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宗祐《點校本兩唐書校勘彙釋》序

    2004年歲末,我在台中逢甲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因便參加中興大學歷史系宋德熹教授主持的中古國家與社會讀書班,得以認識中區治中古史的一批青年才俊,與在建國科技大學任教的詹宗祐教授談得尤其投機。幾天後,宗祐約我到彰化參訪鹿港鎮,中午在一間日式餐廳裏,他給我近年發表的論文。其中《唐五代時期秦嶺山區猿猴的記載、利用與捕獵》是他在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利用各種零星文獻探討唐代秦嶺山區的生態環境,很是精彩。而更引起我興趣的,則是他陸續在《建國學報》刊出的《<舊唐書>史文校正整理初稿》的本紀和列傳之部,《<新唐書>史文校正整理初稿》的紀、傳和表之部,以及《漢學研究通訊》所刊《近二十年來二十五史內容校正目錄(1978-1998)》等論文。二十五史是大陸前輩學者在六七十年代特殊時期整理的著作,出版後成為海內外公認的定本,當然也引起學者對其訂正糾補的熱情,有關考訂文章大多出于大陸學人之手,但始終沒有人為之作系統的會總和梳理,一般學者幾乎沒有辦法利用。現在見到一位臺灣學者花費數年時間,認認真真爬梳每一則考證,按照兩《唐書》點校本卷次頁碼,詳細記錄每一項考訂的結論和依據,為研治唐史者帶來莫大的方便,實在很讚歎他的勤奮努力。記得當時宗祐詢問我對此項工作的評價以及今後的努力方向,我皆坦率表達了所見,特別鼓勵他能夠持續完成,也談到此一選題之意義和學界的關注程度,以為今後應該有機會在大陸出版。
  
  這一機緣在兩年後就得以實現。2006年春夏間中華書局籌備“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訂工程,我較早得悉有關消息,并向主事的中華書局徐俊總編介紹了宗祐有關工作的情況。到第二年這一工程啓動以後,計劃出版《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宗祐的選題也很快得以落實。此後的兩三年間,宗祐將全部的研究時間投入此一工作,也曾就全書的體例與我有所討論。但就我所知,從原來的初稿表格式的表達改為現在的體例,則主要是出自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建議。在《建國學報》發表的系列論文,表格分為十欄,前五欄書名、卷數、卷名、頁數、行數,是遵循臺灣的學術規範交待被校史文之所在;其次兩欄原文、校正則是指示被校史文的原文和考訂之結論;最後三欄是校訂者、篇名和出處,則是說明結論的來源。記得我最初見到這一體例時,就曾提出對于校訂者的史料依據,應該有所交待,即讀者利用此一成果,不僅要瞭解考訂的結果,更需要瞭解考訂的依�{。現在改換的體例,以兩《唐書》分編,以卷次列目,標出史文所在的頁行,壓縮了校訂者及其校訂文章的篇幅,增加了“主要徵引”和“按語”兩項內容,體例無疑更為完善精密了。特別是“按語”一項的增加,表達宗祐在編纂過程中對各家考訂意見的斟酌和商榷,使一部最初意義以滙聚各家考訂為主的頗具工具書性質的索引,得以優入著述之林。宗祐的辛苦和努力,顯而易見具有很重大的意義。
  
  兩《唐書》中的《舊唐書》點校,早年由我服務的復旦大學師輩學者承擔,近期的修訂則由我主持,我又有幸成為宗祐著作的最早讀者,深切理解他的工作對于糾補原點校本的意義,以及對于新本修訂的參考價值。以下擬將我的所見寫出,希望對學者瞭解兩《唐書》點校本的學術評價和宗祐本書的價值,能有所助益。
  
  二十四史中的兩《唐書》,最初由中山大學劉節、董家遵教授分別承擔。到1970年,因高層干預,兩史改由上海高校承擔,其中《舊唐書》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二系教師承擔,《新唐書》則由華東師範大學負責。從參加當時點校工作的教師中瞭解,劉節教授在《舊唐書》初點方面進展很有限,幾乎全部工作都是到復旦以後展開完成。其中《地理志》由譚其驤教授領銜的歷史地理所負責,體例與全書稍有不同。歷史系有陳守實教授等參加,主體則由中文系負責。雖然這些教授前此并不以治唐史專長,但在全力合作下,到1975年順利完成全書的點校。對《舊唐書》點校本肯定和批評的意見都很多,就後者來說,大約集中在以下幾點。一是底本選擇清岑氏懼盈軒本,沒有用百衲本,而據武秀成教授的比證,岑本多承殿本之誤改。二是校勘採用會校眾本、擇善而從、不主一本的體例。三是校勘記相對來說稍顯簡略,失校失考處仍有不少。以上所見都很具見地,結論都來自于就本書所作之深入分析研究,大體我也贊同。但就我所掌握的文獻和瞭解的實情,又不能不指出以上所論遠還不夠周延。復旦點校工作的初期,是以百衲本為底本進行工作的,原工作底本目前由我保存,已完成全書的大約五分之三,皆以硃筆在原書上圈點、校改,并已標識分段、退格等排印格式。其後方改用岑本,具體原因據陳允吉先生所說,是為加快進度,改用陳乃乾先生據岑本所作初點本為底本。同時,也應看到百衲本以宋本配明聞人本,因底本不一而在校記表達方面難以劃一;百衲本所據二本版刻誤字較多,再加上商務印書館當年的大量修版,須出校記必然很多;當時一般認為滙集清校大成的《舊唐書校勘記》在岑本中已經有所表達,近年出版當年主持二十四史點校日常工作的趙守儼、陳乃乾二先生文集中都有對岑本的評價文字,正表達當年的認識。其次,校勘採用會校眾本、擇善而從、不主一本的體例,也是當年的工作規定,但在實際工作流程方面,并沒有因此而減免任何工作環節,更不是如近年一些古籍整理在“擇善而從、不主一本”的託辭下的偸工減料。近期因承擔《舊唐書》的修訂,中華書局編輯部將他們保存的復旦當年撰寫的校勘長編全部複製提供給我們參考,內容極其詳盡,總字數約近百萬字,于各本文字差異都有逐一交待,對史實不同也有所說明,證明當年工作很規範嚴肅進行,絕無任何率意取捨。此外,我還保存有當年通稿中討論疑難問題的記錄,每卷也都有數千字。遺憾的是,上述精密詳細的校勘和考證,并沒有完全體現在最後出版的定本中,原因當然很簡單,當年的史書點校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服從于政治環境和全書體例,而當時在經歷一系列政治運動後,尤其反對煩瑣考證。正式出版的點校本所列校記,祇是當年已作工作的很少一部分。學界的一般批評,對此似缺乏完整深入的理解。
  
  二十世紀以來的唐史研究,由于陳寅恪、岑仲勉、嚴耕望等學術大師的傑出貢獻,由于敦煌吐魯番文書、石刻文獻、佛道和域外文獻的巨大發現,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學最有成就的部門之一,有關的成果極其豐富,學界對基本文獻的研讀也成績斐然。宗祐所採與點校本兩《唐書》有關的考訂論著,就達三四百種之多,所作的具體糾訂達兩三千則之富,正是唐史研究總體水平提陞的縮影。能不能因此就輕易議論原點校本的學術水平呢?我認為是不合適的。學術是隨時代發展而進步,不能要求早期的著作達到現代學術同樣的高度。就本書所採各家考訂的具體方法來說,除了武秀成教授曾部分校過一些《舊唐書》的文本,并在葉石君校本的揭示方面取得重大發現外,絕大多數學者採取的治史方法可以歸�{為以下幾端。一是通過兩《唐書》本身各卷次之比讀發現文本的誤失,在校勘方法上屬于本校法,也是從吳縝《新唐書糾繆》開始為歷代學者重視的治史辦法。其實許多史學家所揭示的所謂史書互見法,其源頭其實是因史家採據史源不同而形成的錯位現象。利用本校法揭示的問題,部分是文本流傳所致,部分可能是原來史書就錯了。比如五代文獻中同光四年四月的干支各書有十天的出入,溯源是因《莊宗實錄》和《明宗實錄》記載歧互所致,不宜輕率改易。二是根據與兩《唐書》同源文獻的比讀,來指出兩《唐書》的錯失。存世唐五代史籍的特點,是基本文獻雖然各有側重,但其始源文獻則具有趨同性,互相比讀多可糾正史之誤。比如《唐六典》、《唐會要》、《通典》所存唐代制度,文獻採據之繁簡輕重各有差異,且多可與兩《唐書》互校;《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所採唐史文獻,很大部分都不是《舊唐書》,但可校補處也多;至于《新唐書》、《資治通鑑》對唐實錄、雜史和《舊唐書》的利用,更是衆所週知。這些在校勘方面都屬于他校法。由于古籍整理中特別強�{保存原書文本面貌的重要性,他校可以作為對校的旁證,一般不作為改補的主證。目前各家據他證所作史文的糾訂,在我所見原點校本校勘長編中都已經記錄,但多數沒有採據,原因就在于此。三是根據後見文獻來補充考證史實。這方面,清代學者凡見石刻記載不見于正史者,就稱其可補史書之缺,岑仲勉先生在《貞石證史》中曾嚴厲批評這種鄉見,認為正史備一代史實,不可能事無鉅細一律備載。現代學者利用石刻或敦煌文書,研究唐代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問題,意義重大,但因此就認為碑刻是而正史誤,所見就不免狹窄了一些。就此而言,本書所載極其豐富的史籍考證,確是唐史研究極可貴的收獲,但其價值,則包涵校史和考史的各種層面,需要學者區別參考。
  
  因為我正主持《舊唐書》點校本的修訂,我也願意表達本書對于此次修訂之價值。在修訂工作開始之初,我與我的助手也很努力地蒐輯所有的考訂文章,一些細節也曾向宗祐咨詢。由于諸家考證各述所見,經常是一篇文章考及若干卷,幾百篇文章蒐輯起來,看到的祇是一地鷄毛,整理談何容易。宗祐的工作作了眉目極其清晰的梳理,摘其要點和結論,且曾逐一覆覈原始文獻,表達自己斟酌的意見。可以說,他的工作對我們今後的修訂助益極大。但我也想在此說到,由于我們遵循修訂工作的總題原則展開工作,在文本與奪方面會更多考慮版本校勘的結果,極其謹慎地對待本校和他校的成果,一般不採用理校的方法,并嚴格把握校史和考史的分際。因此,我們會逐條覆覈本書所收入的每一則考訂意見,并會找到原文作詳細審慎的推敲,在確定文本時分別採取據改史文、不改而出校、不改而記錄于長編等不同的處理辦法。在我們已經完成的幾卷樣稿中,大約有半數以上的改動在本書中并沒有反映,而本書收錄者得以採據改動者,比例大約在一半左右。原因前面已經有所說明。就此而言,即便今後新點校本出版,本書仍然具備獨特之價值,不會因為新版的問世而被取代。至于我們的取捨是否合適,我也願意聽取宗祐和所有本書曾採據各文作者的指教。
  
  宗祐私下曾與我談到,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讓學者可以放心地利用兩《唐書》,這一想法我很贊同。本書援據論著超過三百種,任何人都不可能因為要研究某個人物或事件去查閱兩《唐書》時,要求他同時查閱散在群籍中的各家考訂。但如果不瞭解這些考訂,引錄兩《唐書》時不可避免地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缺失。宗祐以自己數年的努力,為學者解決了這一難題,部分達到了預期目的,實在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工作。我這裏僅說“部分達到”,因為兩《唐書》本身太複雜,要徹底解決,無論本書還是我正在做的修訂,其實都無法完成。
  
  就我所見,由于兩《唐書》是以唐代史官編纂的起居注、實錄、國史為依據所作的第二或第三層次史料重新編次的工作,其本身編纂的疏忽和粗糙造成兩史許多先天的局限。傳世的各類別集、總集、雜史、縉紳錄、釋道書、碑帖方志,以及清末以來新發現的數量巨大的出土或舶歸文獻,又提供了視域更為開闊、層次更為豐富的史料,大大充實了唐代史料的寶庫。我認為,就兩《唐書》研究來說,今後還有必要作以下一系列的工作。
  
  一、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源出唐代國史、實錄的文獻,盡最大可能地以求恢復國史、實錄的面貌。吳玉貴教授《唐書輯校》是這方面很有意義的嘗試,盡管我對他將《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看成一個獨立的單元很不贊同,也很遺憾他完全按照《太平御覽》引錄的順序編排,沒有做必要的整合拼接,但畢竟做了有意義的發掘。我在多年前開始做《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時,對五代實錄的遺存并沒有清醒的認識,也感到逐一鑒別的難以實現。但在完全佔有文獻,并遵循司馬光當年編《資治通鑑》先做長編的辦法,按照人事或時序重新編排所有文獻時,深刻認識到存世的五代各種文獻其實祇是五代實錄及其援據文獻的不同層次、不同體例的再加工,五代文獻的基本特點是趨于同源的,現在能夠確定的五代實錄的文本其實有十之六七通過各種途徑而得以保存下來。唐代實錄的情況,應該也差不多。
  
  二、兩《唐書》�{證。到現在為止,對兩《唐書》部分傳記,包括人物傳和四邊民族傳的�{證較有成就,志僅有個別涉及,就總體來說,還沒有系統的成就可言。就唐史目前已經達到的成就來說,幾乎對唐代所有的事件、人物、制度、著作等都有了詳盡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學者應該考慮如何重建唐代的基本史料。在一定意義上,以兩《唐書》為載體總結唐史研究的成就,是較好的表達手段。這一工作的重點是史實的訂正和補充。就人物傳記的部分來說,前幾年傅璇琮先生著《唐代翰林學士傳論》兩冊是很好的範例(就史實訂正補充言,其著作形式非史傳�{證)。
  
  三、兩《唐書》的互校。清代沈炳震做過《唐書合鈔》,採取兩《唐書》不取一本的體例是對的,但傳記以《新唐書》為主則未必妥當。我認為兩《唐書》互校的主要目的,是要揭示《新唐書》在《舊唐書》的基礎上,增加了那些史實,其具體根據為何,那些可靠,那些不可靠。章群先生著《通鑑及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是很具意義的著作,可惜還僅具示例的意義,遠沒有完成徹底的清算。
  
  四、新見文獻訂補史籍的總彙。前面已經說過,唐代在幾個方面數量巨大的新見文獻,極大地拓寬了唐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似乎學者在飽含熱情向前開拓探討時,很少將文獻和結論全面滙總,讓一般讀者理解這些研究達到的程度,比如正史中那些文本已經被正誤、被改寫,有了新的補充。
  
  上述這些工作,當然已經完全超越了宗祐此書的範圍,但若能完成,也是唐史研究學者所熱切期望的著作。
  
  二十四史點校本在兩岸完全隔絕的年代在大陸完成,很快傳入臺灣,并數度翻印,被稱為“新校本”而廣泛引用。當時臺灣學界曾有作二十五史新注本的動議,并廣泛約稿,實際運作,祇是最終完成出版的并不多(已有《清史稿》注本出版)。這一工作雖具兩岸對抗的背景,但思路與北京在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最初階段準備將整理舊本和編纂新注本分開進行的設想居然如此接近,正可看到文化背景相同的兩岸即便是在隔絕對抗的年代,學術研究的方向竟然可以如此接近。現在兩岸學術交流已經日常而頻繁,所有的學術信息都可以交換共享。宗祐這本著作的完成出版,尤其具有特殊的意義。二十四史點校本在大陸完成,對兩《唐書》史文的考訂文章,絕大多數都發表在大陸的學術刊物上,宗祐的工作則完全在臺灣完成,本書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確實可以視為兩岸學術交流非常珍貴的記錄。
  
  宗祐因我較早關心此一著作的編纂,特囑為本書作序。我以往對唐代正史研究尚少,殊乏建樹,又是第一次為臺灣學者著作寫序,不免有些惶恐。但能籍此而表達對宗祐工作的敬意,介紹本書的學術價值,并略述本校師輩工作的情況,表白目前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的學術原則和目標,以及對重建唐史基本文獻的私見,也屬難得的機緣。所談雖自許還不盡屬空談,然亦恐不免有所偏失,幸祈宗祐與學界同仁能有以賜教。
  
  以上文字在11月寫好後,立即發給宗祐,他僅指出個別事實的出入,原則上表示讚同。12月下旬我到臺灣清華大學開會,還在電話裏與他說明了中華書局囑我轉達的全書閱校和出版事宜。他本來準備到臺北參加妹尾達彥教授的講演會,順便來看我,但因妹尾教授航班延誤,演講取消,我也覺今後盡有機會,不必專門遠道北上。1月末與何永成教授通話,確知宗祐已經在17日因病辭世,感到震驚意外和傷感痛心。春節後,我用幾天時間,對照《舊唐書》閱讀書稿,逐條比讀諸家考訂和宗祐的按斷,囬憶與他交往的一切細節,更感惋惜。宗祐比我年輕十一歲,在唐史領域沉潛多年,對臺灣佔據主流地位的新史學有很好的體悟,同時又尊重傳統史學考訂的成績,兩方面都有所著述。他在大學任教和管理兩方面的責任都很繁劇,但始終沒有放棄學術研究的責任。2004年後,與他在臺灣又見過三四次,通信則甚為頻繁。我覺得他是待朋友真誠、對學術執著的學人,也曾聽到許多臺灣學者對他的為人為學的讚許。2007年末我曾在臺北大學開學時介紹他與武秀成教授認識,他們也成為很好的朋友。得知宗祐去世,秀成給我來信:“沒有任何預兆,還如此年輕,令人無限傷感。”“他的《兩唐書校勘匯釋》給我們帶來很多便利,今後也還要時時用到,而對他的懷念也就要綿綿不絕了。”這也正是我的感受。宗祐生命的最後幾年,為本書的編寫傾注了全部的熱情和精力。最後兩個月,則一直在處理本書的二校:12月末寄出《舊唐書》部分,《新唐書》部分尚未完成,即遽爾遠行。可以說,本書是他生命的結晶,值得學者敬重和寶惜。二十四史新本的修訂已經展開,宗祐用他的努力證明,臺灣學者在此一工程中并沒有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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