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文学”与“现代性”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革命”(如五四文学革命)常常被看作是“现代性”在文学领域的突围,文学社团论争(如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鸳鸯蝴蝶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往往被看作是“现代性”在文学舞台上的多声部表演,各种文学流派的实验性探索则更被当作是“现代性”落实在文学上的表现……可以发现,种种探究“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思路,其实都是停留在所谓“现代文学”的发生机制上的,而这种发生机制显然又是相当单纯的,主要是由“现代性”这种思潮或者说观念、意识驱动的,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所谓的“现代文学”的建构中,是否还存在着另外强有力的建构因素?

这样的追问,使得一向被忽视的“现代文学”的物质外壳渐渐浮现出来:资金募集、出版机构、编辑群体、传播渠道、读者市场……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特有面貌,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某个文学流派的兴衰成败。而“编辑”作为投资方、出版方、读者市场等力量的集中体现,与“刊物”以及“刊物”上的文学作品的关系最为密切,无疑就成为我们在“现代性”意识之外探究“现代文学”发生机制的又一个合适入口。第一个现代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的编辑群落就这样站在了我们探究的视野之中。

一般认为,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的时期(1921—1922)是《小说月报》的黄金时期:明确的启蒙文学定位,为人生派小说的粉墨登场,自然主义理论的大力推广,再加上编者在批评与译介领域异常活跃的身影;全面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举奠定了其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的基本面貌。

只是我们以这样的“现代文学期刊”面貌去涵盖革新后《小说月报》的全部历史的时候,会困惑地发现一些裂缝、一些杂音如1923年以后《小说月报》上大张旗鼓的“整理国故”而不是批判国故的运动,如1923年后《小说月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而不是对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异乎寻常的绍介兴趣,再有1923年后《小说月报》之于现实论战的疲乏,等等。

这些裂缝、杂音的出现,使我们恍然领悟到:1923年元月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实际运行轨迹来说,就应该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一个承前启后不可忽视的转折点。然而,按照一般的文学史理解,1923年《小说月报》更换主编,主要仍然被解释为新旧文学争夺文学阵地的结果,被解释为新文学一次不得已的妥协,或者更明确的说,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倒退。

真实情形是否如此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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