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类书整理的重大收获——评校订本《册府元龟》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在周勋初教授主持下校点的《册府元龟》,终于由凤凰出版社在不久前全部出版。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学者采用新式标点和科学整理方法完成的最为宏大的单本古籍整理工程,也是此部列名宋四大书的空前大类书在宋、明两代四次刊本以后的一个全新的文本,对于中古文史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意义。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与南京大学诸位前辈和同仁接触较多,对此书从最初确定选题、分工整理直到后来的定稿付型,都曾有较多的了解。在学术风气普遍浮躁焦灼的环境下,不计名利,他们敢于选择如此重大而艰涩的课题,勇于在十多年的时间内默默无闻地做好此书整理,并为确保全书的学术质量作了连续数年认真的校勘、索引工作,十分难能可贵。我因为自己研究课题的需要,曾多次询问此书的出版消息,但所知所闻,都感到他们没有丝毫的松懈或耽搁,为求文本可信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使我由衷钦佩,深怀敬意。
  一、《册府元龟》的文献价值
  北宋四大书中的《太平御览》对于宋前古籍辑佚的价值,《文苑英华》保存南北朝隋唐人诗文的意义,《太平广记》为保存古小说的渊薮,明清人早就有非常充分的认识,在各方面研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对于《册府元龟》,则似乎从宋人开始就忽略了其文献价值,如袁褧《枫窗小牍》即认为该书“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至明清两代仍普遍不太重视。到乾隆间邵晋涵在四库馆辑《旧五代史》时,据《册府元龟》录文已补《永乐大典》引文之残缺,较早认识到其价值。只可惜当时对于《册府元龟》所存上万则五代文献,仅取录三百多则,远未充分利用。近人陈垣既据以补出《魏书·乐志》残缺的一页史文,又提出据《册府》校《旧五代史》的计划,较充分地揭示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只可惜他的系列计划最终没有能够完成。周勋初教授在本书校订本前言中,从史料学、校雠学和学术史的角度,以翔实的例证,对于本书的价值作了很充分的阐述,我十分赞同。同时,我也愿意以自己多年来对于本书的利用,对其价值作些补充。
  《册府元龟》由于部帙巨大,阅读不易,又没有具列文献来源,前人不免有许多认识误区。我认为《册府元龟》最重要的价值有两点,一是可以作为五代以前各种正史校订文本的重要依据,因为全书所采可信都是宋初以前的文本,即便原书具存,文本校勘的价值仍不容忽视;二是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唐五代实录原文。
  关于前一点,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校订本《二十四史》五代以前各史校点工作,曾部分参校过《册府元龟》,但很不充分。我在数年前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时,采取将《册府元龟》全部五代文献复印后剪开,按照时间、人物、事件全面排比的方法,与校订本作了逐句的校对,确信当时利用远不充分。而在校订本各史中,《旧五代史》是利用《册府元龟》较多的一史,其它各史是否也是如此,值得斟酌。就我涉猎所及,如《册府元龟》隋代史事基本上专取《隋书》,很少涉及其它文献,可据以校补的文字就颇有可观。北朝三史,宋以后传本均非原本,已经据《北史》、《高氏小史》等书做过订补。校订本认为宋初流传的文本就是如此,但就《初学记》、《太平御览》、《通志》等书所存《北齐书》佚文来看,仍有校订本以外可以辑补的文字存在。如果有人能够将《册府元龟》所存北朝文献作全面的排比校勘,相信会有可观的收获。
  唐五代实录是采用编年体写作的史书,在叙及重要人物去世时常附其事迹,即所谓实录本传。实录在转写为正史时,其编年部分被节写成本纪(《旧唐书》肃代后本纪烦碎即因删取实录而非国史,《旧五代史》本纪多达六十卷也是此一原因),实录本传则成为正史列传写作的依凭。对于同一事件,实录叙述常更为原始而详尽,同时,实录还包含大量正史体例无法包容的细大不捐的各类史事。可以认为,唐五代实录是研究唐五代史事最直接最原始的第一手文献,《册府元龟》所存录的部分虽然经过杨亿等人的剪辑分类,但所有采入史文都仅作叙述角度的技术性加工,一般都能保存实录原本的面貌,并不像几部正史作者那样为了适应史书体例或展示史家立场而对史事作了太多的人为改写或重新表达,就此而言,《册府元龟》所存实录的文献价值远远超过正史和《通鉴》的记载。
  《册府元龟》所存唐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详尽记载,周勋初教授曾举到文宗大和间宦官陷害宰相宋申锡的例子,其中诬告的文案,仅此得见。我还可以补充两个例证。一是关于李唐先世事迹,《旧唐书·高祖纪》和《新唐书·宗室世系表》都有记载,但有关李虎的传记,则以《册府元龟》卷一所载最为详尽。再如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废太子承干而立晋王李治,是唐初最重大政治事件之一,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引证《资治通鉴》有关纪事。而《册府元龟》卷二五七有关此事的记录,是最原始而完整的记载。与《资治通鉴》比较,《册府元龟》所存显为《太宗实录》的原文,如述李泰之争宠,《通鉴》作“昨青雀投我怀”,《册府》作“泰昨入见,自投我怀中”;褚遂良进谏语,《通鉴》作“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干,以成今日之祸”,《册府》作“复宠爱魏王,礼数有踰于承干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所述更为清晰。而《册府》所载太原瑞石言“李治万吉”影响太宗之决断,允立晋王时“妃嫔列于纱窻内,倾耳者数百人,闻帝与无忌等立晋王议定,一时嚂呌,响振宫掖”,以及在此前后太宗的几次训示,都是很珍贵的记录,但《通鉴》都未记及。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五代时期的几个例子。一般来说,《新五代史》是依据《旧五代史》改写而成,但偶而也会有增出的事迹。排除今本《旧五代史》已经残缺的原因,相信《新五代史》参酌五代实录作了补充。如《新五代史》卷二五记符彦饶平定天成中汴州兵乱,详于《旧五代史》卷九一,而在《册府元龟》卷四二三有此事更详尽的叙述,可以证明欧阳修的依据就是此段实录,《册府》的记载也是研究此次兵乱的最原始记载。再如《新五代史》卷二五叙述天佑十七年(920)李嗣昭、李存审解朱友谦同州围的过程,比《旧五代史》卷五六所叙详细,事实也稍有不同,但更完整的记载,则见于《册府元龟》卷三六七,不仅有二李详细考虑军情的反复争议,有关作战过程的叙述也更为曲折。可以说,有了《册府元龟》的原始记载,两部正史的记载必然相形见绌,更不用说因为史事删节而可能造成的失误了。
  此外,实录是以帝王和朝廷为中心的编年史,有关诏令、奏议、人事处置、君臣日常活动,以及四裔和藩镇的进奉等,都事无巨细,不分轻重,一一记录,以存事实。相比较起来,纪传体的本纪只能简略记载重大事件,别传部分以人物为中心,也难以具体到细节,而正史编写时突显的褒贬意识,更使学者很难可观具体地保存实录的原始纪事。比如每位皇帝即位、南郊以及宣布大赦时的长篇文告,正史中不可能全载,仅能保存于《册府元龟》和《唐大诏令集》中。而一些不太重要或未获采纳的臣僚奏议,正史多一笔带过,《册府元龟》各部中的引录则极其丰富。再如节庆临朝、雨雪放朝、宴会、巡游、祭祀、庆赐、旌表、慰劳等日常琐事,正史大多从省,而实录却逐一备记原委,《册府元龟》更分别门类编录,也保存了唐五代的大量基本史实。从储材备用以满足现代学术各种不同层面研究的需求来说,《册府元龟》是唐五代史原始文献取资不竭的巨大渊薮,其重要性绝不在几部正史和《资治通鉴》之下。
  就此而言,《册府元龟》的整理确实是一件造福学界、功德无量的学术工程,必将为学者充分利用此书带来巨大的便利,并藉此为中古史研究新格局的展开提供大量第一手的珍贵文献。
  二、《册府元龟》校订本的学术成就
  作为宋元以前最大规模的存世古籍,《册府元龟》规模宏大,叙述时间横跨先秦至五代近两千年的历史,内容则涉及古代社会文化的一切方面,要加以整理,学术难度非常大。其实际工作量,绝不亚于整理一部十七史。此书虽然不像专录辞章的类书那样大量地征引诗文典故,所录以历代史文为主,一部分的叙事似乎整理难度并不大,但其中包含历代各种类型的文章,特别是大量关于古代礼仪、食货、法律、职官、选举等方面的具体讨论,涉及古代大量人物、事件的具体记录,加上本身就是摘录各种史书以成编,流传千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文本的错讹在在多有,整理者稍有不慎,即亦致误。这样一部大书,要整理出一个为学术界认可的文本,整理者必须有充分的学术准备和适当的实施体例,必须具备通贯宏博的学识和认真求实的态度,必须付出穷年累月的细心刻意的长期校读。我认为,校订本基本达到了学界预期的目标,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具体成就,我认为可以指出以下各点。
  首先,版本选择恰当,校勘严肃不苟。
  就传世刊本来说,《册府元龟》只有两个版本:一是残宋本,存五百八十一卷,中华书局在1988年出版影印本。其实这个残宋本包含两种宋本,即蜀刻题作《新刊监本册府元龟》的残本八卷,南宋中期眉山刻本书名不题“新刊监本”的刻本五百七十三卷(其中重出十五卷,故亦有称为五百八十八卷者)。二是明末黄国琦在福建建阳的刻本,中华书局早在1959年即影印此本。现在通行的还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基本源据明刊本,稍有校订、钞误和篡改,文本价值不高。就宋、明二本的优劣比较,陈垣在《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在肯定宋本价值的同时,特别指出明本纠正宋本错简衍文以及删去宋本重出、互见内容的部分,认为“此皆明本胜于宋本处”,当然是一种看法。我在以宋、明二本校过全部五代文献后,基本的看法是就文字的可信程度来说,凡二本有差异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宋本是而明本误,明本勘订宋本错误而有价值者,大约仅百二三而已。宋本的重要于此可见。
  本书校勘,以明刊本为底本,以残宋本和历代史书参校,是遵循规范、切实可行的办法。明刊本全书完整,影印本也十分清晰,便于校勘操作。宋刻本所存不足五分之三,残本各卷或仅存残页,或影印相对不甚清晰,如卷五至卷十甚至已残破难以通读,显然不具备作为底本的条件。《校点说明》并规定,“凡底本与宋本有异者,若宋本文意为优,据宋本校补,并出校记;若二者文字均可通,一般只出异文校。”把握的分寸是恰当的。当然,如果采取凡宋本各卷完整者以宋本为底本,宋本已残阙或不存各卷则以明刊本为底本,可以减少一些校记,在两通而可改可不改的文本取舍方面,可以更接近一些原本的面貌,当然,这样也会需要各卷说明底本,校勘体例方面也难一致。不同的选择,得失相当,我对目前的底本选择表示尊重和理解。
  本书校勘,态度认真,校对仔细,尊重底本,严格把握校改和存按的分寸,校勘记简要得体,绝无疏略失校的忽漏,也无贪多炫博的花招,老老实实,一丝不苟,体现了严谨客观的科学态度。本书校勘的处置,首先确定凡改动明本文字者,除体例规定可以径改者外,一律出校勘记给予交待。其次,充分尊重宋本时代较早、错误较少的特点,尽可能优先援据宋本以改订文字。三是考虑到明刊本当时曾利用若干钞本校定文字,其部分内容也有比宋刊本优长处,凡两者不同而均能成立时,则保留明本文字,或说明宋本不同文字而不据改。四是充分掌握对校、他校综合利用的优势,在宋、明文本不同时,援据所出古籍的文字来决定取舍。五是凡北宋编修时避讳改动的文字,尽量保留原文,可能引起读者异议的则加校记予以说明。如卷七、卷八据宋本改动三十多字,均为明本误刻之字,但如李康威,校勘记指出《旧五代史·武皇纪》作李匡威,又指出“康”字是避宋太祖讳而改,为宋人所改,不作校改;又如李俦,亦指出《旧五代史·武皇纪》作李匡俦,亦避讳而不改,处理颇为得当。
  本书千卷之数,每卷校勘记少则一二十条,多则二三百条,估计全书校勘记多达六七万条。数量如此巨大的校勘工作,相信表达出来的还仅是校出异文来的一部分,还有相当部分的异文由于文字可通或差别不大因而从略,未及罗列。仅此一端,就足以彰示本书的学术建树。
  其次,体例确定合理,校记详略合宜。
  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有定本式和底本式两种,清代至民初学者多喜用底本式,备录他本异文而不改动底本,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二十四史校点本确认的规范,中国学者一般都用定本式校勘古籍,即在确定底本后,广校各本和群籍,写定一本以为定本。定本式整理的基本要求,凡是确定底本文字有误者,可以据他本或他书校订,但原文和校改的依据,必须逐一予以说明。《册府元龟》校订本按照定本式的基本规范整理,但以明刊本为底本,由于该本误字较多,给校勘带来繁重的责任。本书体例修定时,采用变通的办法,较妥当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本书《校点说明》规定:“凡明显错字如‘刺史’作‘剌史’,‘己巳’作‘已巳’,‘颍州’作‘颖州’,‘掾属’作‘椽属’等,则径行改正,一般不出校记。”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古籍整理中形近字误而可以径改的范围,不会引起太多歧义,也有一些属于史事制度的问题,一般只要熟知史实,也不会引起分歧。又规定:"宋人避讳字一般予以保留,明人避讳字,如'校'作'较','检'作'简','常'作'尝'等,径作回改。"由于明刊本所涉避讳字大多为常用字,特别如"检校"一词在唐五代官称中屡屡提及,出校则不胜其烦。由于宋刻残本可以为今人确定明刊本避讳所改的基本范式和常用讳例,可据以将明刊本的避讳内容基本改尽,这样处理也完全恰当可行。由于确定了这些善例,大大减少了似乎必须出校而又很少学术意义的校记的数量。全书各卷校记多家不同,大致须校方出校记,绝不为显示已做工作而开列不必要的校记,全书把握较为妥当。
  此外,如规定"单引号内之引文不再用引号",即不作二次、三次引文的处理,也可以使文本的面貌比较清晰,减少不必要的失误。再如完全按照原书的分段落,"原文的一条文字无论多长,皆不再分段"。能够忠实地反映原书的面貌,减少整理者人为加工的痕迹。
  本书没有采用二十四史点校本标注专名线的方法,相信也是考虑到全书所涉太广,难以全面准确把握,权衡后的适当抉择。
  第三,追溯文献来源,梳理文本疑滞。
  作为唐宋时期存世最大类书,《册府元龟》的校勘难度远远超过其它各类书。由于其全书没有记录文献来源,为校点者追溯文献带来极大的困难。虽然其与以记录文化知识和辞章典故比起来,没有奇事僻典的困扰,但其所涉历代人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官职、制度等各方面内容,极其纷繁,时间跨度又长达千年以上,整理者很不容易驾驭。
  由于《册府元龟》通行只有宋、明二本,可资对校的文本有限,而全书传讹情况如此严重,只能借助于查明所有文献的来源,以各书的通行善本来校勘,以求疏通文意,解决文本滞惑难解的问题。《册府元龟》原书一律不注所出,要追溯文献必须逐一排比检查,虽然现代古籍检索手段的运用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毕竟是上千卷的大书,每卷又分别包含几十条到上百条不等,即使知道出自何书,那些书又有相当多的卷帙,检出原文并加以复核,也需要付出很多精力。为此,整理者付出了很多,收获也非常巨大。就我的认识,一是解决了《册府元龟》原本疑滞难通的文本梳理,得以利用原书纠订了原书编纂和流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错讹,为读者提供了可以充分信任的文本;二是弥补了《册府元龟》原书一律不注文献来源的缺憾,读者可以通过校勘记的指示,知道哪些内容出自何书,哪些内容为本书独有而不见于他书记载,可以有区别地加以利用;三是通过《册府元龟》与其援据各书的逐一对读,将两者之间的同异有无作了全面的揭示,有便于学者藉此了解《册府元龟》所据史籍的北宋文本,和现在通行的史籍在文本上有什么差别,哪些可以据其加以补充订正。最近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刚刚展开,学者普遍认为根据北宋以前的类书、政书和文集等文献,是校史的重要的补充手段。本书的出版,正好为此项工作提供了及时的支持。
  第四,标点规范准确,适宜学者阅读。
  新式古籍整理的最基本工作是文本标点。古人说"学识何如观点书"(《资暇集》卷上录稷下谚),正说明此一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极其讲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整理为标志,中国学者在古籍科学整理和新式标点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原则和方法,赢得了国际汉学界普遍的认同和尊重。
  本书的标点,在以下几方面有特殊的难度。一是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文字。《册府元龟》涉及历代史事,而在帝王发布各种诏敕政令和群臣有关治国方略的讨论和具体举措变化的讨论中,涉及大量制度细节的详尽讨论,这些讨论中又大量援据经典论述以及前代实例来加以阐说,整理者如果不了解历代行政制度的变化,不了解历代职官名称的衍变,不了解儒家经典的基本论述,不了解诏令和奏议的基本表达习惯,根本无法读通文本,更难以完成全书的校点了。二是有关时间、地名、人名、族名等专门名词的认定和标识。我多年接触《册府元龟》的文本,深知因其涉及历代,特殊名词认定不易。如《外臣部》经常罗列一批外国或民族的人名及其官衔,何为官名,人名又如何点断,极费周章。有时需要反复查核前后左右的相关记录,才能够得到大致稳妥的界定。地名则经常会碰到罗列一大堆地名时,如何点断的问题。比方唐代习惯用两个州的州名合称作为节镇名,如泾原、邠宁之类,作为节镇不能分开,作为州名罗列则要逐一点断,点校时需要非常小心地加以区分。三是一些特殊文献的释读处理。如卷六七○王守澄诬告宋申锡谋逆的一大段文字,相信源出于《唐文宗实录》,《资治通鉴》和《旧唐书·宋申锡传》都只是节引,其中自"初,守澄奏"以下千余字,罗列宋的亲事连通诸王的事实,用很口语的文字叙述涉及日常制度方面大量琐碎的小事,以罗织谋逆的大罪,史料极其重要,但要完全读懂点断则极其不易。就大端方面来说,本书的整理者在斟酌文本、谨慎校订的基础上,对于可能引起歧义处反复校比文献,按照通行的新式标点规范对全部文本作了妥当的标点。可以认为,本书的标点整理从总体上来说是值得信任的,为学者阅读和利用本书提供了适宜阅读又足以信赖的文本。
  第五,索引编制精密,检索利用便捷。
  校订本最后一册为全书人名索引,篇幅多达二百多万字,所收人名起于先秦,迄于五代,多达四五万人,全部索引事项多达十八万条,编制也极其不易。今人因为古籍数码化的实行,常常忽略以往人工编制的人名、语词索引之价值,甚者认为以往的索引已经失去了价值,是失之过甚的见解。古籍数码是利用电子输入文字内码的互相搭配而提供的文字检索的手段,虽然具有便捷、精密的特点,并因此带来古籍文本研究的巨大变革,但并不能包括所有人名的检索。比如检索李白,则诗人李白和桃红李白全部给予揭示,而李太白、李谪仙、李翰林等不同的称呼,古籍行文中常见的简称、代称更难以显示。就此而言,经过人工学术鉴别,将不同称谓归纳起来的现代学术索引的价值,仍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册府元龟》全书多达千万字,所涉头绪极其纷繁,人事尤其复杂,不编制索引是不可能全面充分地据以考史论事的。校订本索引的编制,是一件极其艰难而又很容易犯错误的工作。索引采取音序检索的方式,估计是利用索引软件排序的缘故,虽然在检索的方便程度上不如一般古籍之四角号码检索,但由于采用现代技术编制,每一词条的编排严格按照首字的音序,同一字头下依次按照第二字、第三字顺序排列,非常精密,检索堪称方便。但这样大型古籍的人名索引编制,绝不是计算机设定程序所能完成的,所涉问题,一是历代同名异人、同人异名的情况需要区别和归一,二是一人之字号、封爵、别称等需要梳理,三是同人之条目需要合并,四是文本的传误需要订正,稍有疏忽,就必致失误。校订本索引的编制,在这些方面都做过仔细的处理,用力极其巨大。虽然因为索引的编制,校订本没有完全改尽的误字不免显得有些刺眼,但其给予今后学者利用《册府元龟》从事古史研究之方便,无论如何称道都是不为过誉的。
  以上所谈,都是就本书整理校订者的工作来表彰其成就。这部上千万字的大书最终能够与读者见面,承担出版的凤凰出版社为此付出的经济和学术方面的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最近几年,由于市场经济的活跃和出版社转型企业化的推广,各大出版社纷纷热衷于出版短平快的选题,以求用最小的投入谋求最大的利益,甚至不惜恶意炒作,夺人眼球,造成图书热销的轰动效应。在这种风气下,凤凰出版社的领导敢于接受这样一部难以炒出热点、前期投入又非常巨大的选题,完全着眼于本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对于当代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体现出着眼未来、难能可贵的大格局和大气象。本书用繁体字排印,改底本的直排为现代人习惯的横排,校对严格,排版讲究,装帧高雅,也可以看到出版社的编辑和校对严肃敬业的工作态度。多年以来一直有确定的认识,总觉得基本古籍文本的整理出版,只有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值得信任,但就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一些地方古籍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都有巨大的进步,一些大型古籍的出版质量已经完全出色当行,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这部《册府元龟》的出版就是有力的证据。
  三、《册府元龟》的校订和利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最近二十多年间,因为研究工作的缘故,我曾非常充分地利用过《册府元龟》--先因作《全唐文补编》而将书中全部唐五代文章与《全唐文》以及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二书逐篇作过对核,录出佚文逾百篇;继因新辑《旧五代史》,继续陈垣先生未竟的工作,用《册府元龟》所存五代文献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过逐字比校,并藉此录出五代实录的大量遗文。经过这些工作,对《册府元龟》的价值获得许多新的认识,对于此书全面校理所涉文本之复杂难解,校点内容所涉专门知识之繁博细碎,有许多切身的体会。因此,对于南京大学以周勋初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能够如此高水平地完成全书的校点,不能不由衷地钦佩。同时,我也觉得,在这部校订本中,无论整理者还是出版者,都强烈地表达了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不计经济得失或短期效应的求道精神。在这篇致敬的短文中,我也不必拘泥于俗习,不妨将我见到的校订本中的细节出入,以及今后《册府元龟》进一步整合利用的可开拓空间一并写出,以供整理者和阅读者参酌。
  我以为不须回避的是,虽然整理者已经克尽心力,但由于据为底本的明刊本错误实在太多,可以据以校勘的宋本仅存五分之三弱,没有宋本可校的各卷,由于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册府》独有而他书不载者,承担校勘的学者虽然各有所长,但毕竟难以兼擅各史。就我披览所及,文本失校的地方似乎还有一些。如889页"捧圣严卫都将宋洪实","宋"应作"朱";3982页诅渠天周、无讳、宜得等三人,其姓均应正作沮渠;类似的错误肯定还有一些。造成这些出入的原因并非校点者学力不及或出版校对时的疏忽,主要还是沿袭明刊本的错误而未及或暂时难以完全改净者。我在数年前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时,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以宋本校明本,可以改正明本讹误的地方很多,一般半页200字总会有四五处甚至十来处误字,且确信许多误字如果没有宋本,仅仅根据形似、音近之类的传误习惯和校勘原则,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然而宋本毕竟只有五百八十多卷,另外四百多卷仅存明本者,虽用尽各种办法以求减少错误,但肯定还有一些脱误衍倒没有得到纠正。就校订本来说,我认为今后有学者愿意作进一步的修订,我认为应该考虑以下两种办法,一是加强《册府元龟》本身文献的本校,二是发掘存世的明钞本《册府元龟》的文本价值。
  就校勘来说,本书在版本校和追溯文本来源的他校方面做得十分认真仔细,但就本校,即利用《册府元龟》各门、各部、各卷相同或相近的内容互校来说,可以进一步做的工作还很多。前面已经说到,《册府元龟》是一部采编历代正史、实录为主编成的大型类书,全书分为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同一篇传记,同一篇诏令,可能因为从属不同门类事项之不同,或全录,或节引,或改写,一事而常有十多种不同程度的引录,彼此出入较大,再加上各卷各条在后来流传过程中不同的传误状况,以及宋本的或有或无,各卷间彼此可以互较互补的内容极其丰富。试举我曾处理过的五代文献的个例子。卷九三《帝王部·赦宥门》录晋高祖天福元年(936)十一月即位改元赦,在同书卷六六、卷六八、卷八一、卷四八四、卷四九二、卷四九四中有六次引及,据此可以对卷九三引文补作数条校勘记,订正文字讹脱四、五处。当然同时也要指出就一篇文章来说,这样的本校还可以达到,但若作为一项体例,要求整理者达到这一目标,并贯彻于全书,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批评。
  2002年11月,我曾有机会造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后来担任所长的金文京教授和大阪市立大学斋藤茂教授陪同下,参观了该所图书室极其丰富而便于利用的藏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套完整的明钞本《册府元龟》,每一卷卷首都题作《新刊监本册府元龟》,相信其所据就是现在仅存八卷的南宋蜀刻本。当时我正作《旧五代史》的校辑,确信此本对于《册府元龟》宋、明二本的校勘都有很重要的价值。回来后检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发现其中著录中国馆藏完整的明钞《册府元龟》即有六种之多,其中四川省图书馆藏明南岑书舍抄本和重庆市图书馆藏明抄本都源出《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与京都本同出一源。台湾也有明钞本的保存。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傅增湘在明刻本上所作的校本。国内的这些抄本我都没有见到。《藏园群书题记》卷九《残宋本册府元龟跋》和《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下都有傅增湘搜集宋刊明钞以作《册府元龟》校记的记载,但明钞部分是否已经如《文苑英华校记》那样完成,则尚有待于证实。周勋初先生在校订本《前言》中肯定陆心源、傅增湘的校勘成就,认为"他们也难以全部见到存世的所有宋本《册府元龟》残帙和明代《册府元龟》钞本。而且这工作费时费力,他们也不可能花太多的事件从事于此"。所见甚公允。今日宋本容易见到,但明钞系统毕竟还没有可能以一人或数人之力作全面的校理。这些工作,借用周先生评述陆、傅二位的话,"尚有待于后人来完成"。
  我还要指出,《册府元龟》的全面整理是一项沾溉学林的重要工作,利用《册府元龟》来整合甚至重建唐五代基本历史文献,更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工作。我在前面谈到,《册府元龟》所采唐五代史事,基本以正史和实录为主,而实录的采录比例甚至远远超过正史。最近十来年,因为做《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机缘,有机会将《册府元龟》所保存的五代文献全部拆开,按照时间和人物作了重新的编排,惊奇地发现五代实录的文本在《册府元龟》中的保存情况,远比想象的来得丰富。经过仔细的排比拼接和校录写定,我确信五代实录的十之五六的内容得到保存,可以据以校订和补充正史文本的讹缺。唐代实录的保存情况,大致也有这样的比重。这些文献要能够为学者充分利用,仅靠校点和索引还是不够的。举例来说,周太祖广顺二年(952)五月五日至六月十四日亲征慕容彦超,《旧五代史·太祖纪》仅略存梗概,《册府元龟》卷一--《亲征》所载稍详,《册府元龟》则在二十多卷中分别记载此行的各种大小事情,所载内容数倍于正史和《通鉴》的记载,且更为丰富准确,正史、《通鉴》记载而在《册府元龟》中没有记录的,大约只有各一二项。这些史料如果没有通过系统的排比整齐,学者很难完整利用。五十年前,日本学者平冈武夫有志于排比唐代文献,既做《唐代研究指南》十二种,提供基本文献的检索手段,又做《唐代史料稿》,力图逐日恢复唐代原始文献的面貌,可惜仅发表武德、长庆、大和间大约七八年的内容,没有能够最终完成。中国学人应该接续完成此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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