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人散曲超“俗”之俗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一方面把“俗文学”界定为“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而一面又把事实上已登元代“大雅之堂”的元人散曲收人其《中国俗文学史》,并大书特书。篇幅之巨,竟占全书的六分之一!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矛盾现象?这与元人散曲那超越一般俗文学的独特的俗韵及在元代文坛上的实际地位不无关系。
“诗庄,词媚,曲俗”已成定论。然诗、词都有过俗的历史,且曾留下大量俗作;而曲也曾经历过“雅化”之历程,何以要特意突出曲之“俗”呢?原来中国古代通俗诗歌,从上古至唐宋,大部分具有郑氏为俗文学所归纳的“集体的”、“口传的”、“粗鄙的”等特质。而被郑目为“俗文学”的元人散曲则不然,它不仅是非“集体”、非“口传”、非“粗鄙”的,且违反了元以前一般俗文学“不抒写文人学士谈穷诉苦的心绪”之特质①。限于篇幅,这里暂将元代散曲大量“抒写文人学士们谈穷诉苦的心绪”的“俗而酸”者置而不论,仅就“俗而尖”、“俗而俏”、“俗而雅”作一粗浅探讨。由于元人散曲对明清诗歌创作,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新体诗之创作产生过深远影响,且泽及当今之诗坛、歌坛,因而这种探讨也许不无现实意义。

一 俗而尖

中国传统的诗学,都提倡“中和之美”,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日:“《关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②孔安国注云:“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③朱熹进而申述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④即是说,哀与乐都不宜过分,要有节制,以中和为度。这里所说的中,即适中;和,谓平和。这种“温柔敦厚”的诗规,不仅为元以前的雅系诗歌创作所遵循,也影响到俗系诗歌之创作。孔子所删编的《诗三百》,其“怨”之尤者,亦不过讽一声“不素餐兮”⑤,或叹一声“誓将去女”⑥而已。两汉乐府民歌虽大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有病妇之呻吟,孤儿之哭诉,老兵之悲泣,甚至有“拔剑东门去”之非礼举措,但其基本风格都未失温柔敦厚之旨(欲去东门为非者,亦遭到“舍中儿母”道义的指责)。时至唐宋,俗系诗歌则更难见到这类微露锋芒之作了。
而元人散曲则不然。它虽为俗系诗作,然已非“怨而不怒”,而是“怨不择音”,甚至重阴锢阳,击而为雷—俗而且尖!这种尖,从用意来说是“尖刻”,从技巧上说,则着意于“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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