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散文

我是怎样写起散文来的呢?


假如十年以前有预言家劝我献身文学,并断言除了伏案写文章而外再没有旁的工作于我更合适,更理想,我一定要大声地非笑他。就在五年以前,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将浪费许多时间来写出一些不长不短的文章,名之曰散文。

我的生活里充满了偶然。

最初引诱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是诗歌。我写了许多年的诗,我写了许多坏诗。直到大学三年级我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失败,象一道小河流错了方向,不能找到大海。

我在大学里读着哲学,又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为我当初只想到作为了解欧洲文化的基础必须明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演变,不曾顾及我自己的兴趣。诗歌和故事和美妙的文章使我的肠胃变得娇贵,我再也不愿吞咽粗粝的食物,那些干燥的紊乱的哲学书籍。伊曼纽尔·康德是一个没有趣味的人,他的书更没有趣味。我们的教授说他一生足迹不出六十里,而且一生过着规律的生活象一座钟,邻人们可以从他的散步,吃饭, 工作,知道每天的时间。在印度哲学的班上,一位勤恳的白发教授讲着胜论,数论,我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阳光,不自禁地想象着热带的树林,花草,奇异的蝴蝶和巨大的象。

就在这时候我开始和两位同学常常往还。这在我是很应该提到的事。因为我的名字虽排在这有千余人的学校的名册里,我的生活一直象一个远离陆地的孤岛,与人隔绝。而且这就是使我偶然写起散文来的因子。在那两位同学中,一个正句斟字酌地翻译着一些西欧作家的散文和小说。另一个同学也很勤勉,我去找他,他的案上往往翻着尚未读完的书,或者铺着尚未落笔的白稿纸。于是我感到在我的孤独、懒惰和暗暗的荒唐之后,虽说既不能继续写诗又不能作旁的较巨大的工作,也应该象一个有自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来安静地、用心地、慢慢地雕琢出一些小器皿了。于是我开始了不分行的抒写。而且我们常常谈论着这种渺小的工作,觉得在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长不能说很荒芜.,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说理的,讽刺的,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

督促着我的是一个在北方出版的小型刊物。我前面提到的那第一位同学,也就是它的编辑人之一,常到我的寄宿舍里来拿走我刚脱稿的文章。而且为着在刊物的封面上多印一个题目显得热闹些,我几乎每期都凑上一篇。

然而不久刊物停了。我也从大学寄宿舍里出去学习着新的功课了。

“一个制造中学生的工厂”

一个新的环境象一个狞笑的陷阱出现在我面前。我毫不迟疑地走进去。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劳力换取面包。我的骄傲告诉我在这人间我要找寻的不是幸福,正是苦难。

那是炎热的八月天,我被安置在一间当西晒的小屋子里。隔着一层薄墙壁,那边是电话、电铃和工友的住室。而且在铁纱窗的角上,可怕地满满地爬着黑色的苍蝇。我首先便和那些折磨着威胁着我的敌人,阳光、嘈杂声和苍蝇,开始了争斗。

一个比我先来的同事第一天下午便引我出去游览那周围的风景:

一片接受着从都市流散出的污秽与腐臭的洼地。

洼地的尽头,一道使人想象着海水、沙滩和白帆的长堤出现在夕阳中。在它的身边流着一条臭河。

当我们在堤上散步着,呼吸着不洁的空气,那位同事告诉我这片洼地里从前停放着许多无力埋葬的穷人的棺材,常有野狗去扒开它,偷食着里面的尸首,到了夏天,更常有附近的穷苦人坐在那里,放一把茶壶在棺材上,一边谈天一边喝茶。他又告诉我黄昏时候,这条路上有许多结伴回家的从工厂里出来的小女孩,他常常观察着她们,想象着许多悲惨的故事。

我们感到我们也就是被榨取劳力的工人,因为我所寄身的地方,“与其说那是一个学校,不如说是一家出名的私人营业的现代化的工厂,因为那里制造着中学毕业生。”

在这种生活里我再也不能继续做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梦,而且安静地用心地描画它们。我沉默了。不过这沉默并不是完全由于为过重的苦难所屈服,所抑制,乃是一种新的工作未开始以前的踌躇。

自然,时间被剥削到没有写作的余裕也是事实。

在月夜,或者在只有星光的天空下,我常和那位同事在一个阔大的空场上缓步着,谈论着许多计划,许多事情。然而我那时对于人间的不合理,仍是带着一种个人主义者的愤怒去非议。我企图着,准备着开始一个较大的工作,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再也不想写所谓散文。我感到只有写长篇小说才能容纳我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郁结。

但因为没有闲暇,这计划中的工作才做到十分之一便搁下了。在这一年中,我实在惭愧得很,只把过去那些短文章编成了一个薄薄的集子,就是《画梦录》。

关于《画梦录》和那篇代序

从《画梦录》中的首篇到末篇有着两年多的时间上的距离,所以无论在写法上或情调上,那些短文章并不一律,而且严格地说来,有许多篇不能算作散文。比如《墓》,那写得最早的一篇,是在读了一位法国作家的几篇小故事之后写的,我写的时候就不曾想到散文这个名字。又比如《独语》和《梦后》,虽说没有分行排列,显然是我的诗歌写作的继续,因为它们过于紧凑而又缺乏散文中应有的联络。

《岩》才是我有意写散文的起点。一件新的工作的开头总是不顺手的,所以我写得很生硬,很晦涩。渐渐地我驾驭文字的能力增强了,我能够平静地亲切地叙述我的故事,不象开头那样装腔作势,呼吸短促。然而刚才开始走入纯熟之境,我那本小书就完了。我实在写得太少。

如前面所说,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我企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叙述着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动。正如以前我写诗时一样入迷,我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费两三天的苦心经营,几乎其中每个字都经过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抚摩。所以当我在一篇评《画梦录》的文章里读到“然而尽有人如蒙天助,得来全不费力。何其芳先生或许没有经过艰巨的挣扎”,我不胜惊异。幸而还有一个“或许”。从此我才想到,除了几位最亲近的朋友而外,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迟钝,如何枯窘。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解释过去的自己,尤其对于那些微妙的也就是纤弱的情感、思想和感觉。因为现在我已有了这样一种心境,不知应该说是荒凉还是壮健:虽有旧梦,不愿重温。在一年以前我已诚实地说“有时我厌弃我自己的精致”。 “因为这种精致”,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评论文章里所说,“当我们从坏处想,只是颓废主义的一种变相”。那句议论很对,而且我觉得竟可以去掉那个条件子句。我虽不会象一个暴露病患者那样夸示自己的颓废,却也不缺乏一点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个拘谨的颓废者。

或者说一个书斋里的悲观论者。因为这种悲观的来源不在于经历了长长的波澜起伏的人生(当你在那里面浮沉并挣扎时是没有闲暇来唱厌倦之歌的),而在于孤独。孤独,是的,是我那时唯一的伴侣。记得那时我偶尔在什么书上读到一位匈牙利思想家的一则语录,大意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使人无聊,一种自己无聊,前者是不可忍耐的庸俗之辈,后者却大半是思想家,艺术家,使我非常感动。仿佛我从此有了一个决心:

甘愿生活在最荒凉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点忠贞之心。

对于谁呢,这忠贞之心?对于人生。对于人生我实在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渴望,因为孤独的墙壁使我隔绝人世,我才“哭泣着它的寒冷”。

对于人生,现在我更要大声地说,我实在是有所爱恋,有所憎恶。并不象在《画梦录》的代序中所说的:

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

使我轻易地大胆地写出那句话来的是骄傲。那时我在前面描写过的那个制造中学生的工厂里,很久不曾写文章了。一个夜半我突然重又提起笔来,感到非常悒郁,简直想给全世界的人一个白眼。我象写诗一样激动地草成了那篇惊心动魄同时语无伦次的对话。就在不远的后面:

我在车厢内各种不同的乘客的脸上得着一个回答了: 那些刻满了厌倦与不幸的皱纹的脸,谁要静静地多望一会,都将哭了起来或者发狂的。

就是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对于人生的态度。因为对于人间的幸福和欢乐我很能够以背相向,对于人间的不幸和苦痛我的骄傲却只有低下头来变成了愤怒和同情的眼泪。最近一年,我从流散着污秽与腐臭的都市走到乡下,旷野和清洁的空气和鞭子一样打在我身上的事实使我长得强壮起来,我再也不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或者墙壁做梦。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

关于《还乡杂记》

我到了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里。

离开了我的第二乡土,北平,独自到这个偏僻的辽远的陌生地方来,我几乎是带着一种凄凉的被流放的心境。然而正如故事里所说的奇遇,每个环境都有助于我的长成,在这里我竟发现了我的精神上的新大陆。

从前我象一个衰落时期的王国,它的版图日趋缩小。现在我又渐渐地阔大起来。

因为现在我不只是关心着自己。

因为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

乡下的人们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每天对着一些来自田间的诚实的青年热情地谈论,我不能不悲哀地想到横在他们脸面前的未来:贫贱和无休息的工作。同时我又想到居住在都市里的人们,和很有力量可以作事情然而不作的人们: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

这两句话象两条鞭子。但我也想到我自己。在已经逝去了的那样悠长的岁月里,除了彷徨着、找寻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我也仅仅能惭愧地记起我那计划中的长篇故事。

这时一位在南方编杂志的朋友来信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章。因为暑假中我曾回家一次。这使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小的暂时的工作计划,想在上课改卷子之余,用几篇散漫的文章描写出我的家乡的一角土地。

这就是《还乡杂记》。一个更偶然的结成的果实。

当我陆续写着,陆续读着它们的时候,我很惊讶。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粗起来了也好,我接着对自已说,正不必把感情束得细细的象古代美女的腰肢。于是我继续写下去。但这时我又发现对于家乡我的知识竟也可怜得很,最近这十三天的停留也没有获得多少新的。真要描写出那一角土地的各方面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达到。我只有抄写过去的记忆。

抄写我那些平平无奇的记忆是索然寡味的,不久我就丧失了开头的热心。我所以仍然要完成它,不是为着快乐,是为着履行对自己约定的允诺。

因此这件小工作竟累赘了我一年。一年是很长的,我那个长篇故事也在我心里长得成熟了,我要让那里面的一位最强的反对自杀的人物终于投海自尽,因为一个诚实的人只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断他的生命,假若不放弃他的个人主义。

“活着终归是可赞美的”

现在让我重复一遍我开头的话吧,假如十年以前有预言家劝我献身文学,并断言除了伏案写文章而外再没有旁的工作于我更合适,更理想,我一定要大声地非笑他。

十年以后呢?我同样不能想象。

不过,我一定要坚决地勇敢地活下去。活着终归是可赞美的,因为可以工作。

1937年6月6日深夜。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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