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翻译

郑振铎(1898一1958)是我国“五四”时期涌现的著名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也是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1917年夏,他考进了北京铁路管理学院。1919年“五四”运动中,成为该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从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参与编辑了《闽潮》、《新社会》、《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了大量译作,对中国文化运动和翻译贡献较大。

1 郑振铎的主要译作及其影响

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擅长英语,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他一生翻译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俄国文学。郑振铎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翻译俄国小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20年到1923年间,郑振铎所推荐、翻译的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论文及“序文”、论著等,共二十多篇(部)。由他与人合译的《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在“五四”时期的读者中颇具有影响。而由他翻译的《灰色马》(《小说月报》连载)等,则反映俄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倾向,引起读者的注目。他积极介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进步文学,为我国的新文学思想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二)、印度文学。郑振铎主要是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古代寓言。1922年10月,郑振铎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新月集》。我国比较有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而出力最多的,就是郑振铎。冰心看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意义的。二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1925年8月,郑振铎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共收他的译作五十五篇。他的译作受到了中国读者(包括少年儿童)的欢迎。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悼念郑振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对他在印度文学翻译力一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三)希腊和罗马文学。郑振铎也很早就对希腊、罗马文学有所介绍了,1929年,出版了《恋爱的故事》为书名的连载《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此后又译述《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1935年以《希腊神话》为书名出版,篇幅为前一本书的三、四倍。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学、美学的新的视角。如果说郑振铎是我国较早的比较系统地介绍希腊、罗马文学的人之一,是决不为过的。解放后,他在《希腊神话》再版本中,还运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导言》中关于古代神话的著名论述来分析希腊神话,这就赋予这两本译著以新的意义。(四)其他作品。除了上述主要三大类翻译作品外,郑振铎另外还翻译过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歌、高加索民间故事和欧洲童话《列那狐的历史》等等,体裁十分广泛。

郑振铎的翻译活动既有全译,也有选译、节译、译述等等,从多力一面作了实践,对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无疑起了进步作用。

2 郑振铎的译学理念

郑振铎对翻译工作的贡献主要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一生对翻译的提倡建议之功。作为一名诗人、散文家和知名学者,他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翻译见解,不仅在当时起了较好的作用,而且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表示怀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在诗歌翻译上,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本质上是狭隘的文学观念的产物,认为如果否认了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指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的。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在当时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二)翻译不仅是“媒婆”而且是“奶娘”

郑振铎认为翻译最好有两种功能:一、能改变中国文化传统。二、能引导中国人和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相接触。他认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中提出,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在他发表的《处女与媒婆》、《翻译与创作》、《盲目的翻译家》等文中,反对盲目的翻译,认为只要有选择的翻译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他反对把翻译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不仅是“媒婆”而且类似于“奶娘”, 创作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 红楼梦》以及诸子百家文集”,而是“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郑振铎关于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国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这种精神对于我国当前翻译界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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