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重辑的缘由和方法
  《旧五代史》比较接近由五代人当时编修而久已失传的五代实录,从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来说,价值超过《新五代史》。清辑本多有缺漏脱误和人为篡改,有必要作重新辑录。重新辑录的最大难点,是以《册府元龟》为主的北宋典籍中,源出五代实录和《旧五代史》的文献混杂难辨。在确信两者的渊源关系和具体区隔以后,新辑本应该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据可靠源出《旧五代史》的文献来加以增补校考。而源出五代实录者虽然不能等同于《旧五代史》,但其研究价值则比《旧五代史》更重要。在辑录《旧五代史》时,将五代实录的遗文一起辑出,具有更为重大的学术意义。
  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是唯一的辑逸书,通行本是清代邵晋涵辑录。这个辑本虽可代表清代古籍辑逸书的最高水平,但其慑于政治压力的讳改、引书的缺漏疏忽、录文的脱误衍倒,十分严重,虽经反覆校订,错漏仍很严重。重新校录的建议,七十年前由史学大师陈垣提出,但迄无所成,原因是文献浩博,鉴别困难,史事错综,考订不易。重新校订此书,必须整合文献,确定原则和方法。
  
  一、《旧五代史》的价值及其厄运
  
  五代十国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以致宋人修史时,还常常发出“乱斯极矣”的浩叹。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从汉、魏以来持续存在的超稳定的士族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也在近百年的战乱中被完全颠覆,腥风血雨的动乱对原有社会秩序作了彻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会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日本学者提出并为中外学者赞同的唐宋变革论,指出唐、宋两代处于士族社会向市民社会发展的转变时期,这一转变的关键,正是五代乱世。
  记录五代历史的正史有两部。宋初由薛居正主持官修的史书,原名《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五代各自成编。二是欧阳修私修的《五代史记》,共七十四卷,打通五代。后者流通后,为加以区分,称前书为《旧五代史》,简称《薛史》,后者称为《新五代史》,简称《欧史》。
  《旧五代史》编成于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历时仅一年半就编成了。参与修史的一批史官水平并不高,何以能如此迅捷完成呢(《新五代史》篇幅只有《旧五代史》的一半,欧阳修从三十岁以前写到六十六岁去世才完成)?关键是充分利用五代实录以改写成书。五代虽称乱世,但武夫称帝,日常运作的文官体制则相对稳定,史书编纂也始终没有中辍。几位史官如张昭、尹拙、贾纬等,虽识见、文笔或稍弱,但矢志修史,勤勉不辍,完成了五代实录的编修。所谓五代实录,不是一部书,而是十七部史书的总称,总数达三百六十卷,其中除两种功臣传外,都是编年体史书,详尽记载了梁末帝一朝以外的五代史事。《旧五代史》编写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编年体的史书改写成纪传体的史书。可以说,《旧五代史》本身的创造很有限,最大的价值是比较忠实地保留了大量五代实录的遗文。
  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是认为《旧五代史》褒贬失实,叙事烦猥,文格□弱。他重视史法,即纪传叙事简明得当;重视《春秋》笔法,全书体现道德批判精神;讲究文章,全书行文流丽明快。他把五代十三帝又分为八姓,以明其血缘;将列传分为三类,根据诸臣的仅事一朝或历事数朝的节行来区分。但就文献价值来说,增加较多的是十国文献,五代纪传主要依据《旧五代史》整合改写,也据实录略增史实,数量不多。以传统史学的立场来看,《新五代史》不失为去取严谨的史书,适合传统文人研读史事的需要,特别能彰显宋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追求。但现代史学不限于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和社会各层面的制度变化,力图探索当时的原生态面貌,就此而言,讲究文章和褒贬的《新五代史》,就远不及《旧五代史》显得重要了。
  《旧五代史》的失传,后人都认为是金章宗下诏废旧史的缘故。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并不准确。金代从大定以后,学校所用五代史一直并用新旧二史本,金章宗诏书仅在官学中不列为正史,并未禁绝,何况金帝的诏令并不能制约敌对的南宋王朝。事实上,在金人以前,南宋已经专用欧书。南宋后期理学逐渐主导思想界,讲究《春秋》笔法且享有文章盛名的《新五代史》更为学者器重,更适合一般文人阅读口味,《旧五代史》则渐被旁落。尽管如此,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失传。现知明初《永乐大典》和《大事记续编》曾大量地引用该书,明末福建连江人陈第《世善堂书目》曾著录此书。清初黄宗羲也藏有此书,吴任臣编撰《十国春秋》有意借阅,借书的信还保留在《南雷文定》之末。但就《十国春秋》引书情况分析,似乎并没有借到。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云黄氏藏书毁于火,这部《旧五代史》当亦焚身火海。三十年代初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曾两度征集此书原本,称“愿出重价,搜访原书”,“或借印,或慨让,全书固极欢迎,零卷散叶,亦所愿觏。”所得线索,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据说歙县人汪允宗(字德渊)藏有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于民国四年“货于一粤估”,二是汪兆镛告此本后归湖州人丁少兰,藏于金陵旧寓,但其地先被军队占据,后为财部借用,其书终至下落不明。从张氏《校史随笔》所引记录来分析,其版本、书名均有可疑,引录内容也没有超过清辑本的范围。可以认为,近代此书的存在始终只是一个传闻,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近年海内外公私藏书的整理和编目已经大端完成,至今没有发现《旧五代史》原本的任何可靠线索,不仅没有全书,连原书任何一卷或一页的线索也没有。
  
  二、清辑本的学术成就和缺憾
  
  清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据《永乐大典》采辑逸书,所得凡516种,约占全部四库书的七分之一。《旧五代史》由著名学者邵晋涵辑录,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除《永乐大典》外,还据《册府元龟》等书补录逸文;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
  辑本奏进不久,邵晋涵离开四库馆返乡,再经过馆臣的加工修订,先抄入四库七阁,后由武英殿聚珍本(殿本)印行,得以风传天下,也正式取得正史的地位。殿本最后写定,删去了文献出处,内容略有增补,但讳改最为严重。清末到民国初陆续为世所知的版本,有江西熊罗宿据最初奏进本的影印本(影库本),可能源出邵晋涵南归所携本的孔荭谷抄本(今存台湾),以及源出抱经楼卢氏抄本而又据殿本作了比较多改订的刘氏嘉业堂本(刘本,后收入百衲本)。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讳改部分也未改尽,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清辑本的缺憾,也逐渐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慑于清廷的政治氛围,大量篡改原书中贬斥异族的辞语,也就是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特别揭示的涉及戎虏夷狄之类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虏主”为“契丹主”,改“虏骑”为“敌骑”、“獯戎犯阙”改“契丹入汴”、“北戎盗据中夏”改“契丹据有中夏”之类,在在多有。陈垣的考证,在《永乐大典》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证实。就现在已经公布的四库档案来分析,这些篡改并不一定出于乾隆帝的诏旨,更多的是馆臣畏祸而改。《旧五代史》辑本进呈后,乾隆帝即曾垂询金人禁行此书的原因,邵晋涵惶恐而致病,幸亏大学士于敏中尽力为之周旋,方得无事。辑本后来一再讳改,就因为此。
  其二,辑录史文缺漏太多。就当时主要依据的《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来说,漏辑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永乐大典》现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旧五代史》不足100则,清辑本即漏收了安彦威、马希范、王弘贽、安从进、李从昶等传逸文。《册府元龟》存五代文献超过万条,清辑本仅辑入三百则,缺漏极其严重。
  其三是采辑未广。就现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旧五代史》逸文者,大约超过三十种,当时仅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太平御览》、《容斋随笔》六种书辑录逸文,不少书当时可以见到而没有用,比方《四库全书》收录的《大事记续编》、《职官分纪》等,也有不少是后来才通行的。
  其四是录文多误。邵晋涵以后,许多学者从事校订,中华书局校点本也改正了一千多处,问题仍复不少。试举几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焦方仅此一见,节度使官高,不应别无表见,参前后史文,可以确定是《旧五代史》有传的馬萬之误,“馬”字手书与“焦”字相近,“萬”字俗写作“万”,增一点则为“方”。再如《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中华本576页)同年六月“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同上580页)前一段似乎是对官员上任期限的规定,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少尹官高,独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远悬隔,又何能统一规定?查《册府元龟》卷六三三,此处“上任”作“上佐”,两处“日”均作“月”,原诏是对官员任职期限的规定,与上任赴职无关。后一段讲均补苗税,“有嗣者排改检括”一句很难理解,一是“排改”不词,二是仅讲检括田苗,何以牵涉到有无嗣子?查《册府元龟》卷四八八,此处作“自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是说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征收,不同意而有词诉者,再分段检括,以作取舍。两段史文,经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晓。与前述人为讳改不同,这是流传偶误所致。
  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计画》(收入《陈垣史学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一文,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注出有无,进而逐字校雠,写定文本。这一计划,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这些比读,他发表了研究《旧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文。1959年,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实施情况不明。
  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进行的。最初由陈垣承担,后因高层干预,改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作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因此,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出版说明》中“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责疑,虽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
  三、重新辑校《旧五代史》的途径和方法
  
  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学者郭武雄、中华书局程毅中和笔者,也曾提出一些校订辑录的意见。九十年代后期,陈垣之孙陈智超就重辑《旧五代史》发表了几篇文章,所述一是对清辑本的解剖;二是对可能载有《旧五代史》目录而久已失传的《永乐大典》卷一○一三九的期待;三是就残本《永乐大典》所存《旧五代史》纪传,推测《旧五代史》原书的面貌,并据各种线索提出增补列传的可能名单;四是在此基础上对全书的编排作出调整,进行文字校勘和史事考异。可以说《旧五代史》应该重新校录或重辑,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但如何完成重新辑校,则有待学者作艰苦的探索。
  我国古籍辑逸工作,从南宋时期发端,到清代中后期达到极盛,已有辑本超过千种,形成非常严格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有可靠的文献来源,应严格恪守仅辑本书的逸文,对逸文的真伪完残应作仔细的甄别,对逸文所涉事实应作认真的考辨,应努力追索原书的本来面貌,辑本以尽可能地复原原书为最善。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致力于此,如尚志钧辑苏敬《唐新修本草》、史金波等辑于立政《类林》、林继中辑赵次公注杜诗,几乎完整恢复原书面貌。《旧五代史》因文献残缺而复杂,所涉史事又千头万绪,很难臻于完善。与邵晋涵时文献条件相比较,现在重辑有利有弊。有利的是,现代古籍图书可以阅读利用的数量和版本质量,古籍检索的手段和已有的研究成绩,都远胜于清代。不足之处则是清辑本主要依据的《永乐大典》已经大部分亡失。
  现存古籍中,引有《旧五代史》者有《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新五代史注》、《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容斋随笔》、《广卓异记》、《通历》、《类要》、《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职官分纪》、《折狱龟鉴》、《古今姓氏书辩证》、《玉海》、《能改斋漫录》、《大事记续编》、《天中记》等三十多种书。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有一些不太易见,如《类要》仅有钞本流传,《通历》后经阮元奏进,《古今姓氏书辨证》则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些著作引录《旧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取资较易,有些则未有说明,如《通历》,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一比读,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当然,辑录《旧五代史》的主要依凭,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还是《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
  在此先讨论《永乐大典》。这部明代永乐年间编成的大类书多达22877卷,正本在嘉靖以后失传,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尚存20473卷。邵晋涵当时依据的就是这个残本,其中如梁太祖卷,安、马、孔等姓氏卷已亡,辑本有关纪传是其他文献拼凑而成。现存仅约800卷,不足原书的百分之四,引录《旧五代史》尚有近百则,《周太祖纪》和王、崔二姓二十六人的传记尚保存完整。残本提供了邵晋涵辑录此书所据《永乐大典》的原初面貌,为解读邵辑本的构成和改动指示了重要线索,如辑本本纪分卷是根据《永乐大典》引录时的分卷空格,各卷后史臣赞语是附在卷末传记后得以保存。至于文本的改动,虽然邵晋涵进奏本中附有大量粘签说明文本改动的细节,但以《永乐大典》和辑本对读,不难发现有关政治忌讳所作的改动固然全无交待,粘签指出原本有误而作的改动,大多数原本并不错,其作为改动依据的书证则常常并不存在,就不能不使人怀疑邵氏治学的态度了。更须注意的是,辑本对《永乐大典》原文的随意增删,多数在粘签中并没有具体的交待,如《周太祖纪》多达二百余处,《王继弘传》有十多处,其中有不少常见形误、音误字当然可以径改,但更多的则是因不明文意或工作疏失而致。
  《旧五代史》重新辑录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册府元龟》。《册府元龟》编成于北宋真宗时,距《旧五代史》成书仅四十年。此书仅录正史、实录,不取笔记杂史,但一律不注出处,清以前学者常忽略其文献辑逸价值。其实此书多达一千卷,是宋代存世最大的著作,在《四库全书》中篇幅居第二(仅次于《佩文韵府》),其中所存唐五代实录为数极其丰富。所存五代文献超过一万则,清辑本仅采用三百则,远未充分发掘。陈垣先生提出用《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他在大量对校的基础上,写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等文,指出清辑本的不可尽信,有必要重新校录。他在五十年代提出《旧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则值得斟酌。《永乐大典》引录《旧五代史》时大多注明来源,且大多为整篇引录,故辑逸处理可以得到完整可靠的文本。《册府元龟》不说明文献来源,又采取分类编录史事的方法,多经割裂改写,不可能辑出完整的文本。
  《册府元龟》中逾万则没有说明来源的文献,要区分哪些是实录,哪些是《旧五代史》,很难办到,但也非全无踪迹可循。具体来说,以下几点特别重要。其一,实录是编年体的史书,以某位皇帝在位为起迄,逐年逐月逐日纪事,《旧五代史》是纪传体史书,二者在表达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即前者多以某一天为单元作点的纪事,后者本纪可以是前者的节写,而传记则更多叙述发展过程。其二,除《周世宗实录》编成于入宋以后,多数实录修成于五代各个时期,又可进一步区分为本朝所修和易代所修两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修史当时特定的立场和态度,梁、唐对垒时期的几部史书对立尤为明显。《旧五代史》编修时持相对超然于五代纷争的叙述态度,与实录有明显不同,不难发现彼此的轨迹。其三,五代实录在叙述到某人的特殊事迹时,常附有其传记,多数是在重要官员去世以后附传,一般称为实录本传。《旧五代史》列传多根据实录本传增益改写,两者有联系,也有不同,仔细研读可以加以区分。其四,多数情况下,在叙述同一事件时,实录较繁而《旧五代史》稍简。以清辑本与《册府元龟》逐一比读后更可以发现,叙述文字大体相同而仅有细节出入者,可以认为是源出《旧五代史》,叙述文字有较多不同者,则源出实录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以上几点,大约可以对十之八九文献加以区分,再考虑到一些其他因素,如入宋生存的人物一般不列传,官位低且无特殊建树者也不具备立传资格等,又可以解决一些。所剩已经不多,可以从略。经全面比读可以得到结论,《册府元龟》所引源自五代实录文献,远多于源自《旧五代史》者,其中《旧五代史》本纪很少被引用,而人物部分则相反,其中梁代引录《旧五代史》最多,周代则实录要多些。因此,据《册府元龟》以校补《旧五代史》,只能依据源出该书的文字加以增补校订,出自实录者,则只能作为校订考异的佐证,不能轻率地据实录以改动史文,增补阙文。
  五代实录是《旧五代史》编修的主要依据,记载了大量后者没有的史事,尽管许多属于历史的细节,如皇帝出行、朝会、赐宴、亲征的事迹,各地藩镇的进献,边裔的进贡,朝臣的奏议之类,可以认为是《旧五代史》编修时删弃的史文,其中包含了大量可资研究的信息。对同一史事的叙述,实录一般都比《旧五代史》完整详尽。实录所录奏议、诏敕都相对完整,于史学研究尤具价值。还举前文讲述清辑本文字多误的两个例子来作比较。其一,《册府元龟》卷六三三:
  是月,敕:“少尹、上佐以二十五月为限,其府县官宜准《长定格》,以三十月为限。其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判官等,并元未定月限。”敕旨:“诸道行军节度副使、两使判官已下宾僚,及防御副使、判官、推官、军事判官等,若询前代,固有通规,从知咸自于弓旌,录奏方颁于纶?。初筵备称,婉画斯陈,朝廷近以旌赏勋劳,均分员阙,稍或便于任使,不免须议敕除,既当委以?赞,所宜定其考限。前件职员等,宜令并以三十月为限。如是随府,不在此限。”
  此段实录原文,比《旧五代史》所述要复杂得多,前段是中书门下的拟敕,后段则解说前段,交待了决定官员考限的原因,官员范围也更为具体明确。其二,《册府元龟》卷四八八:“宜委诸道观察使,于属县每村定有力户一人充村长,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下贫不迨顷亩,自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便自今年起为定额。”也较《旧五代史》为详,交待了观察使均补田苗的具体方法,即每村先定村长,由村长落实到有力人户,并说明有力人户接受与否的处置措施。两段文字虽然可以纠订清辑本的若干误字,但并不能据以认为清辑本有大段的脱落改动,更不能据以完全补入史文。但对研究者来说,上引两段文献的史料价值显然高出于《旧五代史》本文,值得揭示出来。补入正文既有违学术规范,因此而舍弃又不免轻弃珠玉,两全的办法只能是,按照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将源出实录的文献附注于相关文字之下,以供研究者选择利用。
  还应该指出,五代实录是宋人编纂五代史书的主要依据,在《旧五代史》成书以前就曾被王溥《五代会要》和孙光宪《北梦琐言》大量引用,只是前者据以编录五代制度沿革,后者则选取有趣故事以成编。在《旧五代史》以后,大量利用实录的史书当以欧阳修《新五代史》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最重要,两者据前代文献自成史著,都对五代的制度沿革不屑叙述,但因欧阳修更关注人物褒贬和人伦名分,司马光则致力于描述历史发展的过程,都保存了很多独有的实录纪事。要了解实录的遗存并加以编录,这些也很重要,对于《旧五代史》有关史文的校订,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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