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印度文学

“五四”前后,正在北京求学的郑振铎,通过广泛阅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和以俄国文学为主的西方文学作品,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认为“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并发起创办了宣传“五四”新思想的进步刊物《新社会》,“想尽力于社会的改造事业”。他说:“我们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1]以教育进行和平改造运动,就需要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而建立中国新文学则是一条途径。郑振铎与沈雁冰一起提出并宣传“为人生的文学”、“血和泪的文学”,主张作家“必须和时代的响应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2]。郑振铎认为中国新文学要迅速发展,不仅应该整理中国的旧文学,吸收民族文学的精华,而且必须借鉴于外国,从世界优秀文学中吸取养分。当有人“以为介绍世界文学只是为创造中国新文学的准备”时,郑振铎认为“他们都把翻译的功用看差了”,“介绍世界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创造,自然也很有益处。就文学的本身看,一种文学作品产生了,介绍来了,不仅是文学的花园,又开了一朵花;乃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又多了一个慰藉与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3]。所以他认为翻译与创作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为此,郑振铎编辑出版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以系统介绍世界各国文学。他还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编辑了“外国文学专号”,开设了“文学家研究”专栏,撰写了外国作家传略和外国当代文坛情况及动态等,他自己也在短时期内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郑振铎的外国文学翻译主要有两类:一是俄苏文学,二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作品。此外,他还是最早关注印度文学的现代作家之一。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郑振铎与印度文学的关系做一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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