识、人类意识等跟人的本质、人的发展的要求相联系的一些高端价值，才能和大众传媒所带来的娱乐性、休闲性的日常消费的内容区分开来，同样文艺只有保持审美的高端价值，才能与大众传媒建立起一种积极的、交流的、互动的关系。
　　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是文坛内外许多人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不同的论者各有自己的侧重。吴长青在《传媒时代文学批评的流变》（《河北日报》2007年1月19日）一文中，就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问题本身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文学批评在传媒时代与前传媒时代是不一样的；另一层意思是文学批评可能受到了干扰，批评不再是原来那个批评了。他在简述了传媒批评与学院派批评的异同后指出：学院派以为传媒批评是对正统批评的干扰，或者说是妨碍了正常的批评。我以为学院派的忧心似乎没有必要，不管传媒批评以何种面貌出现，它的基本点是服务于读者阅读的，既然是服务于人的，在基本层面上应予肯定。我们只能说这两种批评方式的职能各有所长，功能自然不同，既然文学有主流文学与大众文学之分，为什么不允许文学批评有两种形式存在呢？从这层意义上，我倒以为传媒使得我们批评出现了流变。出现流变未必是坏事，对这种新文体在建设中包容，我以为是明智的做法。同样谈论大众传媒批评与学理批评，吴义勤和陈超在《面对大众传媒 批评能否依然理性》（《中国艺术报》12月18日）的对谈中，则更为强调学理性的批评的重要性。吴义勤认为，媒体批评容易造成对一个时代文学真相的遮蔽，因为真正好的文学、真正优秀的作家，可能习惯默默无闻，与媒体并没有亲密的关系。这就跟媒体形成一种天然的矛盾，这种写作显然是传媒不愿意关注的。大众传媒所炒作的那些所谓的伟大作品也许并不是这个时代真正伟大的作品，而真正好的作品可能被传媒的喧哗遮蔽，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另外，与上述情况相伴而生的是，媒体批评培养了批评界浮躁的情绪，把批评家时尚化、明星化，批评家难以形成真正的个人风格，有个性、有力量的批评家难以看到。也就是说集体的声音代替了个人的声音，我们很难听到真正的有见地有力量的声音。批评应该在文学作品与文学史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经典化作贡献。传媒制造的这些批评无助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完成，文学作品经典化还需要真正的文学批评去完成，在文学作品与文学史之间搭上桥梁。大众传媒基本上不在乎文学史，它是一次性批评，作为一个吸引眼球的具有新闻效应的资讯来处理，不需要经得起文学史的推敲。这对于文学经典化是有害的。陈超指出，媒体批评与学理批评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媒体批评在今天这个社会同样需要。但现在这两种批评界限不清，学理批评也越来越有舆论化的倾向。媒体批评几乎不参照行业内的评价标准，行业内的批评反而要参照它，这不太正常。另一方面，学理批评相对于大众媒体批评，对于最敏锐的问题缺乏及时反应，周期比较长，一些焦点、热点问题的及时回答往往被媒体批评所占据。媒体批评有时候有寻求刺激的动机，有时候它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命名，一种很极端的说法，很有可能就触及到某些重要的问题，击中要害，所以在这点上是有作用的。但是学理性的批评仍然非常需要，现在很缺乏既有学理性，又有时效性的批评。
　　还有一些署名文章，分别提出和探讨了"传媒与文学"的相关问题。张兴成在《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境遇》（《人民日报》8月11日 ） 中，指出了电子传媒对于文学的两个层面的影响：图像取代了文字的主导地位，数字技术使文学在表现手法和内容上都发生新的变化；但他认为，仅从这样两个角度来理解电子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电子媒介正在改变文学存在的社会与人性基础，文学将面临一个全新的境遇。针对不断功利化的生活世界，文学要提供超越现实的想象空间；而面对不断虚拟化的电子世界，文学肩负着还原“真实”的重任。正是在这个夹缝中，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人性的黏合剂和生存的平衡器。当幻觉将真假的界限混淆时，文学应重新展示真诚和信仰的力量。王纪人在一篇题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与时尚》的博客文章中，描述了当下大众文化越来越走向娱乐化、时尚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后，指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也显然正在日益脱离往日的严肃文学的路线，走向市场化和商业化”。以此看法为基点，对一篇题为《论时尚的文化意义》的署名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严重失衡时，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该如何面对？一种态度是迎合这种物质主义的潮流，用“欲望叙事”一类的媚俗方式，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地予以表达，甚至以一种铺张扬厉的方式。即使偶尔也调侃讽刺几句，充其量只是一种讽一而劝百的把戏而已，非但不能对这种社会弊病起到任何匡正作用，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刺激诱导的作用。另一种是对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持文化关怀和文化批判的立场。文化关怀既是对人类精神的、心灵的和道德的关怀，也是对普通人的物质利益、生存权利、生活质量和欲望的关怀，这就是既要重视人的物质需要，也要重视人的精神需要。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往往忽视人的物质需要，否定个人利益，提倡禁欲主义、精神决定论和人格主义。处于转型期的今日中国，这样的价值观正在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复杂的现象。一方面人的许多正常的欲望，包括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尚待满足；另一方面，对物质、权力和金钱的崇拜又导致人欲横流和道德沦丧。这恰恰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也提出了文化关怀和文化批判的课题。如果说忽视物质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精神主义，那么抹杀精神力量的欲望叙事仅仅是物质主义而已，它必然导致现世主义和官能享乐主义。在这样的意义上，某些文学艺术和传媒就完全丧失了使文明升华的职能。他指出：对于当今等而下之的中国的所谓“时尚文学”，那些文学的赝品，我们只能持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的态度，拒绝它们，远离它们！不要去吹捧它们，更不必制造煞有介事的理论依据为它们鸣锣开道。
　　作家熊召政在 《传媒时代：作家如何面对》的文章中，历数了文学作品的读者正在急遽减少、，阅读进入了“读图时代”、文学的一些诸如承担指导生活以及为社会思考的责任等重要功能正在丧失等诸种问题，谈到了许多职业作家的“困惑”与“惊愕”：他们一直引为自豪的精神优越感正在丧失，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丧失还使得他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他指出：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无法选择时代的时候，作家队伍的分化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一部分作家重新审视文学的作用，试图找到新的文学生存的方式；一部分作家则很快地适应传媒时代的市场需要，不惜放弃文学的高雅，而进入媚俗的创作活动中；还有的作家对传媒时代始终怀有抵触情绪，他们无法改变现状，因此备感孤独和无奈。对新时期的无远弗届的传媒的力量，我无法从情感上接受它，却也无法拒绝它。在传媒时代，技术改造了我们的艺术，因为技术的发达，导致我们艺术的想象力日渐萎缩。这一点，在电影与电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电视剧在中国的观众如此之大，是任何一部畅销小说都无法比拟的。理智告诉我，电视剧是传媒时代文学最普及的表现形式，但今天的电视剧，虽然不能说乏善可陈，好的作品却也的确不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主流作家们，还没有认清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已经改变。因此，也就没有打算利用这一方式表达文学的理想。我想，时下作家之轻视电视剧的写作，同宋元之后的文人轻视民间的话本写作一样，在传媒方式变更的转型期，多数文人都不会对新的文学样式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也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照。我提出这一问题，乃是因为这是一个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作家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置身在传媒时代，我们就得认真思考，如何在新的社会形态下，承传文学的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