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一读书人

 

 

 

    彭玉平,江苏溧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问:彭教授您好!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您的专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王国维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学者评价说外界只看到您成果的丰硕,但很少了解您十多年来潜心研究而厚积薄发的历程。您近年出版的另两部著作《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诗文评的体性》,写作的时间跨度更长达二十余年。潜心研究而厚积薄发,这是否是您从事学术研究以来一直秉持的精神?

    答:2012年以来我出版了《诗文评的体性》、《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这三部研究性的著作,这应该是我的学术活跃期。二十多年拿出三部书,也不敢说厚积,也不算是薄发,毕竟这三部书的字数合起来应该超过一百五十万字,当然跟有些优秀学者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还是有距离的,但确实是我过往的二十年之内,埋头读书,不断拓展学术领域,不断做专题研究,并建构体系的成果。我关于学术研究本身谈的并不是很多,主要我本人一直也在摸索之中,有许多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或者对于学术领域的价值判断,自己也是一边读书,一边琢磨,一边开掘。潜心研究这四个字我倒是觉得问心无愧的,因为我既没有把心思浪费在别的方面,也没有在研究上怠惰。读书其实是我过往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以前古人说三天不读书则觉口臭,这话我还真相信的,我自己感觉如果几天不读书心里还真是慌慌的。所以我到哪里都带着一本书,甚至旅游的时候也是,伴书而行大概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状态。读书、研究就是我的生活,我是一个职业的读书人,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误解,以为这是职业的要求,其实我是把职业的要求化为内在的要求,变成一种享受。

 

    问:您梳理王国维的学缘,分论与王国维有过精神交汇或现实遇合的人物,如果让您回顾自身的治学经历,您会举出与哪些学人的学术因缘?

    答:我本科就读的学校是南京师范大学,我八十年代初去读书的时候,词学大师唐圭璋还在,他还给我们做过讲座。我跟唐先生还有一个直接的因缘,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陈廷焯的词学,得到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先生的关注,他建议我去向唐先生请教,因为唐先生曾经将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词则》推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吴调公先生陪着我去唐圭璋先生家拜访,当时唐先生身体不是很好,说话听得也不是很清楚,我听不明白的地方,吴调公先生来做翻译。本科就读的院系里面有一位词学大师,这种熏陶是自然而然的。恰恰是唐先生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评《人间词话》的论文,这篇论文虽然对王国维批评比较多,但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界对《人间词话》讨论的展开,尤其是开启了从批评角度对王国维词学进行讨论的脉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的硕士在安徽师范大学就读,我的两位导师一位是祖保泉先生,一位是梅运生先生,这两位先生又都是研究词学的。祖保泉先生在《词学》复刊第一辑上发表的文章就是论王国维的词,后来祖先生还专门出版了《王国维词解说》,祖先生也是王国维词学接受史当中值得关注的人物。梅运生先生特别关注清代词学,他发表了很多篇清代词学的论文,而梅先生不仅自己研究词学,还带着学生一起研究词学。霍松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诗论史》,其中有一卷是词学卷,主要是梅先生编写的,为了编写词论史卷,他还特意编纂了一本书,叫《中国历代诗词曲论著作提要》,我去读硕士的时候,提要的编纂工作已经开始,我大概写了八九篇提要的文字,这个文字当然经过老师的润色,所以我走向词学研究,是有早期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1992年我去复旦大学跟王运熙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本来也想做清代词学研究,后来我放弃了,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重点不在词学;第二以清代词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复旦刚好有一位博士已经做了。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别人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我现在完全不持这样的看法,因为别人做了,尤其是断代分体学术史,一本博士论文哪里做的完呢?我后来做了古代创作与鉴赏理论的对应研究,里面虽然也包括词学,但不是主体成分。但是上海的词学氛围非常强,民国以来就一直如此。比如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马兴荣先生,他们都是我素来所敬重的前辈,尤其是马兴荣先生,我拜访老先生很多次,耳濡目染,对词学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兴趣。

    我的博士论文虽然没做词学研究,但是词学的著作一直也在看的。1995年我来到中山大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当时让我负责宋元文学这一段,因为教学需要,也使得我的研究重心往词学这边靠。另外中山大学又是一个词学重镇,以前陈洵先生,后来詹安泰先生,再到邱世友先生,这都是在20世纪词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邱世友先生出版过《词论史论稿》,我跟他个人接触也比较多,我写的有关词学的论文,也经常请他看,他也经常帮我批点。刚才说的我经历的四所大学,一个是学校词学氛围,一个是词学研究名家,应该都对我产生了影响。

 

    问:王国维对您读书治学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吧?

    答:王国维对我的影响非常深,王国维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他一生读书、著述不辍,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为著述而著述,他自己也提过“无目的而自生目的”的读书法。他经常是在一个领域里面随便翻阅一些书,这个时候他未必有研究的计划或者设想,但是随着读书的领域越来越广,慢慢的这些问题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试图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本人其实也是的,比如我研究王国维,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做哪几方面的研究,只是纯粹喜欢他的东西,买了一套《王国维遗书》,有空就翻一翻,后来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慢慢形成了几个维度,就形成了我个人的研究体系,所以王国维的研究方式对我还真的是很有影响的。

 

    问:王国维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的研究成果繁多。很多学者担心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更愿意避开热点,开掘较少人关注的研究领域。您最初为何有勇气迎难而上,挑战王国维研究这门“显学”?

    答:一个大的领域,尤其是有一定时代跨度或者说成果丰硕的领域,研究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一篇博士论文或者几篇博士论文,或者几本著作,要能穷尽是不大可能的。学术研究回避了一个热门,从事一个冷门的研究,固然可以在一个冷的领域里面彰显它的地位,但是一个冷的领域有没有学术的价值,那是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的。一个热门的领域,显然已经经过学术史的检验,所以王国维研究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我在从事王国维研究的时候是无意而入,是因为上课时学生问我《人间词话》里的三种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王国维断章取义的表达和所引用词句的本意到底有多少关联,这个问题当时我没有回答出来,倒不是我一点回答不了,而是担心回答得不够全面,不够精准。之后我查阅相关的学术史,我发现关于三种境界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大概有一两篇文章说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三首词的本意与王国维解读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去做研究,我觉得这可以成为一篇文章。这是我研究王国维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三种境界”说新论》,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后来因为这个因缘我就去读《人间词话》,也读相关的论文,我发现有些学术史固然是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问题也非常严重:第一就是重复性研究非常之多;第二对于王国维词学的整体把握有所欠缺,因为《人间词话》是词话体,如果是只关注部分条目,没有关注整体的,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偏狭,而要理清则与则之间的关系,甚至进一步把握内在的脉络跟内涵之间的关系,更需要一种熟读细思的功夫。所以我后来就把《人间词话》包括王国维其他论词的条目都认真看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所以就开始了王国维词学本体的系列研究。如果要说挑战两个字的话,也是从无意开始,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拓宽,研究的领域也就跟着拓宽了。

 

    问:您对王国维的研究是以词学本体研究为起点,但您并没有局限于词学一隅,从兼论王国维哲学、美学到梳理王国维学缘,最终形成了现今相当宏大的研究格局,这是否超出了您十年前的设想?

    答:这确实超出了我最初的设想,就像我的几种专著,严格来说,说是论文集也是可以的,只是现在大家非常重视体系,所以我的论文就必须按照体系建构的要求进行编目调整。我一开始从事王国维研究,其实从解决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开始,所以并没有宏大的构想,也没有要来整体考察王国维学术,就是书读多了,对王国维理解越来越深,发现可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同时发现学术史的问题也有很多,这就让我觉得不妨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把我发现的问题来一个个来说清楚。王国维词学本体当然是要研究的,此外,就是王国维词学学术史。我搜集学术史材料非常之多,从王国维生前有关《人间词话》的书信到他去世之后,一直到现在不断出现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我基本都搜罗到了,而且还包括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法国的材料,所以对于王国维学术史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王国维学术史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我觉得不妨把它整理一下。整理学术史不仅仅是客观梳理学术发展的历史,也是对于学术史进行裁断的过程,同时学术史已有的贡献跟留下的不足也为我后续的研究指明方向,所以我认为学术史的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领域是学术因缘,学术因缘涉及到研究的基本立场的问题。王国维这个人比较复杂,他既接受中国传统的经史学习和教育,同时又是比较早地开始接触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比较新潮的学者。其实我认为在他的思想里面,西学对他是有帮助的,你注意,我说的是有帮助的,这个帮助体现在哪里呢?比如一些概念的运用,比如说一些论证的方式,比如对建立体系的自觉的追求,这些都与王国维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甚至包括一些日本哲学家的著作有直接的关系。但不要忘掉的一点是王国维在接触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之前,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中国古典的哲学和美学,他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美学的文章,比如对列子、老子、孔子思想的专论等,所以他接触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在接触西方哲学美学之前,这是一个事实,我希望说清楚。第二来说,他在研究古典哲学美学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粹的,西学的影子不是很强,但王国维介绍和评介西方哲学美学,比如《静安文集》论叔本华、康德、尼采的这些文章里面,它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在说康德、叔本华、尼采他们的观点之后,笔锋一转,就说“衡诸华夏,也类多如此”。你可以看出王国维研究的基本思路,他比较注重古今相通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可能恰恰是西方哲学美学的特点,也恰恰是王国维难以接受的地方,而难以接受的原因就是与王国维此前已经接受的中国美学哲学的基本观点形成了一定的冲突。他不能接受,所以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也使他最终远离了西方哲学美学,这些有大量王国维直接的文字可以证明的。

    还有一方面,王国维在辛亥革命以后跟罗振玉去了日本,他的学术转移非常明显,比如最早写的《宋元戏曲考》,然后来读《说文解字》,读史书,都集中在这一个时期,在1914年他给沈曾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说到对于自己学术研究的回顾,他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事了那么多年的西学研究,现在豁然醒悟,凡是西学里面能够成立的说得通的东西,我们中国的先贤都已经说过了,因此我断然远离了西学,回归到中国古典。这些是王国维自己说的,我觉得他自己说的跟我读书而获得的实际印象也是对应的。

    我的学缘研究注重于作为先贤的屈原、庄子,比王国维时代稍前的龚自珍、比他年长一点的沈曾植,跟他相近的罗振玉、梁启超、陈寅恪、胡适,这些人都偏于中国本土的,或历史或当下的人物,其实也是根据我的感受及王国维自述做的选择。当然就王国维与西学学者的学缘进行研究也是可以的,的确也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非常支持研究王国维与西学的关系。但是我对西学涉及得不多,与我本人西学修养一般也有关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的基本立场是王国维学术的本源在中国古典,西学对王国维有影响,在概念、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些方面的影响也是相当全面的,但不是属于学术本体的东西。所以我在西学方面研究少一点,就是有这些外在的原因。

 

    问:您对王国维学缘的梳理使我们对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是否可以说这也开创了近代学人研究的一种范式?

    答:学缘这个说法此前并没有被普遍的使用,但是我使用这个概念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学术不是闭门造车,有些时候学缘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一定会马上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潜移默化之后就会形成影响,所以学缘研究要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现在比较重视本体的研究,比如王国维的词学。但根据我现在的研究,王国维与罗振常、吴昌绶、樊志厚等人先后结交,尤其是罗振常,从他批点词集和词学论著的批语,可以看出他和王国维比较一致的地方。这些一致的地方是谁影响了谁,还可以做更精细的研究,但是王国维身边也确实是有一个范围不广、影响不大、但是有自己看法的群体的存在,这个存在对他的词学思想是有影响的。所以学缘的影响确实是学人研究里面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我不敢说开创了学人研究的一个范式,但是我非常重视学缘对一个人学术观念和学术体系的影响,比如说王国维与庄子,在无我之境上确实有比较多的契合;王国维的忧生忧世与屈原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可以找到很多他曾阅读楚辞的文献证据,包括他早年翻译西方的诗歌,都有用楚辞体翻译之例的,这就说明他对楚辞是非常熟悉的。《庄子》中的典故他更是经常用,在诗词创作里用,在学术著述中也引用,可以看出他对早期先贤著作的沉潜与含玩。关于王国维与近代学人之间的学缘研究,目前我只是做了部分工作,即便我已经关注的这些人物,也还有大量的研究空间,还有大量的人物没被深入探究,随着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这个领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涉足这个领域,当时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寥寥可数。我应该是比较早介入到这个领域,并且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的少数学者之一。

 

    问:在您看来,近代学人研究对当下的文化学术有着怎样的意义?

    答:近代学人研究对当下的意义非常明显,他们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批古典学者,最近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会与我们有比较多的沟通的地方,但他们是古典学者,他们学养的基础跟我们不太一样。近代学人对当代学人的影响有比较明显的地方,也会有差异,通过研究近代的学人和文学,可以进一步梳理中国学术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过程,它的价值值得充分的估量。尤其是近代大学者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有的学者在有些领域的建树至今还难以超越,这也是我们要进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原因。

 

    问:王国维研究领域存在一种集体认同,对更多的读者和学者来说,他们仰望能融通古今中西的王国维,更愿意去探讨《人间词话》对中西学思想的会通,而您似乎一直强调王国维后期有“去西方化”的倾向?

    答:关于“去西方化”这个说法,这是我在《文学遗产》发表的《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一文中提出来的,但现在我觉得这个说法偏重了,在语言表述上不是很精准,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弱西方化”或者“减西方化”,这样更精准一点。但当时我为什么提出“去西方化”的概念呢?因为在读《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的时候,发现凡是与西方哲学美学相近的条目基本上被删掉了,而《盛京时报》本的发表恰恰是他在给沈曾植写信,表示西方哲学里面有价值、能够成立的,往往是先贤已经说过的之后。当然他给沈曾植写信是一种表态,沈曾植毕竟是一个专门研究古典的学者,王国维可能是表态要追随他,但另一方面来说也不纯粹是表态,王国维确实有这样的发现,而且这个发现在十年前写作的《静安文集》序言里已经部分流露了。

    所以对于西学,王国维虽然早年一直研究,但一直是在半信半疑之中进行的,他从来没有对西学顶礼膜拜过,或者无限制地接受,没有任何的质疑。他一直是边看,边学,边思,也边质疑。手稿本其实西方化色彩也不强,前面的三十则都是对传统的诗论和词论的再评价,可以看出来他一开始写《人间词话》并没有想到建构词学体系,更没有想到要用西学思想武装自己,来主宰这本书。当他写到三十则以后,他突然开始提出“境界”说,“境界”这个词恰恰是中西方哲学美学都用过的一个词,我觉得写到这一则,应该启迪了他对西学的关注。三十一则以后,“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现实”、“理想”这些概念都来了,所以西学的东西在他的手稿本里面是自然而然地呈现的,而且西学不是先入为主的,先入为主的是中国古典的诗论和词论,这些我们看手稿本的条目顺序就知道了。

    原来中学西学还散漫地出现在这个书里,但1908年至1909年《国粹学报》发表《人间词话》的时候,王国维有意构建境界说的体系,用中西学结合的方法来发表他的词学、文学观念的想法应该是比较自觉的,而且在这个本子里面,西学的词汇、概念、范畴,包括对体系的建构,都留下了很多的迹象。但是到了1915年初《盛京时报》刊《人间词话》的时候,他又把西学的部分删掉了,至少说明一种学术的姿态,而且在删掉西方色彩比较浓的概念和句式的同时,手稿本里面原来没有发表的表述中国古典的条目,反而被选用了。手稿本的条目没有本和末的问题,但古典的东西在《国粹学报》本没有用,在《盛京时报》本里反而用了,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东西去了,一增一减之间确实可以看出一种趋势。很多人认为《人间词话》是会通中西哲学美学的著作,尤其是以此作为对《国粹学报》本的界定,我也没有太多异议和反对的地方,但如果放在《盛京时报》本,这个判断就有问题了,而且问题很大。

 

    问:这样说来,学术史只强调《人间词话》对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是存在局限性的,王国维后期的思想变化也应该得到关注。

    答:《人间词话》的接受史也有近百年了,所以我有使命感,我现在就要把《盛京时报》本推出来。我已经跟商务印书馆说好了,要对《盛京时报》本做一个全面的梳理,类似于对《人间词话》手稿本的疏证,要对这个本子进行一则一则的解读。因为是第三个本子,必然涉及到与《国粹学报》本、手稿本的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就会时。

    把这个话头提上来,就是讲王国维是怎样把《国粹学报》本西学的色彩去掉,又怎样把手稿本里面更具中学色彩的表述和观点运用到了《盛京时报》本,这就是我对《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做笺释的主要方向。而且这个本子是王国维最后定本,我跟商务印书馆提出,出版时的书名不一定叫《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最后定本》,但封面上一定要出现“《人间词话》的最后定本”的字样,主要有对以往学术史做部分修订的意图。《人间词话》的普及面很广,知道《盛京时报》本的寥寥可数,就是知道这个本子的,对它也比较冷漠,所以我的文章在《文学遗产》发表的时候,标题就叫做 “被冷落的经典”,最先发现这个本子的并不是我,但是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去研究它。而我恰恰觉得这个本子是最接近王国维最后词学思想的一个本子,这一点必须要揭示出来。

 

    问:您在王国维研究中也发掘了不少学界鲜有关注的新材料。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有些研究者重视的只是发现材料,而非发现问题,因此也很难称得上引领潮流。您能否谈谈您对新材料的态度?

    答:关于新材料的问题,我为了研究王国维去过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尤其在国家图书馆呆了一个多星期,因王国维相关著作、藏书、批点各本都捐献给了国图,我通过查阅,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比如王国维和沈曾植的信,我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国图北海分馆我借了一本三十年代入藏的《壬癸集》,这是王国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诗集,一打开里面就藏了一叠纸,正是王国维的亲笔书信,书信的内容也能支持我发现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静安藏书目》,虽然不能说我发现,因为《人间词话》稿本后面就附了《静安藏书目》,但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时候没有影印《静安藏书目》,有学者也提到过《静安藏书目》中的少数藏书,但是对《静安藏书目》的整体情况大家还不关注。我到国图把《静安藏书目》全部抄下来,因为王国维藏书并不是摆摆样子,都是在看的,了解他的藏书对了解他的学术因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

    另外我发掘的文献还有《履霜词》,这个本子大家也不关注。但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里提到他对这个本子很重视,因为沈曾植要看他的词,他把自己的词作前前后后挑了24首抄寄给他,你可以看到他以前的词,无论叫《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都与“人间”两个字有关系,只有到了这个本子才叫《履霜词》。“履霜”是来自《周易》的一个概念,就是到了秋天,地上踩了霜,这意味着冬天要来了。这显然是与1918年时政治的氛围有关系,这个时候王国维对政治的担忧和绝望也是非常强烈的,这时期他跟罗振玉通信也表达了他的忧虑。他为《履霜词》写了跋,也说明了为什么叫《履霜词》,其实就是有政治的寄托在里面。

    这个本子为什么《王国维全集》不收它呢?我觉得很奇怪,虽然词作基本上熟悉,但还有文字的不同和版本的差异。对照文字的话,会发现它跟此前的词集,以及后来《观堂集林》里收的词稿也不完全一样,它还是有版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王国维通过这个本子对他自己的词做了新的解读,他早年的“人间”无论怎么理解,人生也好,人世间也好,主要还是从哲学角度对人生的考量,到了《履霜词》,他是通过这个选本来表达政治的寄托。从哲学到政治,虽然是同一个作品,但同一个作品的内涵是可以做引申的。我关于王国维词的政治内涵的文章《王国维的“忧世”说及其词之政治隐喻》发表在《文艺研究》上,我对这篇文章自己是比较看重的。

    总体上来说王国维研究被关注比较多,要发现新的文献确实比较难,但发现新问题有时更重要,而新问题的发现有时靠的也是旧材料。旧材料分为两种,一种是很早就出现的,大家已经对它做过研究。还有一种是材料虽然被发现了,但是没有人去关注,比如刚刚提到的《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比如王国维的《词录》。这是别人发现的材料,但是被学界冷落了。这就需要别具慧眼,看出被别人冷落的材料的里面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学术价值。对旧材料的重新拷问,也是对学术史的推动和发展。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因为他经历了新材料被频繁发现的时代,敦煌文献、甲骨文的发现曾在学术界形成一种巨大的动荡的气势,甚至使学术界的格局进行了整体调整。但这句话并不能被放在任何时代,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也有新材料,比如上博藏的楚简、清华简、南昌海昏侯墓里发现的竹书等,但这些材料对新学术的推动,毕竟比不上敦煌文献、甲骨文的发现来得那么震撼。所以新材料当然会被不断发现,但新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并不一直是主要的,即使有价值,但不至于影响全局。所以这就意味着一个学者与其守株待兔等着新材料,不如丰富自己的学术视野,提高自己的学术判断力,从常见书或者是常见材料里面发现新的问题,这可能更考验一个学者的学术功力。新材料里面当然包含新的东西,但是从旧材料里面发现问题,就意味着要对此前的学术史形成一种超越,这是更高的一种要求,也更难。

 

    问:您在王国维研究中常常能发现新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独断之见,我想这需要以读书的广度和深度为基础,更要有超乎常人的思力与识力。如是说来,从事学术研究似乎也需依赖一定的天赋?

    答:学术研究确实存在天赋的问题。我今年给中文系博士新生做的讲座,题目就是“做严正而有灵性的学术”。严正的学术就是不要做过于琐碎、没有价值、极其边缘的学术,要形成严正阔大的气象。有灵性的学术是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把学术研究做到相当的高度,做到中上的水平,意味着要超越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到了这个阶段,勤奋不是主要的了,当然勤奋的阅读和思考是必要的,但领悟能力就显得更重要了。在一个领域里面,走在前沿前端的,都是这个领域里天赋过人的人,比如诗词创作,写六七十分的诗歌是不难的,但要写八九十分的诗歌一定要靠天赋的。学术研究的天赋就体现在读书时发现问题的敏锐,对于学术史存在的问题的敏锐;再者当发现问题时候,能自动调取以前的知识储备,这就要靠天赋,因为平时知识散在各个地方,当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些知识能不能来,来多少,就要靠天赋的高低了。我一点也不否定勤奋的重要,我觉得勤奋对一个人做到七十分的学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做到九十分的学术,光有勤奋是不够的。

    就读书来说,怎么读法,从哪里发现问题,我也不敢说来做一个示范,但至少我从事学术研究时间比较长,也有一些类似于灵光闪现的地方。最简单的就是关于王国维《词录》的研究。《词录》只是著录某部词集是哪年的版本,偶尔会有简短的评论在下面,因此我有好几年也写不出文章,但我一直觉得这个文献很重要,我得去做研究。后来我还是发现问题了,王国维在序例里面提到他编《词录》是因为吴昌绶编了《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王国维认为这个书词集收录不齐,版本有问题,所以他要来重新编。第二《词录》体例上用的是朱彝尊的《经义考》,我觉得这两个文献的来源值得关注,我就请朋友从上海图书馆把《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抄录下来,把《经义考》借来看了,一个渊源,一个体例,就可以做一个直接的对应。再者判断《词录》写作的年代也很有意思,在《词录》之前王国维编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在《词录》之后写了《人间词话》,《词录》就介于《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和《人间词话》之间,它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的影响,又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间词话》的编纂,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视域。而且王国维这一个时期的书信,很多涉及到与《词录》有关的词集版本的发现,这个也对词录的研究有价值,这些线索也是慢慢发现的。勤能补拙,天赋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没有勤奋的功夫,天赋也没有发挥空间,我研究《词录》的话,不敢说天赋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对勤能补拙这四个字真是有很深的感受。一篇文章形成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很艰难的,甚至是备受煎熬的一个过程,但有时候想通了,问题很快理清楚了。两厚本的《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当然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但中间经受的煎熬只有我自己知道了。

 

    问:您曾说过,《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这部著作是对过去十年阶段性的总结,王国维研究还可以做下去。那么未来您是否还有继续从事王国维研究的打算?

    答:如果我没有任何外在的任务,我愿意再付出三年的时间,把我对王国维目前形成一定的想法,也搜集了相当材料的这些专题做下去,但确实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我不得不把王国维研究暂时告一个段落。如果给我三年的时间,不受打扰来从事王国维研究的话,至少在学缘的研究方面,我觉得王国维词学的学缘还应受到更多的关注,比如完全可以再写两章:王国维与朱祖谋,王国维与况周颐。尤其是王国维与况周颐这个文章,差不多都呼之欲出,我的想法已经非常成熟了,相关材料都已经准备得非常丰富,而且这些材料大家很多都没关注的。另外王国维与罗振玉目前写得不够充分,目前写的只是文学上的交合,涉及的面不是很广,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影响非常多,虽然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因为儿女婚姻的事闹得比较僵,但是我对罗振玉这个人一直满怀敬意,他曾经在给王国维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国家不能养贤,我要为国家养贤,这种胸怀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国维从事甲骨文及石鼓文研究,还有宋史研究,关于历史、金石文字的研究与文学的关系,也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另外还有王国维对文字音韵和地理的研究,如果再给我慢慢细致地读一些书的话,我相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研究的领域。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太多了,我自己的知识结构跟不上的话,那么有些领域我就没有办法去从事研究,但是就我目前读书的程度来看,我能够判断这里面有不少的研究空间。所以王国维研究不仅不能说穷尽,还远远没有到穷尽的时候,就是我做的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的研究,我认为一定还会有新的开掘空间。因为我的学术判断跟别人的学术判断,我的学缘和别人的学缘可能不同,比如有人西学学缘好的话,就能发现更多西学的因素,可能我对这方面就迟钝一些,我对古典的东西就敏感一点,这都是学者自身学养的优点和缺点所带来的问题,总之有些问题确实可以深化。

 

    问:您从事古代诗文批评研究也长达二十余年,并出版专著《诗文评的体性》。您为什么没有采用“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等现今研究教学中通用的范畴,而是坚持使用“诗文评”这一概念?

    答:“诗文评”这个书名确实是我坚持的,因为现在不大用,现在比较多的是用“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这样的话语,我用“诗文评”第一是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确实是研究诗文批评,我的博士招生的方向就是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我不研究戏曲和小说,所以诗文评与我的研究领域也是契合的,它既有历史的渊源,也契合我的研究领域,所以我就坚持用这个名称。事实上,我是科班的批评史出身,我的硕士专业是文艺学专业,古代文论方向;我的博士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古代诗文批评方向。科班出身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理论的学习相对比较系统,理论的眼光对材料的分析和判断会起非常大的作用。我自己也告诫我的学生,要重视文献,但更要重视理论,因为没有理论的眼光,文献活不起来。我本人学理论出身,但我也非常重视文献,所以我自觉走的路线就是文献和理论结合的路线。

 

    问:您曾说过“所有的理论都是简单的”,能否阐释这句话的含义?这是否也可与您的研究相印证?

    答:我曾经写过一篇教学总结,其中就提出“所有的理论都是简单的”。我说这句话,可能会有点过头,但第一是为了消解本科生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恐惧心理,第二来说,这确实也是我研究批评史三十年的体会。因为所有的理论都是简单的,复杂的往往都是表述。比如刘勰《文心雕龙》用骈文写的,复杂,运用了很多的典故,但是抽丝剥茧,把典故全部理清楚以后,发现他要表述的道理是比较清晰的。又比如叶燮论“理、事、情、才、胆、识、力”,王国维论“有无之境”与“无我之境”,这些问题看上去都比较复杂。我还是回到“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很多人觉得这个里面说得玄虚,玄虚是因为使用了概念,所以会觉得有点隔,有点高大上,但是对王国维研究多了以后我发现这并不是有我与无我的问题,而是有一个怎样的我与没有一个怎样的我的问题。

    “有我之境”是有一个小我,这个小我是个人的独特性,有具体性;“无我之境”就是泯灭小我,追求大我,表达一种群体化的感情。一个越是优秀伟大的作家,笔下的涵盖面应该更广,“无我之境”在王国维的价值序列里面比“有我之境”高,要“豪杰之士”才能写,因为“豪杰之士”才能从个别里面看出一般,从少数里面看到多数,所以你这么理解,那“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也很简单。我研究王国维的这些概念,老实说没有觉得复杂的,比如境界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怡情书吧”本《人间词话》里面有长长的解说,概括出来的几个点都不算新鲜。

    我甚至一度对王国维词学的价值也有所怀疑,但是我后来想在他的那个时代,从体系的建构来说,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为什么觉得有些理论复杂呢?因为有些理论本身就不成熟,前后之间就有矛盾,不能出现对应,就像迷宫一样在里面出不来了,所以我指的“所有的理论都是简单的”,指的是成熟的理论,复杂的往往只是文字表述,或者说复杂是因为理论本身不够成熟,所以会给人一种复杂的感觉。总体上来说理论的复杂和简单跟一个人对理论涉猎的时间长短是有关系的,跟天赋也是有关系的。天赋弱,简单的东西看得复杂,换作聪明的人可能一眼就看出问题,这跟个人学术知识储备、天赋、学术理论眼光高低都有关系。

 

    问:谢谢彭教授答疑解惑。您除了研究传统的理论,也很关注20世纪现代批评史学科的发展?

    答:确实关注这个学科,这与我的老师王运熙先生有关系,因为他主编了《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部通史的每一卷他都送给了我,最后一卷完成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中山大学。我跟吴承学老师曾经合写过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史的发展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价值地位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因为要对王运熙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进行学术史地位的评估,这就意味着要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如何从古典形态,从诗评、文评过渡到诗文评,然后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批评史从学科的发轫,经过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五六十年代的沉寂,七八十年代之后再度振兴。在这个过程中,复旦大学的刘大杰、王运熙先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批评史的先驱郭绍虞、朱东润都在复旦大学。

    而我来的中山大学也很有意思,第一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是陈中凡,这部著作出版时,陈中凡已经不在中山大学,但是他1924年底至1925年底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恰恰在写批评史,他担任文科学长,当时的《中山大学报》就有一些他的发言,提到1925年底这部文学批评史就可以收稿了。这部批评史七万多字,可以说最早的批评史就诞生在中山大学。另外在三十年代有一部批评史非常有特色和个性,叫《中国文学批评》,作者方孝岳又是我们中山大学的老师。五六十年代批评史领域非常沉寂,但还是有一本《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作者黄海章也是中山大学的。邱世友先生没有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样的著作,但专论也做了很多。中山大学这个学校,就完整见证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创立,到发展,到形成学科的过程,中山大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就是中国批评史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三四十年代方孝岳、罗根泽、郭绍虞、朱东润四位名家并立,我们中大只能占据四分之一。五六十年代只有一部半批评史问世,一部就在我们中大,另外半部是刘大杰、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我们或许不需要刻意追问中山大学批评史在中国学界有多么高的地位,但它完整见证了中国批评史学科的发展过程,这是值得言说的,这也是我花比较多的时间梳理源流的原因。

 

    问:您如何看待古今批评形态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当今从事诗文评研究的学者应如何融通传统的学术理路与现代的学科方法?

    答:这个问题从晚清以来一直是学者们需要考量的问题,现代学科的方法和传统学术的理路,倒不一定存在优劣的关系,但的确呈现着不同学术风貌。比如《宋元学案》等学案类著作,这也是一种学术史。按我们现在看来,学案类著作对学术史源流梳理不是那么清晰,是从一个点跳到一个点,虽然点与点的关系会有描述,但总体介绍得比较简单。我们现在就会梳理完整的发展过程,并解决这个过程里面呈现的问题,学案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学案体往往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可以看到完整的人,以问题为中心可以看到完整的问题发生、发展的过程,两者各有利弊。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注重问题意识、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把思想和问题放在前面,学术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如何综合、分析、论证、归纳,并得出相关结论,尤其是考察结论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或者结论与结论之间如何形成体系的网点,这些都需要现代的学术方法。但传统的理路与现代学术方法的结合也非常重要,比如学案对一个人的整体观察,当某个问题涉及到具体个人,我们需要考察这个问题在这个人的学术里面居于怎样的位置,学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不存在高低。

 

    问:您长期致力于词学研究,通过对中国词学史的考察,归纳出“前古典形态的词学”、“古典形态的词学”、“现代形态的词学”这三种历史演进形态。《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这部专著的架构安排是否也含有您对三种形态递进关系的考量?

    答:关于词学史的三种形态,确实是我归纳提炼出来的,此前我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归纳,当然这种归纳能不能经得住学术史的考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三种形态的归纳对我构建词学研究体系有一定的作用。从前古典形态散漫的点评到有思想、有观念的对散漫点评的组合,这是古典形态。现代形态就是要建立现代学科体系的词学。我写过一部《倦月楼词话》,倒不是理论建构,而是对词史上问题的一些简单的评论和解读,这个还是一种古典形态。我也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比如说词学范畴的研究,像要眇宜修、潜气内转、哀感顽艳,这些研究都是属于现代形态的研究。

    《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这部著作的体系有对三种形态的考量,但可能比较散漫,三种形态在我的研究中是综合的状态,包括对词的名词解释,对重要范畴、重要选本及一些重要词论家的专论,还包括对一个时期的创作的总结。所以我的著作近似于论文集,虽然编排大概有历时线索,但从体例的角度说,还不是完全成熟的词学史。我在撰写研究宋代乐语的著作,这本书和其他所有著作完全不一样,一开始就要建立体系,所以没有给我从容的时间做专题研究,但是我在建构体系以后,接下来再做专题研究,不过时间倒了一倒,此前是积累了一个个专题研究后再建立体系,这次是读完文献后确定关注的问题有哪些,先确立了大致的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研究方法的调整,其实由专题到体系,或由体系到专题是双向的过程。乐语研究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先建立体系的尝试。

 

    问:您对很难言明的词学范畴进行探讨,应该就体现了对三种词史演进形态的综合。如刊于《文学评论》的《词学史上的“潜气内转”说》,刊于《文学遗产》的《论词之“哀感顽艳”说》等,都予人拨雾见云之感。

    答:词学范畴的研究是非常麻烦的问题,第一古人的词汇会经常用,但是语境各不相同。语境各不相同也导致了内涵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其实也就是模糊性,但是学术研究却追求清晰、精准,这就意味着要梳理一个概念发生发展的过程,归纳使用语境主要的类型,由这个类型里面提炼出范畴的核心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至今认为词学范畴的研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领域。你要说范畴的意思,如果不考虑清晰、精准、全面的话,那这个范畴谁都能说上几句,如果要追求清晰、精准、全面,从前期文献的搜集,到一段一段的解读,然后找出不同语境的关系,这里面很麻烦,但如果有学者有充足学力对范畴进行分析的话,对推动词学史是有帮助的,可能要大家一起努力。

 

    问:您对晚清民国词学的研究也一直在向前推进,我留意到您最近又接连发表了几篇关于况周颐的文章。

    答:关于况周颐我已经写了五篇文章,他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词人,只是因为研究王国维牵扯了我过多的精力,使我对况周颐没有进行如王国维一般的研究。我对况周颐的研究也是文献与理论结合的。比如《<历代词人考略>与相关问题考论》这篇文章就是探讨文献的问题,发表在《文学遗产》上。《历代词人考略》这部书被影印了一部分,但影印只是别人修订的本子,另外手稿保存在中华书局,这两者对应起来可以看出这本书的源流本末。

    我写这篇文章就是因为我发现目前关于这本书的研究有不少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关于这本书的背景现在我们知道的还比较少。我在上海图书馆系统读了刘承干的日记,包括刘承干与学界朋友的通信,我才把这本书为什么而写,写的过程怎样,包括刘承干什么时候收到书稿的细节理清楚。这些材料提供的佐证非常明显,尤其是这本书没写完况周颐已经去世了,写成的部分比较臃肿,关于对这本书的删订外界一直不知道,一读刘承干的日记问题就很清晰了。原来是罗庄删订的,因况周颐想让罗庄当自己的学生,罗庄面对赏识自己的前辈,下不了手,她的父亲罗振常跟况周颐熟悉,又不喜欢况周颐,所以罗振常才能“痛下杀手”,所以删掉的东西非常之多,包括点评里说的非常刻薄的话,有可能就是罗振常写的。这个过程随着文献的发现才能发现。此前关于这本书的研究,当然也为后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限于文献掌握的程度,导致许多的判断有误,随着文献越来越多被发现,问题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我还写了关于况周颐另一篇文章,就是讨论发表在《词学季刊》上的《词学讲义》,发表在《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的创刊号上。《词学季刊》本《词学讲义》是不完整的,再者文字也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词学讲义》在况周颐去世不久就发表在《联益之友》上,这个本子很多人没有看过,也比较难找,但我还是找到了。经过我的对照,发现它跟《词学季刊》相类似的条目有文字的不同,而且多出了三分之一的内容。这个本子是况周颐去世不久拿去发表的,显然跟原稿应该比较相近,到《词学季刊》删掉了三分之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删的呢?这个问题我还不太了解,但这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另外是理论的问题,我在读《蕙风词话》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词之“松秀”说》,这是我研究《蕙风词话》的一个成果。

    另外我梳理了况周颐发表词话的前后过程,衡估在各种词话里“重拙大”的地位,发现况周颐在不同本子里强调“重拙大”,这是他老师的教导。况周颐是非常传统的人,因此一直在强调老师的话,但是老师的教导和他内在的观念之间是有矛盾的,所以涉及到具体评价又往往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念来进行。因此在一部《蕙风词话》里就形成了一种矛盾,一方面“重拙大”在不断地说,另一方面在具体评价中又不断地有别的概念出来,这些概念与“重拙大”之间还有一定的矛盾,比如“松秀”与“重拙大”之间肯定是不太和谐的。那么这就引发了我的关注,尽管我对况周颐的研究写得文字不算多,但也有自己的体会,我觉得应该可以推进它。

 

    问:您研究晚清民国词学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

    答:我对晚清民国词学研究得比较多,从龚自珍、陈廷焯到朱祖谋、王国维、况周颐,包括詹安泰,还有一些选本也作了研究。这个源流的格局基本上有的。以前出的词学史还不是十分理想,各个阶段之间不大平衡,词学史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想等对晚清民国词学的研究相对完整的时候,再写作一部《晚清民国词学史》,或者《晚清民国词学史论》。这是我对这个领域的一个设想。另外研究晚清民国词学史会涉及学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我也会纳入考察的范围。

 

    问:民国词学研究目前存在二元分类法,即将词人群体分为“体制外”、“体制内”两类,或者为词学家贴上“新”、“旧”的标签。您如何看待二元分类法在研究中的应用?

    答:“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类是刘扬忠老师提出的,我觉得总体上这个说法还是可以的。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的体制,但确实词学研究里面有中心和边缘的存在,所谓中心就是一流的词人占据了词坛的话语权,他们影响并辐射了他们的周边群体,而且周边的群体可以扩大到很广的范围。从王鹏运到朱祖谋、况周颐,这个一脉下来就成为了晚清民国词学的主线。如果把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的一脉相承并且掌握话语权,成为词坛中心作为“体制内”,那王国维的确是“体制外”的。但“体制内”、“体制外”是相对而言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有形的体制,只是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现在学界往往把“体制内”作为旧,把“体制外”作为新。新主要指王国维和胡适,他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反晚清民国主流词学,比如你说吴文英好,他们就骂吴文英,你说贺铸好,他们就说贺铸不行。确实在对主流的抑制或者反对方面,王国维和胡适基本一致的,把他们理解为新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两个人所谓的新也不是绝对的新,王国维也不是要来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他不过是要求回到五代北宋词的本色状态,他认为南宋词已经到了穷形尽变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吴文英的词,比较晦涩,喜欢炫耀技巧,王国维是反对这些的。

    胡适也是对五代北宋比较向往,但他没有王国维说得那么绝对,他推崇的是白话,所谓白话不是现代汉语,而是浅白如话的意思,王国维更注重时代的回归。所以新里面其实也有旧,他们不过是在旧的里面选择符合他们审美眼光的部分作为目标。所以 “体制内”、“体制外”都是相对的,所谓相对的就是必须站在一定的角度或者一定的维度,它们才有成立的空间。换句话说,如果换一个角度,这些相对的说法就不成立了。所以需要落实到具体问题,撇开“体制内”、“体制外”,还原到词学学术史的本原状态。新和旧,“体制内”、“体制外”的标签不是无往而不胜的,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出现问题。

 

    问:与您其它的词学研究著作不同,《唐宋词举要》更多是面向普通的诗词爱好者。您编撰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古典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普及?

    答:《唐宋词举要》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且完成于我三十多岁的时候,99年出版时这本书还叫《唐宋名家词导读》。第一从研究古典学术来说,我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年纪;第二编这本书是因为教学的需要,当时我在中大开唐宋词欣赏的课程,需要我来备课,所以是一边备课一边编写。为什么强调是三十多岁写的呢?因为这本书对词的解读和传统的解读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201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修订本,并更名为《唐宋词举要》,距最初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词学,对于词有了新的体会,所以对初稿做了不少修正,修正主要体现在把以前表达的过于直接的结论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修改,以追求一种稳妥,所以会少了一点锋芒,多了一点成熟。其实我是很珍惜这本书的,因为这本书的社会影响比较大,读者比较多,读者一多对作者的考验就越大,我也很期待读者的批评。

    词的普及跟好的选本是有关系的。过于长篇的解读在一个速食的时代大家可能没兴趣看,过于简约的评论,可能一般的读者也领会不了。所以解读要篇幅适中,篇数又不能太多,这就是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从体制方面做的考虑。这本书出版以后,反响还是不错,入围了2014年度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书”,也上了当年10月的中国好书榜,也入围了中央电视台2014年度的“中国好书”评选,中央电视台的《读书》节目还对我做了一个专门的访谈。我可以看出社会和媒体对这本书的关注,在客观上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还存在巨大的读者群体。所以我们学者一方面可以做阳春白雪或者高大上的研究,这个研究是从推动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的,可能与这个时代一般人的生活、阅读、审美观念的形成不会发生太多的联系,但是如果普通的读者愿意多读《唐宋词举要》这样的书,通过我的解读,词本身的魅力可能对他们发生更大的影响。我觉得一个学者应该也要做一些普及型的工作。民国时期的学者基本上都参与了中小学国文教材的编写,而且像《词学ABC》这样的读物,往往也都是大学者写的。所以由浅入深虽然不容易,由深入浅可能更难,这方面我个人是做了一些努力,我觉得这是学者的职责所在,毕竟我们生活在当代,如果通过你的文字,你的研究能对当代人的生活、读书、审美形成影响,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感到光荣的事情。

 

    问:王国维以书卷为魂魄所寄,同样您也是以读书作为生存方式的人,在王国维和您的身上的确都能感受到对学术的痴迷,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贴切?

    答:痴迷这样的说法,作为文学语言是可以接受的。我确实爱读书,几天没看书,心里就慌慌的。别人经常说我是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时候,我的回复往往是,“其实就一读书人耳”。我觉得读书人才是对我生存状态最准确的概括。读书人和一般人有什么区别呢?读书人会比较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这一年到头,大量的时间是在工作室里度过的,节假日我也在这里,可能别人觉得是一种苦行僧的生活,其实不然,在节日的热闹气氛里读到自己想读的书,有了新的发现,或者一篇熬了很久的论文终于豁然开朗,这种快乐也是无以形容。书卷多情似故人,你每日接触它,它就像老朋友一样,老朋友几天不见就会想念,书几天不读,也会心慌。所以我一直是读书人,以后也将是读书人,此生长做读书人。这是真话,是非常实在的话。

 

    问:您对自己“读书人”的定位着实令后学感佩。您能否也给青年学者一些的建议,如何才能更积极地适应目前的环境?

    答:现在青年学者面临的压力比较大,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科研的压力,具体分为论文发表、著作出版、项目申报等等,经济压力也比较大。这些因素导致青年学者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但这个社会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个人很难改变。个人有些紧迫感是必要的,焦虑就未必需要,因为有些事情需要坚持,需要执着,再说焦虑也于事无补。所以与其焦虑,把时间耗费在焦虑当中,还不如把焦虑放在一边,多读几页书,慢慢积累,总可以把学术往前推进,对这个要有信心。不过还要有个前提,就是确定自己走学术这条路是走对了。一个适合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可能只是一时成果出得慢一点,但假如他根本不是学术研究的苗子,那他的焦虑可能是一生的焦虑。如果不适合在高校任职,我也认为应该转岗,因为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了多种可能,所以也没有必要在不符合自己兴趣,也不是自己特长所在的领域里苦苦坚守。

 

    问:相信您的这番话会带给青年学者很多思考。您在最近发表的《建立柔性考评机制,推进高校综合改革》一文中,也对高校文科建设进行了一些探讨。

    答:教育部刚刚出台的文件里面,对文科提出了很多柔性的东西,比如评职称,主张代表作审查制,即审查论文时要抹去杂志名字。我对此非常赞同,就是把杂志的权威转化为学术的权威,这个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还有就是教学科研的并重,有的学校让年轻教师先做学术研究,不让上讲坛,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极端。原因是教学不是自来就会的,它跟学术研究一样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高校里一个只会从事研究的人,他所带来的弊端和一个只会教学的人所带来的弊端是一样的,大学老师应该是教学科研并重的。所以我也愿意写这样的文章,把这个文件的精华及契合学术研究特性的问题进行宣传,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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