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

1961年春,我患肝病数月初愈到编辑部上班,人民美术出版社老社长萨空了交我一大包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遗稿,要我接手编辑和整理工作。这是郑振铎先生因空难不幸殉职前交出版社的。郑振铎是我国著名学者,他的许多著作和弛名全国的十万部“西谛藏书”,已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全国各地费尽心血收藏的我国古代版画珍品,以及编印出版的一系列古版画出版物,使他成为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中国古代版画收藏家和中国版画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我和郑振铎有过一次会面和交谈的机会。他的一番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过去,我看到打着各种旗号的外国什么考古、探险的家伙们,勾结土豪劣绅、军阀和奸商,明目张胆地盗窃中国古文物和古代版画,使我深恶痛绝。这些年,我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寻求和抢救古版画,是为了给中国争气。现在我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编选《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和撰写《中国古木刻画史略》,都是为研究中国版画史,为后人积累研究史料。我们的版画史学,可以说还是一个远远没有被开发的处女地。我们祖先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版画遗产,但我们的版画史学,却落后于外国。这不是我们的光彩,而是要尽快扔掉的耻辱。我最近即将完成的工作,是多年以来闷在我心胸的夙愿。”这些话,使我看到作为学者的郑振铎那颗火热的中国心,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我接收的遗稿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是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由唐代至晚清编成八卷,彩色木刻画一卷(未选画),还有一卷木刻年画,这十卷本已选图646幅。另一部分是数册《中国古木刻画史略》手稿,由12 章组成,此外还附录文稿5篇。数百幅图稿涉及到英、法与日本的收藏单位,在国内涉及到不少省市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西谛藏书”,要全部更换新照片,要普查所涉及的大量史料。其中仅注释一项,共计558条,有待补写的共计228条。工作量较大,我建议组织上请青年编辑朱章超协助工作。

我们几乎经过了3年岁月,调阅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近万册“西谛藏书”,走访了南北十余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和不少单位,普查了原稿中涉及的所有史料。此外,我们还访问了傅惜华、孙楷第、赵万里、张秀民、赵朴初等古籍版本研究家和鉴定家。与此同时,我们又致函国外有关博物馆、图书馆,为核实某些史料请其提供帮助。这里应当着重说明:在我们工作过程中,郑振铎先生一生作为中国学者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热诚和顽强拼搏的治学精神,使我们感动。郑振铎先生离世后,国内外不断发现了不少中国古代版画珍品。我们在他的精神鼓舞下,特别编选了一卷60余图的《古版画增补》,不仅可以充实选集,还有利于读者研究参考。

但是,《选集》与《史略》正在一一付梓、制版、排字和校样对期间,“文革”风暴突起,全国乌云蔽日,人民美术

出版社变成所谓“封资修黑货出版社”,郑振铎遗稿成为“罪该万死的封资修美术典型”。郑振铎遗稿遭到的厄运,体验过“文革”的人,是可以想象到的。曾与我长时间合作过的朱章超,不幸于1972年在文化部湖北咸宁干校逝世,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经过十年动乱,“文革”前陆续付印的郑振铎先生的原稿、校样、版式,已无影无踪,全部稿件的图片底片,下落不明。1982年,在一个编辑室的旧稿堆中,发现了一些零乱的图稿。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回了大部分稿件,但第九卷彩色木刻画的图稿照片,和另一卷《古版画增补》,始终未能发现。我与另一位新到出版社的编辑,经过整理后付梓。在未出版之前,为了扩大影响,在我主编的《版画世界》中连载发表,受到国内外读者好评。1985年,也就是郑振铎先生因公殉职27年之际,遗稿才正式出版。

令人欣慰的是,郑振铎遗稿《史略》和《选集》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日本东京中国文化学院,为祝贺该书的出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认为郑振铎遗稿的出版“为研究中国版画史树立了一座光辉的纪念碑”。日本报刊以《中国出版界的最大收获》为题发表了评论。1985年9月,日本学术单位曾派代表专程到北京参加隆重的授奖仪式,向出版社授予“版画史出版贡献”金杯奖。1989年12月,又荣获德国莱比锡“世界图书博览会”金奖。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郑振铎先生开拓中国版画史研究的成果,已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评价。郑振铎的治学精神、他的思想情操、他的业绩和成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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