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良师

我最后几次见到其芳同志,是在医院里,他躺在病床上。那是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天气特别闷热。当时我正被借调在一个杂志社帮助工作。一次,回到所里,有同志告诉我:其芳同志因病住院了,是胃大出血,已经开刀,发着高烧,时常昏迷。这个同志还用忧郁的声音在我耳边悄悄说:“听说,经医生化验,确诊是胃癌。”听到最后这几个字,我的心便突突跳起来。这不祥的消息好象更增加了天气的炽热和郁闷,我冒了一身汗。

下午我便跑到医院去。那是三层楼上一个朝西的病房,西晒又额外给房间里增加了许多热量。电风扇不住地吹。其芳同志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脸烧得红红的,呼吸急促,头上放着冰袋。他的身上同时插着三根管子:鼻孔里是输氧的管子,腿上是切开静脉血管输液的管子,腋下还有一根开刀后从胸腔引流的管子。显然,死亡在威胁着他。我进去时他正处于昏迷状态,我默默站在旁边,戚然地看着他。一会儿,其芳同志醒来了,看到我,微微露出笑意。我连忙走前几步,向他点点头,然而,喉咙象是被什么堵塞着,竟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其芳同志在说着什么,声音很弱,仔细听,他是在问身边的同志:“清样来了没有?拿给我,校对一下……”听到这几句话,我鼻子一酸,泪珠差一点滚出来。一个生命垂危的人,一个时常处于昏迷状态的人,当他稍一清醒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工作。我知道,那一段时间,他正拚着老命写一部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回忆录,题目叫做《毛泽东之歌》。其芳同志要的,就是这本书的清样。

我说他拚着老命,是因为按照他当时的身体情况,应该停止一切工作,好好休养。近几年来,其芳同志身体越来越不好,心脏病、高血压,特别是脑意识障碍症,一起来纠缠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正讲着话,突然因脑意识障碍症而中断,就象夜间突然停电而造成一片漆黑,等一会儿恢复过来,竟忘记前面讲的是什么,须别人从旁提醒,才能接着讲下去。有时早上拄着手杖来上班,碰上大脑“停电”,他会在路上愣半天不知去向,别人十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小时、一小时……他常常丢书包,失手杖,甚至跌倒在路上。有时在写字台前工作或看书,突然头贴到了玻璃板上——昏过去了。这对于一个作脑力劳动的人来说,情况是很严重的。在一般人,处于这种状况,完全可以不工作了。但是其芳同志却每天紧张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更多。他常常从晚上八点或九点,连续工作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那本回忆录有六万多字,就是仅用了十来天时间写出来的,而且这十来天中,还要外出访问,搜集材料。即使对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这劳动量也是太大了。何况他除了上面说的病以外,已经癌症在身了,而且根据他不久之后即大吐血并很快就去世来推断,应该是癌症后期了。但是,因为他全神贯注于工作,那胃癌,特别是后期非常厉害的疼痛,竟全然没有在意,也没有到医院去检查。我们很难想象这六万字是在战胜了多大的痛苦之后才写出来的。这六万字不是用墨水写的,简直是用生命、用热血写的!

看他完全不顾及健康,家里人心疼他,同志们劝说他,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开导他,甚至用“你不想活了!”这样刺激性的话来警告他。但是,其芳同志有时是很固执的,他依然如故。关于“想活不想活”,有一次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宁可活得少些,也要为党多作些工作。要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就是能多活,又有什么意思?没出息!”进医院以前,他一直是那样不要命地工作着。七月十二日,就是他突然发病的那一天,到凌晨一点以前他还在工作。但是,那时一定是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躺到床上去——在这么“早”的时间,凌晨一点,就躺下休息,这在他来说是不寻常的。三点,他说难受得厉害,气闷,他起来打开了窗子。他说想吐,于是大口大口的鲜血吐出来,吐了半痰盂,脸色白得象一张纸,身子瘫软在床上。全家人都惊得呆了。他的儿子连忙去叫了救护车。而当救护车叫来的时候,他却不肯上医院。他说:“吐完了,我觉得好受了,不用去医院了。”他的妻子很理解他的心情:他怕进了医院,离开他的图书、资料,无法工作。住院的最初几天,他精神稍好,就吵着要出院,要回家,他说:“我可以在家打针嘛,在家,我还可以工作,一个人不工作怎么能行!”后来,他身体越来越虚弱,但还不断地念叨着“清样”,要求着工作,甚至是怪可怜地恳求着要工作。不用说,他的要求在那样的状况下是无法满足的。有一次,他竟有些生气了,说:“现在,除了空气之外,什么都给我剥夺了!”话语中流露出多么深的不能工作的痛苦。这之前几个月,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这些年来,我这个人一天不做事情是难过的,过不惯,好象是劳动已成为第一需要了……”想想看,对于一个一天不工作就无法生活的人,对于一个劳动已成为第一需要的人,倘若他一旦不能工作,将是怎样难以忍受的痛苦!在其芳同志看来,活着而不为党工作,简直不可思议。直到他临终的前一、两天,当他连话都快说不出来的时候,他还在沾着血迹的床单上用手指对他的夫人写:“手稿,列宁全集……”这位陪伴着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忠厚温顺的女同志,当然很了解丈夫的意思:他是要回忆录的手稿和《列宁全集》,要核对几条引用的语录。对于这样一个不完成工作死不瞑目的人,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夫人只得含着眼泪把手稿和书籍取来,但是,那时其芳同志早已连拿书的力气都没有了。

爱工作甚于爱生命,这就是其芳同志性格中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难道其芳同志完全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并非如此。有一次,他说:

“我母亲已经八十五岁了,身体还健康,证明我家的人是可以长寿的。我要活到她现在的年纪,还有二十年,至少,我应该再活十五年,我有多少事情要做呵,我的工作做不完呵,活得长一些,做得多一点……”

他热爱生活,他热爱事业,他想尽量活得长一点,因为他想多做点事情。

为了作更多的工作,他惜时如金。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他比别人作出更多,有时甚至是多几倍的工作。时间,在他手里得到了更有效的使用。其实,这也是延长生命的一种方法。他只活了六十五岁,但在这六十五年里,他做了七十年、八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的事情。

记得六十年代头几年,当我刚刚踏进文学研究所,在其芳同志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时候,他给我突出的印象就是战斗的繁忙。早晨,我常常看到他穿着那件洗旧了的、前襟因长期伏案工作而磨白了的海蓝色制服,夹着皮包,走进楼来,脚步是那样急促。他象是在追赶着时间,捕捉着每一秒钟。一进办公室,他就一头扎进要做的工作之中,那样专心。有时他要找人商量事情,楼道里响起他匆匆的脚步声。他发胖的身体微向前倾,简直要跑步。每次开会,他总是一进会议室的门就讲话,等他坐下来,从皮包里把写着蝇头小字的白纸拿出来放到桌上,话已经讲了一大串了。他是不肯浪费一分钟时间的,珍惜时间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他打成“坏人”,剥夺了他正常工作的权利,残酷地浪费了他许多许多宝贵的光阴。但是,在恶劣的环境里,他晚上回到家,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和工作,总不肯让时间白白流走。一九六九年下干校,把业务书带下去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是,怎么能长期荒疏业务呢?于是,在其芳同志所带的物品中,除了被褥衣服等日常用品之外,还有一个小箱子,里边放着许多他习惯用的白道林纸,还有几本经典著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作品。纸,是他想用来写点什么的。这些年,想写长篇小说的念头从未打消过,而且常常为没有时间写诗而苦恼;读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是为了配合经典著作的学习,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些书如果被人看见,他可以解释:这起码是“半合法的”。干校的劳动相当繁重。白天劳动一天,到晚上,一灯如豆,他就埋头灯下读他的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又是那样专心。

一九七五年总理病重期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不久,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业务工作,也由国务院政研室来指导。文学研究所有了新生的希望,停顿了将近十年的业务工作也要搞起来了——这给其芳同志带来巨大的喜悦。那时,他已经担负了一部分业务领导工作,他以为他可以象从前那样争分夺秒大干一场了。他忙碌起来了。楼道里又经常看到其芳同志那匆匆走动的身影,只是多了一根手杖,多了手杖碰击地板的“咯咯……”声。他想把前几年损失的时间拚命夺回来。当时,毛主席曾问起过学部的几个刊物,《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其芳同志首先想到的是把《文学评论》赶快办起来。但编辑部早已被林彪、“四人帮”当作“黑线”、“黑窠”“砸烂”了,工作人员也已分散到各研究组,在那里“安居乐业”,不愿回来再搞编辑工作。为了重建编辑部,其芳同志说服这个人,动员那个人,忙得不亦乐乎,终于把编辑部建立起来了。接着,就忙着搞最初几期的选题。他定的一些题目简直是带有挑战性的。譬如,“四人帮”不是统统否定中外优秀文艺遗产吗?其芳同志就要大家写这样两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喜爱什么文艺作品?》,《列宁喜爱什么文艺作品?》。“四人帮”不是别有用心地否定优秀影片《创业》吗?其芳同志就要组织这样两篇文章:《评<创业>》,《关于写真人真事问题》。“四人帮”不是把文艺事业变成他们行帮的事业吗?其芳同志就要组织这样一篇文章:《论文学的党性原则——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等。在当时还不可能点名批判“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情况下,上述选题的针对性和战斗性是显而易见、难能可贵的。

当然,象大家所知道的,其芳同志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大抓了一阵子,却被扣上“刮业务台风”的帽子,给否定掉了。《文学评论》在“四人帮”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腥风血雨中,终于夭折。其他业务工作,也归于死寂,或“转入地下”。

我说“转入地下”,意思是说其芳同志和文学研究所的广大干部、群众,并没有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屈服,他们或明或暗地在坚持搞业务。例如,一九七六年七月,正当“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其芳同志却忙着把他那高度近视的眼睛贴在书籍上,审核《唐诗选》和《唐诗选注》的注释和作家小传。那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不久,他家附近的民房,有的倒塌了,隔壁《北京日报》印刷厂的房子也裂了缝,他自己的住房原有的裂缝也扩大了,一阵一阵的余震使屋顶灰土索索下落,人心惶惶,大都避震于室外。其芳同志却舍不得离开他那堆满了《全唐诗》和各种唐诗选注本的写字台。当同志们和他的爱人硬把他拉到室外,锁上房门的时候,他又在用塑料布搭起来的防震棚中工作起来了。白天,烈日把塑料布晒得烫手,他在棚中翻阅材料,任凭汗流浃背,人声鼎沸;晚上,他或者用手电筒照明,或者坐在长安街的路灯下,通宵达旦地看书,汽车和行人在离他很近的马路上川流不息,嘈嘈杂杂,他全不管。这真如古诗中所谓的“心远地自偏”啊!

粉碎了“四人帮”,文学研究所真正新生了,其芳同志真正解放了。看到他拄着手杖冒雨参加三天游行的那股劲头,真觉得他返老还童了。正如他在《悼郭小川同志》一诗中所说:“明明我的心还象二十岁一样跳动,别想在我精神上找到一根白发,一点龙钟。”长期囚禁他的锁链砸碎了,长期关闭他的铁门打开了,他的思想感情,他的爱和恨,象长江大河那样奔腾起来了,他的想象和幻想的翅膀又翱翔于蓝天之上了。他又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旺盛期;他恨不能学会分身法,变成几个何其芳,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恨不能把一天掰成几爿儿,当作两天、三天使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他除了组织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写文章声讨、批判“四人帮”之外,他自己又写长诗,又写批判文章,又写回忆录,又写怀念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达十几万字之多。发表出来的,计有:《回忆周恩来同志》、《回忆朱总司令》、《怀念贺龙同志》、《从狄克到“四人帮”的狗头军师》、《我控诉》、《毛泽东之歌》(若干部分),等等。同时,他雄心勃勃,制定着各种各样的计划。就全所范围来说,他规划写数百万字的多卷本文学史,进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长期系统研究,编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恢复《文学评论》,等等。就他个人来说,又想写诗,又想写长篇小说,又想写文学史(他说即使写出一部文学史大纲也好)。那长篇小说,计划百万字,已经动手写了六万多字。请看,他要做多少事情呵!难怪他说要再活二十年,至少十五年;难怪他不顾疾病、不顾死亡的威胁,每天工作十个、十二个小时以上;难怪他要家里人替他上医院拿药,省出看病的时间多做点工作——工作确实作不完呵!

只可恨林彪、“四人帮”对他百般折磨,使他身心交瘁,以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已经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永远不能完成了,复刊后的《文学评论》,他一期也没有看到;《唐诗选》和《唐诗选注》已经先后出版,也只能作为祭品贡献于他的英灵之前……

他留下的事情,只好由我们来做。

毛主席曾经谈到其芳同志的两个特点,一个是“书呆子气”,这是他的缺点;一个是“认真”,这是他的优点。这样的评价是很确切、中肯的。

书呆子气,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在其芳同志身上也相当显著。比如,在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有时不那么敏感。在生活上很马虎。我们的五七干校从罗山迁到息县东岳集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住一个房间。他除了劳动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对个人生活,不大会料理。衣、食、住、行,似乎都得有一个保姆跟在身边才好。听说在罗山的时候还闹了这样一个笑话:一天午餐吃鱼,他匆匆忙忙拿漱口杯把鱼打回来,鱼香可口,很快下肚,吃到最后,忽然夹出一块肥皂头,险些放进嘴里。原来,清早洗刷时,肥皂头放在杯内,装鱼时忘记取出。同志们常常拿这件事取笑他,他只是以憨笑答之。

极端的认真负责、忠于职守,这是其芳同志留给人们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要是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无论大小,他都认真对待,负责到底。还是说干校的事情吧。那时,这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当一名猪倌。不管是酷夏的白日,还是严冬的夜晚,不管是大雪铺天,还是狂风卷地,他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河南息县多雨的天气里,我常常看到他穿着灰色雨衣雨裤,手拄一根木棍,肩挑一担猪食,一步一步走过去。息县的泥土,“晴天似刀、下雨似胶”——有名的粘,一脚踩进泥里,就象被什么咬住似的拔不出来。在这样泥泞的道路上,空身都难走稳,何况再挑一担猪食,其芳同志又这样年老多病、又不会挑担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他挑着担子,精神高度集中,右手紧紧按住扁担,左手拄着木棍作为支撑,双眼注意选路,两脚则和那如胶的烂泥相搏,真是一场紧张的战斗。但他总是坚定、顽强地走向目的地。一个雨夜,猪撞开圈门跑了。于是,漆黑的田野里,亮起了一束手电光,雨声中传来其芳同志那“来来,来来,来来……”,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唤猪声。当同志们帮他把猪赶回来时,他的雨鞋里尽是泥浆,而他的脸上却堆满欣慰的笑容。还有一次,他的心绞痛发作了,痛得在床上打滚,浑身冷汗把被褥都湿了,药却找不到。同志们急得团团转。热心的吴晓铃同志,赶忙到数里外他爱人的住地,为其芳同志拿药,等到服下药去安静下来,已经折腾了五、六个小时,其芳同志精疲力竭了。这么厉害的病,总该多休息几天吧?不,第三天他就要上班。同志们劝阻他,他说:“心绞痛就是这样,那一阵过去了就好了,我的工作不能老让别人替呀!”于是,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养好猪,他找了一些有关材料阅读,研究,同时还注意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编成歌诀。现不妨把歌诀抄录于下:“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要好;圈干食饱。粗料发酵,采集野草。小猪肥猪,多加精料。强弱分圈,隔离病号。夏天太热,河里洗澡。新生小猪,防止压倒。注意卫生,防疫宜早。猪瘟难治,预防为妙;其他疾病,努力治疗。”直到他因病从干校回京那天,下午就要上车,上午还守在岗位上,坚持喂猪。

他在领导文学研究所时表现出来的认真负责精神,更是有口皆碑。他对任何工作,不抓则已,一抓就抓到底,决不马虎从事。多年来,他总是在头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好,写下来,有时还写得很详细,直到他逝世前的一段时间,那样病重,还坚持这样做。家里人和同志们劝他说,身体不好,有些工作可以让其他同志去作,不必花那么多时间,考虑得那么细。他哪里肯!他说,该他做的事情,不能推给别人,他不能失职。每次他召集开会,事先总是做好充分准备,写出详细讲话提纲,甚至写出稿子。有几次,我看到他拿在手里的稿子,都有五、六页之多——他不喜欢用带格子的稿子,而习惯于用白道林纸,写起来自由,他的字又小,每一页总可以写一千字左右。有些细小事情,他也不含糊。譬如别人起草的通知,他要仔细看过,把错字,甚至标点都改正。有时他不满意,还要自己重写。他常常工作到凌晨五点,遇上所里上午开会,他就嘱咐家里人,七点一定要叫他,不要误了开会。他是绝不肯迟到的。有一次,他要和学习主席诗词小组的同志到红星公社开座谈会,临上车,忽然头昏,甚至要倒下来。同志们劝他不要去了,或者打电话去改期,他执意不肯,休息了一会儿,还是去了,并且整整坐了一个下午,坚持到会开完。

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现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就是治学态度的谨严。他一贯提倡严肃的、战斗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很强调创造性。他说,写文章必须做到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写法。如果一篇文章没有新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见解,只重复别人说过的,宁可不写。他经常讲:做研究工作,必须详细地,大量地占有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得出可靠的结论。他在写回忆录《毛泽东之歌》的时候,身带重病,把所能找到的当年的老同志,都走访遍了,有的还不止访问一次。为了核实一个细节,有时要找好几个人。他要力求做到每一条材料都准确、真实。他认为,研究一个作家,必须象鲁迅说的那样,了解他的全部作品,他的身世,他所处的阶级的、历史的环境,从而作出确切的、符合实际的评价。作注释,必须查证大量可靠材料,力求准确,决不似是而非,对一些疑难之点,不能回避,要对读者负责。他曾对一个负责搞唐诗选注的同志说,他最讨厌那些不花工夫,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注本:别人知道的它大讲特讲,别此不知道的它一字不讲。他在病中,对《唐诗选》和《唐诗选注》的注释和作家小传进行了认真审核,经他之手,改正了许多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有时为了一条注释,要找许多书,他的书由于房子挤而堆得老高,为找一本书,常常爬上爬下,有时费几个钟头,但他决不怕麻烦。该查对的,费时再多也要查对,自己查不到,请别人查。其芳同志还特别强调引文必须确凿可靠,要顾及全篇和作者原意,绝不可断章取义,更不能引错;引用经典著作,更要严肃认真。他反对那种摘引经典著作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的恶劣作风。他说:“有些人所引用的‘马列主义’,是经不住查对的。”在引用外国材料时,他主张尽量注意译文的准确,如果感到可能不准确,就要找各种译本查对,或者找懂外文的专家去审核。顺便说一说,其芳同志常常不满意我们的某些翻译作品。他几次说,有些外国的诗歌,译成中文之后,就象把酒翻成了白开水,诗味都翻掉了。因此,他提倡学好外文,读原著。他懂英文,常常读英文原著,直接欣赏拜伦和雪莱的诗。为了深刻理解和欣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赞的海涅和维尔特的诗,他从一九七一年起,以年逾花甲和多病的身体,学习德语,并且边学边译海涅和维尔特的诗。为了学好德语,他常常请教专家,并几次邀请留学德国的一对夫妇到他家来作辅导,这种好学的、进取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凡是和其芳同志接触比较多的人,都会觉得他心地坦荡,热忱率直,谦虚宽厚,温和平易。

对于“何其芳”这个名字,我在中学时代就很熟悉了。他的《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最伟大的节日》两首诗,我在中学课本里学过,它们引起我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同时,它们也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当时,我借了他的《夜歌和白天的歌》贪婪地阅读。我后来念大学中文系,与此不无关系。在大学里,我几乎读了所能借到的其芳同志的所有著作,我觉得他的所有的文章,包括理论文章,都洋溢着一种率直的真情。老实说,从那时起,我对其芳同志产生了某种崇拜。等我一到文学研究所当研究生,除了我的老师之外,第一个想见的自然是其芳同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样有名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一定很不好接近、有点架子吧?他或者是穿着笔挺的衣服,皮鞋擦得亮亮的,摆出某种派头?有一天,我正站在二楼会议室门口和人说话,其芳同志走过来了。旁边一个同志把我介绍给他:“这是新来的,蔡仪同志的研究生。”他立刻微笑着和我握手,藏在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放出非常温和、亲切的光辉。“欢迎,欢迎,”他总是说话很快,“住处安顿好了没有?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见到蔡仪同志了吧,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一连串的热情话语,把我的拘束一下子驱散了。和同样是热情、亲切、温和、平易的蔡仪同志比起来,他的话又快又多。他一点也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近。他的衣着穿戴,也和他的为人一样的朴实:一身半旧的海蓝色制服,一双圆口布鞋。那次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其芳同志的手。那只写出了那么多战斗文章的手,原来是那么柔软。因为胖,他的手背上显出四个小窝,甚至直到现在,我似乎还能感觉到他的手的温暖……

以后,和其芳同志接触多了,处处感到他的为人中有一个“真”字在,他的洁白的、坦荡的共产党员的心灵,就象北京十月的蓝天那样明净,就象山涧的溪流那样清澈见底。其芳同志并非没有缺点,也不可能从来不犯错误;但是,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那些不足之处。一九三八年冬至次年夏,他和沙汀同志一起跟随贺龙同志转战晋西北和冀中平原,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途又回到延安。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和其他场合,多次检讨,说:“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艰苦。”直到一九七五年,他在一首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三周年的七律中,还提到这件三十六年前的往事:“烈火高烧惊旷宇,奈何我独告西旋。”并且加了一条小注:“与冀中告别时,敌人正进行残酷‘扫荡’,焚烧村庄,黑夜中,红色火光烛天,景象惊心动魄,是时竟别冀中军民而西归,至今思之,犹为惭愧不已。”对于主席批评他“书呆子气”和总理对他的指教,他也总是念念不忘,多次在诗文、谈话中提到,以鞭策自己前进。他曾经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谈到主席对他的五次接见,谈到在重庆跟随总理工作的那些难忘的时光,谈到主席的谆谆教诲,谈到总理的忘我工作。他说:“我很惭愧,没有按照主席和总理教导的那样作好工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想,一个时时刻刻总是记着自己的缺点、错误的革命者,即使他缺点、错误再多,也是一个可尊敬的优秀战士。我时常问自己我能不能象其芳同志那样,念念不忘自己的弱点,以作为自己不断前进的鞭策呢?

其芳同志花费了大量心血培养青年,是青年的良师益友。

多年来,不论其芳同志多么忙,身体多么不好,文学研究所的同志或是外单位的同志,特别是青年人,请他修改文章,或者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热情接待,从来没有拒绝过,而且也从来没有敷衍应付。譬如,我所在的文艺理论组的青年同志写的文章或小册子,每次送给他,他都改得极其认真仔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一次,一个同志把稿子送去了,他实在忙,就同这个同志商量:准备什么时候要?急不急?如果急,就晚上加加班,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把稿子看出来;如果不急,得排着队来,先看另外几份稿子,并约好同你相谈的日期。他同你商量的意思,决不是拒绝看稿子,而是请你宽限一些时间,好象是向你请假,等你批准。如果你的稿子要得急,他即使牺牲宝贵的午睡也要给你看出来;如果不急,他会告诉你一个时间,一般说,他总是提前“完成任务”,把看好的稿子放在那里等着你。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绝不会草率马虎。

在我请他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有两次给我的印象极深。有一次,我按约定的时间去了,他的爱人牟决鸣同志很抱歉的告诉我:“他刚刚从医院拔了牙回来,不能讲话……”请我改天再来。这时其芳同志从里屋赶出来,一只手用沾着血的手帕捂着嘴,另一只手一把拉住我,把我按在沙发上坐下,然后,拿一张白纸铺在我们两人之间,又取两枝铅笔,一枝给我,一枝他拿着,他写道:“咱们用笔谈。”就这样,他写一句,我写一句,我们俩笔谈了半个多小时。

另一次,是一个中午,当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我后悔不该来——其芳同志摇晃着身子来接待我。我看见他几乎要倒在沙发里。看得出来,他有些头昏。他先是非常遗憾地告诉我:“糟糕!我把你的稿子忘在家里,没带到办公室来,咱们到我家里去谈吧……”我赶忙提醒他:现在正是在他家里。他略定一定神,看看周围,恍然大悟:是在家里。我说,以后再约个时间谈吧。他哪里肯!他说:“你坐着,过几分钟我就会好一些。”我们默默休息了一会儿,他就开始谈他的意见,谈得很详细,并且事先已经在我的稿子上密密麻麻写了许多批语。除了谈对这篇稿子的一些具体意见,还针对我的问题,谈了如何写文章、如何做学问的一般的意见。

“你的文章,好处是有热情,能感人,但是,能不能把语汇搞得再丰富一点儿?写文章不能翻来复去就那么几个词儿,要想法丰富自己的语言,要下点苦工夫。你看那些艺术大师们,譬如象托尔斯泰,还有一些大理论家,语言多么丰富,多么富有表现力,真是妙极了!……”

“我刚刚学着写点东西,对那些艺术大师们,当然是望尘莫及。我们这一代年轻一点的人,业务已经荒废多年了,无论如何是不行了,完了。”

他马上批评我:

“不能这样没信心,这样自暴自弃,不能这样想。好好努力,下点工夫,总还可以做点事情嘛。也不要这样想:那些艺术大师们、大理论家们的水平是达不到了,就算了,或不敢再写点什么了,不能这样!文章还是要多写,敢写!”他想了一想,说:“好象是俄国的哪个作家说过,不要看大狗叫得响,小狗就不敢叫了,也还应该叫几声的。这是谁说的,我一时记不起了,但是,有道理。”

“我觉得自己思考能力、分析能力都不行,技巧更谈不上,有时候想着有那么一点意思,可是等写出来,很平常。我老觉得自己太笨,怎么有的人就能把文章写得那么巧妙呢?”

“当然,写文章不能不注意技巧,不能不注意形式上的问题;但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要在内容上下工夫,看你能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关键,把问题看得深一点儿,抓得准一点儿。要锻炼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多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真读懂可不容易呀,要学习他们是怎样抓问题,怎样看问题,怎样分析问题的。至于形式上的问题,对了,我还想起你们有些同志文章的一个通病:缺少波澜,太平。文章总得有点起伏嘛,一个高潮,再一个高潮,这样,文章就好看了。”

然后,他问我:

“你是学美学专业的,那些文艺理论方面的名著,西方的,中国的,你读了什么?”

我说了读过的有限的一些。

“还要多读点才好,理论是把握艺术的規律的,要看看前人掌握了些什么样的规律,我们今天如何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艺术的规律。文学名著你读了些什么?……唔,唔,不够,不够,能找到的尽量多读,如果认真读上几百本,那就不一样了……”

我看他已经十分疲惫,所以一个问题也不敢再提,企图尽量缩短这次谈话的时间。但是,他却坚持把意见详细讲完。临别,看到他送我时的摇晃的身影,我心里十分激动。那身影久久停留在我的眼前,并且至今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可是,我没有想到,那竟是其芳同志最后一次为我修改文章。

其芳同志作为青年的良师益友的形象,将永留我的心中。

1978年11月28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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