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

何其芳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学理论遗产,尤其在新诗的理论批评方面,他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和很有意义的观点和看法。从新诗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他应该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这实际上涉及到新诗理论批评史如何对何其芳定位的问题。

我是赞同而且主张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应以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为开端的,这个时期诗歌的变革求新当以黄遵宪、梁启超为代表。黄、梁二人在诗歌的理论批评上有所建树,此期他们的诗学观念虽有着旧的传统诗学的成分,但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以西方为准则开始有明确意识的变革求新却是确定无疑的。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现代化要求从他们身上开始了萌芽。以后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发展,从五四时期直到40年代,其参照的中心更是西方,特别是西方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学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诗学。但就在40年代,在解放区,新诗理论批评的现代化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回归传统和民间似乎成了主流。这种倾向由4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然后经过短暂的80年代的“朦胧诗”诗学和新生代诗学,90年代才又在新的平台上明确提出了传统诗学的现代性转换问题。

何其芳的诗歌理论批评孕育于40年代,成熟于50年代。它的性质取决于40年代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向和工农兵的文艺方向,但在五、六十年代新诗理论批评日益政治化、极左化的时期,何其芳却能坚持学术立场,以积极、认真、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古典诗词和民间诗歌理论资源,以兼容并包、追求真理的精神对待西方诗歌理论和五四新诗传统。可以说,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是此期最有价值的理论贡献之一,其现代格律诗理论是新月派之后影响最大的格律理论,对于推动中国新诗从创作到理论进一步成熟具有桥梁的作用。他总结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经验教训,汲取了民歌民谣的有益养份,继承了五四新诗传统的积极因素,对于后来的创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都有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诗歌理论批评界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果,许多方面都能看到他的影子。当然,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也肯定有局限,这一方面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本人认识上的局限性,这也可以理解为理论的完善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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