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暨南大学

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又字铎民,常用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祖籍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温州,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从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曾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暨南大学担任过教职,其中尤以与暨南大学的渊源关系较深。他从1935年进入暨南大学至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该校迁往福建建阳为止,前后任教达6年之久。

郑振铎在到暨南大学任教之前,曾在燕京大学任教。当时也在这所教会大学任教的冰心后来在回顾他这一时期的教学时写道:“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1可见,郑振铎在燕京大学的讲学是成功的。但他因政治上倾向进步,加之生性耿直,而与校长司徒雷登及其周围的一些人发生冲突,不得不于1935年夏离开燕京大学举家迁往上海。

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专为教育华侨子弟而设立的国立暨南大学因面临种种困难,代校长沈鹏飞宣布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何炳松为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曾与郑振铎同在编译所工作,私交甚笃,且对郑振铎的学识十分赞赏,故请郑振铎到暨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以协助他进行改革。716日,同样与郑振铎有着很深交谊的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暨大情形复杂,新校长究竟是否到校,尚未可知,倘到校,那么,西谛是也去的。我曾劝他勿往,他不取用此言。”2鲁迅从一开始便不赞成郑振铎去暨南大学工作,担心那里情况复杂,怕他刚从燕京大学受了冤枉气出来,又陷进另一个泥潭里去。确实,郑振铎与何炳松的交情非同一般。两人不但同事过,而且都是严肃认真的学者和真诚的爱国者,彼此志趣相投,思想上有不少相通之处。在危难时刻,何炳松还曾义无反顾地保护过郑振铎。除了这层关系外,郑振铎对何炳松个人有着很深的信任感,认为他是最合适的暨南大学校长人选。何炳松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曾从事教育工作多年。1917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开明作风的熏陶。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期间,处事严谨,对同事宽容。有鉴于此,郑振铎认为何炳松完全有能力团结一批学者办好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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