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五代艺文志研究之大成
《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张兴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98.00元
 

  五代十国处在唐宋变革的转捩点,礼乐文章,较之唐、宋两代亦具独特风貌,不容忽视;杨荫深先生在《五代文学序》中曾说“就五代而旁及十国,五代仍不愧为有文学的一个时代”,此非虚言。然而,长期以来,有关五代典籍与文化的研究却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新、旧《五代史》及马令、陆游两《南唐书》均不著《艺文志》,即为显例。在此情形下,通过对五代艺文资料的稽考爬梳,为五代文化的整体研究创拓新途,无疑是一种审慎的选择。在这一方面,清代学者的贡献虽值得重视,但遗漏及错谬之处亦自不少。张兴武教授《补五代艺文志辑考》(下简称《辑考》)先以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为底本,详参清人相关各《志》,并汲取今人研究成果,搜罗广博,资料丰瞻,考订谨严,著录宏富,终成五代艺文志补编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辑考》的前身是《五代艺文考》,2003年由巴蜀书社出版,颇具影响。但兴武教授以该书“总能发现各种难以掩饰的疏漏和不足”(P.646)为憾,此后十余年间仍不断搜辑文献资料,重新增订补辑,以求完善。毫无疑问,作为五代十国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辑考》的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清代各家,其创新特点或可从以下三方面得到确认。

 

  一、充分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精益求精,以求超越。

 

  辑补前史所阙《艺文志》的学术传统始于清代,时人所撰《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补晋书艺文志》《补辽金元艺文志》等皆负盛名。至为五代史补撰《艺文志》者,则有徐炯、陈鳣、顾櫰三、宋祖骏等四家,而汪之昌所撰《南唐艺文志》亦不可忽视。张兴武教授对补五代艺文志的研究是从复核清人诸《志》所收条目开始的。他以顾《志》为底本,参以他《志》,兼及宋、元公私书目及相关文献,对相关条目的书名、卷数、撰者姓名等信息详加考订,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再事辑录和补遗,严谨务实,一丝不苟。

 

  《辑考》的难点首在“断限”。兴武教授遵循新、旧《五代史》的叙事原则,将唐昭宗一代确定为“五代”上限;又参照清人诸《志》,将考索下限确定在宋灭南唐的太平兴国八年,这是非常审慎而科学的。就整体来看,《辑考》较之清人诸《志》,更加注重“五代”本体,作者认为“既然是《补五代史艺文志》,其中所收的艺文条目就应该和五代十国各个政权有关:要么其撰人曾生活于列国,至少也应该与列国政权发生过一些联系。”(P.8)应该说,严谨而明确的“断限”原则,是《辑考》一书超越前贤、别有创获的关键。

 

  二、资料翔实,考订严谨,方能撰为信史。

 

  《辑考》对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所收条目逐条详加复核、考订,条分缕析,极尽细致周密。据笔者统计,《辑考》共收录书目1087种,观其主要征引书目计187种,其中正史、方志类28种,书目类19种,类书类12种,金石类32种,杂史类21种,笔记杂考类48种,诗文集、诗文评类27种;凡涉五代艺文之史料均检寻不漏,网该无遗。例如,其对《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一书的征引,即为显例。该书著录北宋后期书目较多,然明清以来抄本流传不多,故清人学者较少瞩目,而书中所收五代艺文资料便多遭遗漏。《辑考》则充分注意到此书的目录学价值,援引颇多。值得注意的是,《辑考》的搜辑补充,除参考徐炯《五代史记补考·艺文考》、陈鳣《续唐书·经籍志》等清人著述外,还尽力吸收了当代学人有关五代艺文资料研究的成果,如唐圭璋、杜文玉两先生各自编纂的《南唐艺文志》,陈尚君《花间词人事辑》《毛文锡〈茶谱〉辑考》《〈钓矶立谈〉作者考》,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胡耀飞《宋人陈舜俞〈庐山记〉所见吴·南唐史料考论》,彭武文《〈复溪州铜柱记〉辩证》,以及王丽娟《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著录小说〈陈金凤传〉略考》等,凡此,皆充分体现着尊重学术、严谨包容的治学品格。

 

  三、多学科交叉研究,史料分析与解题并重。

 

  张兴武教授的研究无意中将目录学、历史学、文献学、金石学乃至图书馆学等学科交织融合在一起,在细节处理上则更加注重版本考察、文字校勘和目类编排。譬如该书有关五代金石条目的稽考“均依五代十国之国别编录,一国之中则按年代先后编次”(P.14),即为显例。与清人诸《志》简单搜列艺文条目的做法不同,《辑考》一书则将史料的分析考辩与具体文献的“解题”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目录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并为艺文志研究注入了更加丰富的政治、历史、经济、宗教、艺术及学术文化内涵。其编撰体例以经、史、子、集为序,四大类之下又细分诸多小类,每个艺文条目的“考订”过程,先是依据宋、元书目的记载,详辩书名、卷数和撰人姓名,对撰人生卒年及相关事迹的考察尤为用心。此外,多数条目下还有善本存佚的交代,如徐铉《稽神录》六卷条下云:“善本:《稽神録》六卷、《拾遗》一卷:明嘉靖二十二年姚谘家抄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毛晋编)本(见该书第十一集)、明末抄本、清嘉庆十年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源》(张海鹏编)本(见该书第十六集)。”(P.14)如此细致周全的考述安排,无疑使该书更显方便实用。

 

  目录学与金石学的交叉是《辑考》有别于前代艺文志著作的显著特色。作者受汪之昌《补南唐艺文志》的启发,且以为“本书专力研究五代艺文志,于金石一节自然不应等闲视之,何况金石之中确有不少重要的内容,为五代史研究不可或缺”(P.12),故旁搜远绍,精心编录,撰成《五代金石辑录》。事实上,石刻文献的确有其独特价值,如钱氏吴越政权于后晋未奉契丹正朔一事史书不载,而两浙石刻文字却多现“会同”年号,即其例。《辑考》所涉及的金石类书籍达32种,对五代石刻资料搜罗殆尽,堪称迄今最完善的五代金石目录。

 

  要之,《辑考》一书以翔实可靠、丰富多元的史料,精湛细微、一丝不苟的考订,旁搜远绍、谦谨包容的学术品格,终能集五代艺文志研究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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