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怀念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这是一个酷热窒人的星期天。那天下午,我去首都医院探视其芳同志。他从十二日早晨大吐血入院以来,已十三天了。前两次去看他,精神还不错,胃部动了手术,他苦笑着说:我的胃里发生了一场“政变”,现在平定了。但这次一进病房,立刻被紧张的气氛惊呆了。医生们进进出出,忙着给他注射各种针剂。他的夫人牟决鸣同志布满血丝的双眼(这十三天她一直没好好合过眼),充溢着泪水,不时抚摸着他的双脚,脚上的体温已开始变冷。其芳同志却显得少见的平静,连连说:“这个针我不需要了。”听到这话,我和周围的人一样,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医生们进行最后的抢救。他紧闭的眼睛突然睁开,向我含含糊糊地说了不少,可是我怎么也听不清他的意思,连忙叫他的孩子,但也没有听懂。而决鸣同志因悲伤过度,却已昏厥过去,可能她是唯一能听懂的人。下午六时十分,这颗真诚、执着、以祖国文学事业为第一生命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我眼睁睁地看着素洁的白布覆盖了他的全身,被车子缓缓地推出病房,我又一次忍不住哭了。

其芳同志走了,走得那么匆促,踏着我们平常熟悉的那种急速的碎步走了。

我第一次见到其芳同志,还是在北京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当时,我正倾心于他的《画梦录》,那深婉的哀愁,热切的追求,那精美的语言,惨淡经营的形式,深深地吸引着我。因此,当我知道他为“北大诗社”讲演时,便早早地坐在教室的前排等候着。门外一阵急速的碎步声,他急匆匆地进来了。大概是中年以后发福吧,我第一眼的直感有点不相信他就是《画梦录》的作者,那应该是一副清瘦飘逸的神态才是。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了。那次他主要讲他《欢乐》一诗的构思过程。他说,这诗写于一九三二年,那时他二十一岁,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然后他谈起他当时一段被人爱而不知其爱的爱情经历,谈起他事后领悟却又已失去的怅惘。他在北大红楼、故宫后街一带踯躅徘徊,思索着什么是爱情的欢乐?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意象:“告诉我,欢乐是什么颜色?”于是,思绪的闸门打开,文思奔腾而出:“象白鸽的羽翘?鹦鹉的红嘴?”“欢乐是什么声音?象一声芦笛?还是从簌簌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他说,诗人有了生活激情和感受以后,还必须找到一个优美的诗歌意象和适当结构来表达。光有激情不一定就能写出好诗。他娓娓地谈着,话说得很快,但语句既清晰又亲切,条理既井然有序又自然活泼。我顿时发现,这正是《画梦录》的作者,那么真诚坦率,对着素昧平生的青年学生,毫无保留地打开自己的心扉。要知道,他是闻名于世的文艺界的“首长”啊!真诚,这正是文学的生命,也是亲近、了解和研究文学的第一要素。

一九六〇年我分配到文学所后.才有了直接交谈请益的机会。其芳同志有一种魅力,他能够使交往不深的年轻人一下子摆脱拘谨和他开怀深淡。其奥秘就是他真诚待人,平易近人。他常说,文学所的主要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而在培养年轻研究员上,更是费尽了心力。每年秋季,当新的一批大学生分配来所时,他总要讲一次研究方法、治学之道,这已成为常例。这样的报告会我听过多次。因为他每次讲的精神虽然一致,总是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但具体的发挥和论证却不雷同,一次又一次的启发和收获。每次讲话,他手里总是拿着一叠厚厚的讲稿,讲时却不受其束缚,随处生发,精义层见。我觉得,在培养年轻人问题上,他在不断地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传授后辈,并系统地积累培养、指导的方法。他是个有心人。这历年的讲稿就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我的旧笔记本中还保留他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一次讲话。这篇我自己取题为《关于培养实习研究员问题》的讲话,一开始便说:“正确的经验和非正确的经验的结合,便是完全的经验。”他从文学研究所的工作规律谈起,强调边干边学,把工作和学习统一起来,把集体编书和个人研究结合起来。但对实习研究员来说,不要单纯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应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作为“补课”学习。要有工作计划和培养计划两套计划,定期检查,解决随时遇到的问题。他又逐一地讲了研究方法、读书方法、写论文方法。他说,学术论文是研究的成果,要讲究如何表达。论文也要有自己的风格,讲究一定的节奏。它应该是“精制品”。把论点、思想变成论文语言,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力戒粗率、马虎的语言。写作时必须精力高度集中,毫不懈怠,有时就有“神来之笔”。由于结合着具体事例,特别是他个人的丰富写作实践,这些朴素的道理讲得生动细致,鞭辟入里。最后他说:“又红又专,边干边学。个人努力,集体帮助。发展学术,贡献祖国。”殷切期望之忱,溢于言表!

有次交谈工作之馀,我向他诉说自己写的文章苦于不能提高,尤其是艺术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不知从何培养、锻炼。交谈结束时,我表示一个意愿,希望他能解剖一下他的《论红楼梦》一文的写作全过程。谈过以后我自己也淡忘了。不料在下年对新同志讲话时,他谦虚地提起,有位同志要我谈谈《论红楼梦》的具体写作过程,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好谈。然后他从素材的搜集、论点的组织到论文的结构安排,作了详尽的介绍。他说,他的具体工作方式主要是在原著上作眉批。他十分重视研读原著,重视把从原著中获得的直接感受和体会,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概括和连贯起来的思索。他不是把原著作为冷漠的解剖对象,而是去体验和认知其中活生生的形象世界。《论红楼梦》是他准备时间最久、篇幅最长的古典文学论文的力作。我自己写文章,常在开笔之前或文思苦涩、难乎为继时,要读读几篇自选的典范性文学论文,有时似乎还能开点窍,《论红楼梦》便是其中的一篇。所以向他表示了那个意愿,真没想到他那么认真听取,这次我如愿以偿了。如果没有培养文学接班人的事业感,象他那样每天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的人,是很容易遗忘的。

其芳同志胸襟坦然,他经常把自己写作中的甘苦向周围同志谈论,有时给人极大的启示。有次所务会议前的空暇,他进来后一坐下,就开口说:昨晚开始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一连开了五六个头,都写不下去,卡住了。后来索性只写“我们的讨论会从几月几日开到几月几日,历时多少天。……”居然很顺利地写下去了。这个开头大概因为平常,因而比较自然,反而有助文思。接着他感慨地说:有同志说,在这次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我已作了总结发言,事先又有讲稿,大家反映又不错,“我手写我口”,把发言写成文章,不是很容易吗?这位同志哪晓得还有“文章之道”啊!这次他是讲论文的开头,另一次讲论文的结尾。也是在所务会议的的空暇,他进来后,有同志问他:《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的序言写完没有?他笑笑说:刚刚写完。这是我为自己集子所写的最长的一篇序,大约有二三万字。序言的正文这么长,要有一个有分量的结尾,才能跟正文相称。这费了不少心思。后来想到了曹植给杨脩的信,讲朋友间文章的评改,很有感情,很动人,用作结尾,稍作点染.还不错。

这只是我偶然听到的两个例子,但多少年来一直牢记不忘。这里包含着深刻的道理:一个人能想到的,不一定能全都说出;能说出的,不一定能全都写出。思维和语言之间,语言和文章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讲究“文章之道”就在于克服和缩小这个差异。仅从写作表达这一点来说,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就是一种严肃艰苦的精神劳动。平常读其芳同志论著,总钦羡他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文风,猜想他写作时左右逢源的快感,殊不知他的流畅自然却是刻苦锤炼的结果。古人云:“成如容易却艰辛”,确为名言。一生“认真”作文,从不马虎草率,这是其芳同志崇高的文德。

他的宽容厚道是有口皆碑的,但对年轻人文章的评改却是严格甚至严厉的。我来文学所之初,参加古代组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这是全所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其芳同志从指导思想、全书体例到组织安排等进行全面领导。当时规定,书里的重点章节由编写组全体会议评审通过,实际上主要是听取他的评审意见。但我在编写组写出的头一个章节就被他“否”了。那次会议上,他明确地说:这一章我不满意。和已出版的文学史相较,面貌雷同,应该力争有“一寸之长”;立论的角度陈旧;文章的结构松散。然后他说,要推倒重写。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批评,当然不好受。但不知什么缘故,心里却热乎乎的,感受到他恨铁不成钢的灼人的热忱。

他的批评不但没有使我畏惧气馁而与他保持距离,反而使我更渴望亲聆他的教诲。当写第二个章节苏轼时,我先把写作提纲寄给他(编写组住在城外),请他指点。他很快约我去他家面谈。他桌上放着各种苏诗版本,对我说,为了对我提纲提意见,正在赶读苏诗,还没有读完;最近恐无时间读完,只好先约来谈谈,以免影响写作进度。他要我务必看全集,然后多与同时代和前后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他说,他不大爱读苏诗,其中不少诗并不是有了创作冲动以后写的。对作家的复杂性要充分估计,既看优点,也要看缺点。能把缺点及其原因说清楚也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把文章写出来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听取他的评审意见。在那次会上,他对其他同志写的章节提了详细的意见,最后简单地说:苏轼一章还可以,我没有什么意见。但从他那柔和的目光中,我领受了他的鼓励和赞许。

把稿子取回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作了改动。我原稿上说.“苏轼的诗、词和散文代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改成“在北宋文学中都是成就很高的”。这个唯一的改动我想不通。年轻逞性,心浮气躁,我擅自又改了回来。过了许久,他审看这部书的校样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最高成就”问我:这个地方我好象替你改动过?我只好支支吾吾地承认了。他的“认真”是早出名的,但从这部七十多万字的著作中不放过一句话,这样的“认真”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他要我谈谈自己的观点。听了我的申述后,他沉吟一下说:你讲得也有一些道理,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保留。但这是部集体著作,力求准确、稳妥。比如论散文成就,苏轼与欧阳修恐怕不宜强分高下、、还是说“成就很高”吧,你觉得怎样?他没有批评我私自“篡改”,反而耐心地听取一个文学晚辈的意见,互相平等讨论.这不是学术民主的生动示范吗?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曰晚上,我因撰写《唐诗选·前言》又去他寓所请教。他已知道我将调往上海复旦大学工作。我也想到这是我在文学所的最后一项工作,以后这样耳提面命的机会不多了。我说,本来基础就差,十年不写学术文章,感到手重,没有把握。他说,这部书读者主要是看所选注的唐诗,《前言》只要把唐诗发展的基本面貌叙述清楚就可以了。但介绍的知识力求准确。另外,篇幅不宜过长,万把字以内吧。那次夜谈,他大概带有惜别之意,关于《前言》的写作他说得不多,却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我顺便问起,听说不久前他曾写了两首“戏效玉溪生体”七律,假冒“元人诗”,发函请所内一些同志来解释诗旨,这又引起了他的话头。他说,是啊。我还故意留了个破绽,信是三月底以前发出的,但我署了四月一日,因为这个日子在西方是愚人节,但没有一位同志识破我开的玩笑。说着,他开怀大笑起来。然后他收敛笑容说,我是想做个试验:当我们对一首诗的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无所了解或了解很少时,对诗旨的理解,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这次试验的结果,有的说是悼亡,有的说是悼友,有的说是自悼,众说纷纭。这些对我国古典诗歌很有修养的同志,他们对我写作此诗的主旨的推测,大概只能达到50%左右,可见解诗之难! (他的诗见《何其芳文集》第三卷《锦瑟二首——戏效玉溪生体》)这是一个多么严肃机智的“玩笑”!我凝视着他那宽广的前额暗忖:人们都说他最近进入写作欲的又一个旺盛时期,写诗、译诗、长篇小说、回忆录,齐头并进,思维活跃敏锐,干校时期常患的思路中断的毛病已无踪影了。他最近的诗说,“假我光阴二十年”,“敢惜蹒跚千里足”,在他的心中,还有什么比完成自己预定的写作计划、看到文学艺术的新的春天更大的快乐呢?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却赍志而逝了。

我没有听清其芳同志的临终遗言,已是不可弥补的憾事。记得一九六四年力扬同志去世吋,他曾亲自书写挽联,上联开头说:“文章报祖国”,这五个简明有力的字,可以看作他的自挽之词,也可以当作他对文学后辈最后的勉励和期待吧?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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