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集》后记一

集名星火,并无旁的意思,不过是生命中飞溅出来的一点火花之简略说法而已。

我民族大抗战已经进行了七年多了。在这长长的时间中,个人的贡献实在太微小。所写的文章可以留存者不过这样一本。另外,有的已经散失了,有的因为自己太不满意删去了,有的又由于“自由太多”之故未能收入,但那数目也并不太多,并不能用来辩护自己的写作成绩之差。从积极方面来说,慰情聊胜无,就名之曰星火。若从另一方面来着眼,对过去的思想感情加以严格的考察,则更适当的书名应该是知非集。也真曾经想到过这个名字。不用说,这是想起了古来有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年纪虽还没有蘧老先生那样大,思想上却也经历了不少的变迁。远的不提,单说抗战以来,有这本书为证,也就走了一个大之字路。什么时候才能好好地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呵。在这次,是只能给这些散篇文章穿一根线似地,极其简略地作个概括的叙述了。

七年以前。广大人民所要求的抗日战争终于展开了。每一个忠实的民族儿女都感到了兴奋和责任。这集子里的第一辑是我一九三八年在成都所写的杂文的一部分。从它也就可以看出一个初上战场的新兵的激动。然而当时并不懂得如何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尤其不懂得如何投身实际斗争中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因之在一个小圈子里很快就感到了孤立。成了这样一个打了败仗的个人主义的散兵游勇,我才想到去投奔一枝苦战了十余年的大军。这决心还带着一种写作上的企图。我当时打算专心写报告。

我是这样到延安去的。带着一脑子原有的思想与个人的愿望。因此,在《我歌唱延安》中我所感动的歌唱的乃不过是它的自由,宽大和快乐。对于一个从旧世界来的受够了压抑的知识青年,这的确已经够多了,够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些更本质的东西我当时还是不大理解的。我那篇报告就没有着眼于那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在那里曾经是奴隶的劳动人民已经作了主人。更进一步的问题,我的思想情感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还有很大的分歧,这分歧只有经过否定旧我,经过长期的理论上学习与行动上实践来解决,在当时更是感都没有感到的。

然而潜伏着的问题总会暴露出来。那是到前方去了以后。开头我热心地去搜集材料,去进行访问。但把这样得来的材料写成了文章自己也不满意的时候,对于写报告我就有些动摇了。后来也想到这是由于坐在师部作客之故,就参加了工作。但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变换而已,虽说从师部搬到了政治部,仍然是带着作客的心。不去参加下级部队生活与战斗行动,不去与那些民运工作人员一起到敌我争夺的区域跑,经常与老百姓打交道,只是呆在政治部里和几个同时上前方的知识分子天天在一起,哪里能接触真正的战斗生活呢。这样,旧的情感就越来越抬头了。挂包里的日记本上也从客观材料的记录变为了个人情绪与感想的抒写。这不仅仅是写作的失败。更严重的乃是走进新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中去了,但并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最后,竟感到我在前方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回到了延安。这是一个可羞的退却。这是畏难而退。在这集子里的第二辑中的报告实际只有一篇是在前方写的。其余关于华北人民与军队的报道,都是回到了延安,翻开材料簿,硬把它们写出来的。这自然更成了强弩之末,写得难免兴味索然了。除了内容上不是深入生活的结果这种最根本的缺点而外,在写法上,这些报告也有问题存在着。很显然地外国作者的作品对我当时的写作有着支配的影响。耍花样的形式主义倾向越来越显露了出来。其实所谓报告也者,现在想来,不过是记事文之一种而已。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当作记事文来写,而心目中却总以为象基希,爱伦堡等人写的那样的东西才是报告呢?这真是没有出息的教条主义。

回到延安后,这一段上前方的经验是应该严肃而深刻地检讨一下的。因为凡是失败与偏向,若能给以理论的总结与思想上的解决,那是一种很好的活的教育。而这次上前方刚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所必然会碰到的问题:到工农兵中间去了然而并不能与他们打成一片,从思想情感到语言都和他们有着很大的距离。当这距离出现的时候,积极的解决办法应当是坚决地抛弃自己过去那一套,重新学习,锻炼,做一个新的人。但是,假若思想上没有准备,那就往往会畏难而退,用各种形式来保存旧我。而我当时就走了后面这条路。回到了延安,自己也未能正视这失败,追根到底地思索这失败,反而更加肯定了这种消极的退却的路线。不认识这是一个自我改造的问题,只以为是一个写作上的问题。因之就得到了过分强调写熟悉的题材的文艺见解。

写熟悉的题材,这本来是一个写作上的规律。但等到我把它加以片面的夸张,加以引伸为达到“知识分子作者最好就写知识分子”的主张,则不但否定了反映新的人(工农兵与其干部)与新的现实(这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的重要,而且成为了一种拒绝深入群众,改造自己的护身符。这和我自己在抗战初期所宣言的文学不能脱离“为这民族的自由而战斗,而死伤,而受着苦难的群众” (《论工作》)的主张对照起来,显然是一种倒退了。这也说明,正确的信念假若不经过实践去巩固,去充实,去战胜了重重困难而终于坚持下去并且得到发展,那就往往会成为空洞的口头上的教条,或者甚至于在理论上也会抛弃了它。

第三辑的几篇文章就是这个阶段的产物。要较清楚地了解我当时的写作倾向,那是应该和我的诗集《夜歌》放在一起来看的。有些特点,是在这个时期的诗与文中都共同表现了出来的:

一、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代替或者附会无产阶级的观点。 《高尔基纪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那篇短文中,我以颇为抒情的笔调讲了高尔基的善良,乐观,与从他可以得鼓励。其实高尔基的主要精神哪里在这些地方呢。他的伟大之所在倒是罗曼·罗兰的那篇《向高尔基致敬》说得好,在于他的事业是与下层民众紧紧地相结合着的。还有,《饥饿》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这是一篇我自己觉得还写得动人的文章,意思也是好的,但是我的饥饿的梦的内容乃是牛奶,糕点,宴席,这是何等本质地说明了我与劳苦人民还是同梦而又不同梦呵。

二、从个人出发的思想情感之反复谈论。快乐呀,过去呀,私人问题要善于处理呀,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最经常,最根深蒂固地占据着我当时的脑子的还不是忧国忧民,而是忧己忧私。在《论土地之盐》中我企图论列这问题。然而那是何等不彻底,何等消极。我记得我当时最主要的意思是希望知识分子善于处理私人问题,少起“麻烦作用”而已。

三、在思想方法上,抽象地看问题。比如抽象的“人”的观点。第一辑中的《论本位文化》即强调所谓个人观念的重要。其实所谓文艺复兴的“人的觉醒”,实际上不过反映当时市民阶级的兴起而已,广大的劳苦人民又何尝从此就得到了解放。在《高尔基纪念》里我又引用了“人一一是世界的枢轴”这句话。这一句偶然的文学的说法,为什么特别打进了我的脑子,而且加以含胡地引用呢?这不过因为它适合于自己的抽象的“人”的观念而已。用科学的观点来考察,事实上过去和现在都并不是一切人都是世界的枢轴。诚然,大多数劳动者创造了世界与历史。但也有一部分人是败类,是吸血者,是暴君,是在毁坏着世界。因此我们说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劳动者的历史。因此作为世界的枢轴者并不是一切人,并不尽抽象的人。

这些,仅是抽取一部分要点来说而已。在当时,从文艺见解到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大体上自有一套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方法,自成一个系统。这种立场与方法,这种系统,当然是和客观真理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不符合的。这是由于出身,生活,教育(对于我,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的影响)所构成。

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也不止这几篇。有的是有意删去了的,比如《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那也显露出来了我当时那种顽固地留恋旧我的坏习气。对于过去,没有严格的批判而只是辩护。这缺点,就是在留存下来的《一个平常的故事》里也有的。但还是把它留存着,是因为尽管还未能以一种更客观的精神来叙述,也可以部分地窥见我到延安去以前的思想变迁。

还有两篇删去了的文章也应该提一下。一篇是《怎样研究文学》。这篇文章并不能帮助初学写作者解决问题。其中关于才能问题的提出,曾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批评。其实不但这一点,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和其他许多观点都是不妥当的。另一篇是《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好在我在整风后写的一些文艺论文中的论点刚好批判了这篇论文里的见解,因此关于它的错误就不必细说了。

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系统,我是在一个伟大的整风运动起来以后才逐渐认识其错误,并逐渐从破坏旧的思想到开始建立新的。我伟大民族应该有伟大的思想家产生。毛泽东同志,正是斯大林论述列宁时所说的那种革命领袖,“一身兼具着雄厚理论力量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经验”。他的整顿三风报告,概括了革命历史上的问题,也概括了当前广大的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思想病症。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思想、严格保持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并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他的思想在文艺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与发挥。这些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都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向客观实际得到了证明的定论。他的理论的伟大指南作用,过去的历史证明过,现在的事实在证明着,未来也一定将继续证明它。

经过了这种思想改造的烈火的洗礼,我的眼睛也才比较明亮了一点。然而,这并不是说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及以后所写的文章,就没有缺点或错误。客观事物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我们的主观论断不易和它们的规律完全吻合。而且正确的立场与方法之比较完全的获得,掌握,也并不容易,还需要长期地学习,锻炼。只是在基本精神上自觉这些文章和过去是有些不同了。就把这些谈论问题的文章编为这集子的最后一辑。

《论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一篇总结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的偏向与经验的论文中的一节。因为其他数节现在看来已没有多大意义了,客观实际的发展与进步已超过了我当时的意见,就只选存了这一节。

《两种不同的道路》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临时赶写的,并不是什么经过了平日的研究之作。由于材料的缺乏(特别是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当时找到的很少)与研究的不够,恐怕其中没有什么新意见。然而还是留存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文字表示我对于这位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敬意。

最后两篇是今年到重庆以后写的。

第四辑都是一些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在这些篇中,自觉尚或多或少地提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学力不足,加之不敢十分自信,许多提出的问题就未能充分发挥。是否也有足取之处,或者哪些地方应该被纠正,都很希望能得到读者们和文艺界的先进们,朋友们的批评和意见。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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