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求教者的回忆

青年人往往是被种种疑虑逼迫着坐下来、看书学习、思考问题的时候,才真正感到求教的必要。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百花凋零,文坛冷落,前辈们头上都戴着种种黑帽子,向谁去求教呢?

这时,正好一位当上什么“文学兵团”头头的同学来找我,眉飞色舞地谈了一通,留下一本《送瘟神》的册子就扬长而去了。信手一翻,见是什么“全国111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的资料,满纸是“混蛋”、“什么玩意儿”之类的肮脏话,我是反感的。可是,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前辈到底怎么样,也许确实都黑了吧?我真如在暗夜里孤行一样的彷徨和寂寞。

正在惆怅中,一位中学的老同学来访我了。他因为反对江青,被关了一年多。放出来后,有人劝他推翻那些批评江青的材料,他却坦然地说:“有什么可推的,我就是那样想,那样说的,现在还那样认为。”一进门,他恰好看见那奉《送瘟神》,霍然愠怒了,而听过我谈起对这本册子的反感和渴望求教的苦闷,又不禁喜形于色,拿过那本《送瘟神》,翻到一页,指着说:“我带你去向这位前辈求教吧!”我探身一看,见他指的正是何其芳同志的专栏,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老同学笑笑说:“你不想如有些人那样去充当迫害老前辈的干将,可是也以为这些老前辈是黑的。然而你接触过他们吗?认真研究过他们的作品吗?你那所谓‘黑线’的观念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我愕然了,会意地点了点头。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便和这位老同学一起坐在何其芳同志家里了。这是一个朴素、整洁、充满浓厚学术空气的家。四壁全是高大的书橱,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书籍。我们先和何其芳同志的小儿子何辛卯谈了谈。辛卯是我们北京二中的低班的同学,是个很淳朴、温和的青年。谈过来意后,他告诉我们,他父亲由于周总理一再关注,最近才从河南干校解放回来,身体很不好,由于种种刺激,患有意识障碍的病,常常跟人讲着讲着头就昏了,现在正在休养。这时旁边的老同学感慨地说:“全是那帮人迫害的。他们想把你父亲搞臭,可是他在青年中总是那么香。”然后提起一个爱好诗歌的中学生,在学部看到何其芳同志被强迫打扫厕所,就过去帮他,向他求教诗歌创作经验,他还热情地偷偷谈了一些。辛卯笑笑说:“是啊,他就是在那种时候对青年也总是很认真的。”这时,一位戴眼镜的矮矮胖胖的老人,迈着磕磕绊绊的步履,捧着一大堆书从穿堂里走过。辛卯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父亲,床头上总放一大摞书,养病也要看到深夜。我拿出了《学习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的论文初稿,交给辛卯,托他向父亲转达我求教的心意。辛卯点点头接过了。可是,我的心情却忐忑不安起来。何其芳同志正在养病,又承受着种种迫害和重压,这时候找他来求教,合适吗? 我的疑虑很快就涣然冰释了。三天之后,辛卯传过话来说.他父亲对论文很感兴趣,约我晚上到家里长谈。

我和那位老同学一起如约在何其芳同志家的客厅里刚坐定,里面屋就传来四川口音的热情呼喊:“辛卯,是同学来了吗?”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何其芳同志在客厅门口出现了。我连忙起身迎去,见眼前的这位老人虽然矮矮胖胖,但是从腰板到脖梗都挺得很直,连花白头发都硬挺着,给人以梗直、倔强的感觉。而那厚厚的眼镜,圆圓的脸庞,温暖的双手,又处处使人觉得是一位道地的忠厚长者。他紧紧握了下我的手,连说:“请坐。请坐。”自己也咯咯地笑着坐下了。在笑声中,我透过他那一圈圈的跟镜片,看见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又闪出几分天真的光彩。

坐定以后,何其芳同志的夫人牟决鸣同志亲自给我们倒上了茶。她同样是那么淳朴、温和,给人一种延安干部特有的质朴感和慈母般的温暖。

是的,这整个家庭都给人以质朴、认真的感觉,我是作为一个青年求教者前来学习的,而何其芳同志却一丝一毫没有以师长自居的架子,说他对鲁迅著作没有认真研究过,只是通读过两遍全集,谈的意见很可能是错的,一块儿聊聊吧。让我先谈谈学习和写作的过程。他仔细倾听着我的叙述,然后操着抑扬顿挫的四川口音说道:“坐下来用功读书的青年太少啦!要坐下来,钻进去,啃硬骨头。鲁迅著作中的辩证法问题,这个专题是根本性的,值得啃。学习鲁迅,就要学习鲁迅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光学词句怎么行!”

接着,他便侃侃而谈起来。短短的三天时间,他竟带病把这篇极为幼稚的习作逐字逐句看了多遍,记得十分清楚,从内容到格式,甚至连每个小标题的安排都细心提出意见。谈着谈着,忽然有一段鲁迅著作的引文记不甚清了,他就连忙在客厅的书橱里找,没找到,又迈着踉跄的步子,急匆匆到他书房里找。这时正在旁边的他的二女儿何京姐充满敬意地说:“他对什么事情,都那么认真。”

“找到啰!找到啰!”不一会儿,他象孩子般高兴地连声说着回转来了。他坐在那高座的单人沙发上又兴冲冲地谈起来,不住地欠起身,向下挥着手臂说:“这个题目是值得写部书的。”是的,要不是林彪、“四人帮”剥夺了他的权利,他是会亲自组织来写的。而即便身处重压之下,也压抑不住他的研究热情和论辩才能,谈话象江河般滔滔奔泻,不禁使我想起了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的两句话:“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这是六十多岁、疾病缠身、惨遭迫害的老人么?

“你这篇文章的逻辑性是不强的。而什么才叫做富有逻辑力量呢?”他忽然放低了声音,头依在沙发靠背上,眯起了双眼,沉入幸福的回忆,声调舒缓而又亲切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才是富有逻辑力量的典范。逻辑性真强啰!我们那时听着,听着,完全被俘虏啰!”

随着他诗人的抒情语调,我也仿佛伴着“信天游”的歌声来到了那陕北窑洞里,亲身感受了主席讲话的逻辑力量。

不知不觉,已经夜深了,我们起身告辞,何其芳同志坚持送我们到门口,又用他那温暖的双手紧紧、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激动地说:“何伯父,以后您就收下我这个学生吧,我常来向您求教。”他诚挚地说:“互相学习,我讲错了,你们青年人可要批评啰!”

我们离开了他的红楼,走到笔直的长安街大道上。老同学对我说:“你跟老前辈们实际接触以后,就会产生跟那帮人的宣传完全相反的观念了。”我点点头,刹那间觉得夜空是那样湛蓝,大道是那样宽广,暗夜终归要过去,北京的早晨正在来临……

在这特别时期建立的师生关系也是特别的。“四人帮”的压迫,使师生间的心挨得格外紧密;我简直无法计算耽误过何其芳同志多少宝贵的时间了,总之是随时写了习作或读书有了疑难,就随时登门求教,有时是中午,有时是夜晚。中午来,为了看文章,推迟了午饭;夜晚到,即便身体不适、业已睡下,也一定匆匆穿好衣服,起身同坐,促膝谈到夜深人静。谈文学,谈写作,谈他过去的学生,往日的教训,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他不是由于迫害和刺激,患有头昏病吗?可是奇怪,我多次跟他长谈,他竟从来没有头昏过,反倒越谈神智越是清醒。这是为什么呢?,一次我抱歉地说:“多次长谈,使您劳累了。”他却微笑着说:“跟有些人谈,我神经紧张,跟你们这些青年人谈,我心里松快多啰。”

是的,如他自己持中所说,他“是命中注定了来唱旧世界的挽歌,并且来赞颂新世界的诞生的人。”即便在那横遭打击的年月里,他也在辛勤地培育着青年。好几次,我望着他捧着我的习作,几乎贴到眼镜片上,一字一字艰难地看着,心里十分不忍,赶忙说:“还是我给你念吧!”他摆搂手说:“不,听,听不真切,有些地方就滑过去了。看,才能看得真。”

对幼稚的习作他也看得这般认真。他的认真精神逐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了。而这时我又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曾给他“认真”这西个字的评价。

一九七二年,他刚一“解放”,就立即紧张地投入《唐诗选》等书的编选工作。他夜里往往都要读书,写作到凌晨四、五点钟,眯一个小觉就到学部去上班。总是一个人拄着拐杖,“嘟、嘟”地点着地,迈着艰难的步履,挤公共汽车,又徒步穿过一条条胡同,到各位同志家中查访编选的情况。当时,许多同志都心灰意懒,不愿工作,尤其不愿再做文化工作,而他却独自这么热心。连西裱背胡同的居民总看到这位拄拐杖的老人风雨无阻、四处奔波的情景,都发出奇怪的议论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听到了这种种议论,不禁阵阵心疼这位老人,就来到他的家里。他心中总惦着编选的事,所以一坐下来就兴致勃勃地扳着指头讲述要编选什么什么书。然后,自己也不无苦衷地说:“我现在又没有车,只能步行到各家去,动员大家做。”我听完他的讲述,一边为能出这些书感到高兴,一边又心疼他的劳苦,就说:“您也太劳苦了,何必呢,不能歇歇儿再……”他霎时严肃了,打断了我的话,一字一板地说:“这是总理交给的任务,要认真做啊!”

刹那间我感到无可名状的内疚,觉得跟前这位矮矮的老人原来是这么高大,思想境界是这么崇高!他是在认真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啊!

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他也是认真的。他不仅总是心怀坦白地向青年们讲自己的缺点、错误,而且就是别人把他的过错说成正确的,他也要挺身出来纠正。一次,我和一位从东北归京的青年求教者一起去看望他。谈到他的《论<红楼梦>》,那位求教者说:“您的《论<红楼梦>》写得真好,我完全赞成。”他马上明确地说:“不,里面是有错误的。关键是当时并不知道主席讲的以第四回为纲,没抓住本质。文学所一位同志,还是我的学生呢,也说,这个问题你可应该检查。我说,我应该检查,后来在会上初步检查了。”结果那位求教者还说《论<红楼梦>》好,何其芳同志则不住地从沙发上欠起身,连连摆着手说:“不,不,不!”简直象孩子般地争执起来了。

对“四人帮”的大棒和污蔑,他又刚直不阿,绝不屈服。一次,一个人在历史博物馆小礼堂做报告,多次点名攻击何其芳同志。我立即赶到他家里告诉了辛卯,让他先不要告诉父亲,只是先有个思想准备就是了。这时,何其芳同志正好进屋来了,辛卯以为他父亲已经听到,就说出来了。何其芳同志听了十分气忿,站起身来,挥着手,仿佛论辩者就在眼前似的,斩钉截铁地说:“要实事求是!我承认我有脱离实际的错误,但绝不承认完全陷在人性论的泥坑里了。如果谁说各个阶级、阶层中都有阿Q,有些典型在不同阶级中会发生某种共鸣,就扣上人性论的大帽子,那么列宁讲的‘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又该怎样解释?解释这种复杂问题,要用辩证法,不能搞形而上学!”

对“四人帮”以及某些人歪曲事实的做法,他深恶痛绝。他多次义愤填膺地对我说:“他们还说我们为俞平伯先生翻案。说把俞平伯先生从二级教授提到一级教授。事实是解放初期我们那些教授最高是八级,院系调整时重新评定了,八级就合成了一级。如果他们说我把俞平伯从八级教授提到一级,岂不更吓人吗?哼,可不能学这些人,记住,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何其芳同志“认真”精神的核心。认真,实际的就是尊重真理,尊重实践。而他有时又有些天真,近似柔石的“迂”,这恐怕是他纯洁心灵的一种不加掩饰、不拐弯子的明澈反映吧!

认真的人,总是学而不厌的。残酷的迫害,恶毒的诬陷,始终没有使何其芳同志消沉下去,他总是象小学生一般认真学习着,压迫愈深攻读愈勤。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反对周总理,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也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一股股恶浪向何其芳同志头上压来。我当时已在河北农村中学教书,身处偏僻的乡村,心里惦念着敬爱的老师。他现在怎么样呢?经得住这屡次的沉重打击吗?一天夜晚我不远百里之遥去看望他了。他一见我,立即又用他那温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透过那副厚厚的镜片看见他的双眼反倒更有神了,我上下打量一番,觉得他腰板也更挺直了,疑虑随即消失。一坐下来,他就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正在跟冯至同志学习德文,正在翻译海涅的诗。说着就兴冲冲地走进书房,拿出一个黑色的硬皮本,打开来给我看:“我计划用新格律体,把海涅的诗译过来,既不失海涅诗的原意,又有中国诗的韵律。”如许年岁,疾病缠身,遭受迫害,还这样认真学习,多么令我们青年人感到惭愧啊!我又想起一九七二年,他手捧着厚厚的赫尔岑英文版文集说道:“赫尔岑的东西是不错的。我们中国文化水平低,所以很容易就成名了,其实我们还差得远!”

和故人最后的见面,往往是印象最深的。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对老前辈的迫害更加一步紧似一步厂。六月的一天夜晚,我怀揣着在乡村油灯下一笔笔重写的关于鲁迅著作中辩证法问题的论文,去探望何其芳同志。冤家路窄,不期竟在东单的大街上碰到了那位《送瘟神》的编写者。他毕业后青云直上,跑到什么写作班子里去了。他见我风尘仆仆的样子,态度十分冷淡,眼角斜过一丝傲慢的光,说道:“怎么。还在乡下教书吧!”言外之意是:这就是向老家伙求教的结果,你看我……临走他话锋一转又说:“咱们同学里可有人在天安门闹事,蹲班房啦!”我怒视了他一眼,几乎是跑步来到何其芳同志家里,恨不能马上跟他谈谈自己的心绪,而当我和他并肩坐在大沙发上的时候,一切气恼全消失了。何老师比先前消瘦、沉闷了,眼神里透出一种焦虑。是啊,他心中不知有多少重压,仅仅是总理的逝世,就该给他年迈的心灵带来多么巨大的创痛!我这点闷气算什么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最近回四川老家一趟……”

大串联时,我曾去过他的老家四川万县。随着他低沉、舒缓的声调,我不禁回想起那位于三峡之西、嘉陵江之畔的万县山城,想起他在早年散文集《还乡杂记》中所描述的万县的风土人情。

他的话很少,与一九七二年那踔厉风发的谈话迥然不同,他低沉地说:

“评论怕写不了啰,打算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从万县写起……”

他的语调是那样缓慢而沉稳,有些象嘉陵江上纤夫的号子声,这是沉闷而又坚定的声音啊!可以想见,他未来的长篇该会是多么广阔、细膩而又富有四川地方特色的生活画卷啊!怎样真实、深刻地写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一生的道路!会给中国文学史增添一笔怎样的光彩!我抬眼望去,只见东墙壁大书橱旁边摆着一幅刚完工的何其芳同志的油画像,戴着宽边的眼镜,额头方正而有棱角,目光深邃地望着远方,是在构思不朽的诗篇?还是在蕴育博大精深的学术论文?不,也许都不是的,或许他是在深深忧虑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我默默地将论稿放到前面的茶几上,他沉思了一会儿,诚挚地说:“论文怕是看不动了,不过,我一定负责替你转交给鲁迅研究室吧!”

接着又是沉默。这是我们多次接触中说话最少的一次。我感到敬爱的老师怀有重大的心事,或者是正沉浸在巨大的文学构思中,就悄悄告辞了。他送我走过熟悉的过道。我感到他步履艰难,显得老态龙钟,心疼地扶住他,请他留步。他却坚持送我到门口,最后用他那温暖的双手紧紧、紧紧地握了我的手。我出去关上门后,他还掀起门窗上的帘子,招了招手,似乎又有什么话要讲……

不想,这竟成了最后一别。

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重新颠倒过来。“四人帮”这群真正的瘟神到底被历史送走了。何其芳同志这些老前辈终于推倒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罪名,以真正的革命战士的形象重新出现在人民面前。他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朝气,发表了一篇篇的作品。我想,这是何老师在沉默中爆发了呀,连忙写了封信表示祝贺。不久,收到了鲁迅研究室寄还的稿件,附信说因只登资料、不登论文故寄还。论稿虽未被采用,但却知道他是认真地给送到了。后来从何伯母处听说是何其芳同志和她一起亲自送到李何林同志家中的。翻开论稿一看,见有何其芳同志那熟悉的细细的铅笔道,虽说是看不动论文了,也还是留下看过的痕迹!后来辛卯传过话说,他父亲认为对我的思想和文章还有些“隔膜”,准备跟我谈淡。可是,我总觉得自己空负教诲、一事无成,想等到做出些成果后再去看望他。想不到,一九七七年七月的一天,我打开《人民日报》,象全国各地的老前辈和青年同志一样,看到《北京的早晨》的作者名字旁边注明“遗作”两个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而,这终归被证明是事实。在那难忘的年代里,不顾重压和疾病仍然辛勤教诲青年的敬爱的何其芳同志终于和我们永别了!

敬爱的何老师,您所说的“隔膜”,莫不就是我们在默默中已共同仇恨,而未及谈透的对“四人帮”的认识吧!我向您求教之前,那所谓“黑线”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那帮真正的瘟神通过他们控制的报刊、广播和蛊惑人心的讲话灌输的吗?他们用尽凶残的高压和阴脸的挑拨手段,妄想使青年一代和老前辈封裂开来、对立起来,剥夺后一代对革命传统和文化财富的继承,从而葬送革命,毁灭文化。但是蒙蔽是长久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正确观念的唯一来源。当青年一代与老前辈实际相处之后,他们的骗局也就破产了!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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