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俗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根本任务是破除旧文学,开创新文学。如何建立新文学,其途径不外两方面:一是向西方学习,一是把不登大雅之堂的而又为广大平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奉至正统文学的地位,向这类文学吸取营养并为其正名。于是大量搜集民间作品,在创作中有意模仿民间文学,就成为二三十年代强大的文艺思潮。正是在这一文学背景中,“俗文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了。1938年上海书店出版了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正式建立了中国“俗文学”学科。

“俗文学”学科的建立,是文学运动发展规律的产物。随着民众意识的觉醒,庙堂文学独霸文坛的“专制”状况必然首先会受到冲击。民众需要自己的文学,那些受到五四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目光自然便投向于平民文学,平民文学或类似于平民文学的文学纷纷变成铅字,出现于报刊杂志,为整个社会群体所认可。然而,要展示俗文学的实力,必须要有一部俗文学史,郑振铎先生主动承担并完成了这一任务。《中国俗文学史》的诞生,标志着俗文学对庙堂文学的漫长斗争取得了划时代的决定性胜利。这部上下两册的巨著,是当时任何一部正统文学史无法匹敌的。无怪乎郑先生无比自豪地说:“‘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心”。

郑振铎先生之所以能将俗文学展示得如此宏阔,一方面,是与他对俗文学的酷爱和正确认识分不开的。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序言中说:“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般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么?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笔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这种对俗文学优越性的认识极为深刻,道出了两种不同性质文学的实质区别。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俗文学的深入发掘分不开。郑先生是现代文坛最早全面搜集、整理俗文学的人之一。诸如佛曲、弹词及鼓词之类,一直未引起文人的注意,郑先生首先将其纳入俗文学,并予以高度评价。他在《西谛所藏弹词目录》一文开头说:“为弹词作目录,恐将以此为第一次。弹词的重要,决不下于小说与戏曲,其中几部著名的作品也可与小说戏曲中之最好者相提并举。”郑先生对俗文学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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