谔谔国士傅斯年(节选)

  
  ■内容简介
  傅斯年是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新文化的传播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在风云激荡的年代,像匹雄狮和他的师友们奔走在黑暗的旷野。九一八事变后,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呐喊、咆哮,重铸民族之魂;在八年离乱中,他率领一批学人,为学术、为文化、为赓续中华民族血脉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本书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细腻的笔触和饱满的激情,展开历史的大幕,写出了傅斯年风雷激荡的人生,塑造出一代国士的风骨。
  1916年夏秋之交,傅斯年读完三年北大预科,顺利升入北大文科国文门。
  傅斯年成绩出类拔萃,深得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国学大师的器重。傅斯年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气度,也使同学们敬而畏之。
  第二年一月北大出现历史性的转折,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蔡先生主张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应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容纳不同立场的主张,自由讲授研究,自由讨论争辩。他就任校长时没发表激昂慷慨的就职演说,也没有宣布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在宣传栏张贴一则通告:聘请陈独秀为文科长。蔡元培原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教育部长,在民国初期教育界颇有声望。他有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他接着又聘请刘师培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刘师培又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且又是“筹安会”发起人,他们狂热地鼓吹、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其中两个人最活跃,一是严复,一是刘师培。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他与章太炎齐名,被人称“二叔”(刘字申叔,章字枚叔),是横跨政学两界赫赫有名之人。学问渊深,通知古今。他讲课既不带讲稿,也不带卡片,出口成章,滔滔涌诵,引章援句,随口而来,头头是道。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国文门另一位大师级人物就是黄季刚(黄侃),此人长傅斯年10岁,他和鲁迅先生是同学,都是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不仅是语言学家,也擅长绘画。他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其父为清二品大员。黄侃自命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北大学人中流传着他许多奇闻轶事。他在课堂讲书,讲到要紧处,突然卖起关子来:这里有个秘密,光靠北大给我的几百块薪水,我不能讲,你们要听,非得请我的客。学生们没有办法,就在馆子里请他的客。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行,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只有一人他不敢骂,谁?刘师培。为何?黄侃说,刘师培和章太炎师交情甚深。黄侃继承了其父黄翔云老先生的遗传基因:痴、癫、狂。他在刘师培面前却规规矩矩,不敢有半点张狂。他对经学研究不如刘师培并拜刘师培为师。实际上刘师培只年长黄侃两岁,学问也不高于黄侃多少。刘师培却架子十足,要黄侃执弟子礼,并奉上10块大洋作为拜师见面礼。黄侃一切照刘师培所言,一日带着10块大洋,进了刘师培家门,刘师培端坐太师椅上,很坦然地笑纳,并答应收他为弟子。
  傅斯年未结识胡适之前,曾是“黄门侍郎”。黄侃非常喜欢这位高足,器重他、赞许他,着实想把章太炎学派的经钵传授给他,使古文经学派的香火不绝如缕。
  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是有名的“章疯子”,黄侃也是有名的“黄疯子”。这二位“疯师疯徒”的相识相知出自一泡尿:那是在日本留学时,黄侃和章太炎同居一座二层小楼,章太炎住下层,黄侃住上层。一天晚上黄侃内急,又懒得下楼去厕所,就隔着窗子尿起来,章太炎在窗前夜读,一股尿液飞流而下,直溅书案,章太炎冲着楼上大骂起来,黄侃也对骂,一个章疯子,一个黄疯子,越骂越起劲。当互通姓名后黄侃才大吃一惊,原来章太炎是国学大师。真是不尿不相识。黄侃连忙下楼道歉并拜章为师。
  以后黄侃对章太炎毕恭毕敬。回到国内,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捕入狱,黄侃得知后冒着生命危险与老师同居,一面侍奉,一面与老师谈论学问。这真是千古之佳话。
  黄侃个头不高,瘦瘦巴巴,却很精神,双目炯炯有神,目光敏锐、睿智。一眼看去,就觉得气度不凡。他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缎子。黄侃脾气古怪,有一次,几个学生给他拜寿,学生们向他深鞠躬,他大怒,训斥道: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给章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怎么鞠躬?吓得学生忙跪下给他磕头。
  黄侃讲课,听者甚众。
  有一次,他去上课,教室里已坐满学生,他还在教员休息室坐着不动,学生再请求他去讲课,他说:我的薪水没有按时给我,我怎么按时上课?学生急忙报告教务处,教务处赶紧派人送来薪水,他才走进课堂。
  黄侃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恃才傲物,放言无忌。他讲课天马行空,没有章法,也没有顺序,讲到哪里算哪里。爱美、嗜酒,什么酒都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章太炎、黄侃、刘师培,是铁三角,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最顽固的敌人。
  由于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对傅斯年格外器重,傅斯年也不负众望,学习更加用功。他本来国学基础雄厚,再加上三位大师的苦心栽培,更加出类拔萃,同学们称他“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威望日隆。但他的性格绝不是孔子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与他意见相同的同学,他在他们面前话语滔滔,如长江大河,引经据典,援桐求凤,随口而来,他性情坦率,敢吐真言;遇到意见相左的同学,他怒目金刚,或加痛斥,直言不讳,或不予理睬。他恃才傲物,旁若无人。有的同学仰慕他,想和他搭讪一番,他却“拒人千里”,或漫不经心,他这样的傲慢,确实引起一部分同学的反感,这位山东的傅大胖子真是一匹犟骡子,不好惹。
  北大文、法两院设在汉花园。汉花园在东城北河沿畔,这个花园包括的区域,南至为大学建筑的碎石马路,也叫花园街;西至松公府的北大图书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正门,东墙外是杨柳夹岸的宽大的河沟。河水一向干涸,只有夏天汛期到来,几场暴雨,河满沟平,这大河沟成了富有真实意义的河流,清清的河水,缓缓地流淌,两岸长柳,柳丝如帘,晚风荡漾,柳丝摇曳,河岸上碧草如茵,野花芳菲,倒有点诗意。学生戏称“北大河”,由此使海归派教师想起英国的“剑桥”。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第一件事就修建了一座红楼——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搬进红楼,上面几层便是文科教室。上课、下课,都是那位穿着起毛的蓝短袄的老工友按时按点来敲钟,不急不慢,连敲16到18响。钟声悠扬,音质悦耳,像一曲乐曲,诗意地飘荡在校园里,一声声传到学生、教职员工的耳朵里,像鼙鼓一样,催人奋进,鏖战学海。
  汉花园——实际是清王朝的一所公主府,青砖红瓦的三层楼。从外表看建筑坚实,给人印象古老、冷漠、无情,长年的风侵雨蚀,又让人想起陋旧、破败、陈腐这些词汇。红楼的建筑算是北大第一座“现代化”建筑,一度成了北大的“标志”。
  那时候,在北大念书是极端自由的,自由到一个人可以极端地发展,不受年级、专业限制。教授上课从不点名,尤其文史教授们,像今日的百家讲坛似的,谁都可以听。学生分三类,一是正式生,二是旁听生,三是偷听生。旁听生可以在校方或者门卫那里办个手续——旁听证。手续很好办,也不交什么费用,你随便听哪位教授讲课。偷听生连手续也不需办,摇摇晃晃进校园,看到广告栏贴出布告,某教授某月某日几时在某教室讲授什么课,题目也写在布告上,你喜欢听就去听。往往旁听生和偷听生来得比正式生早,抢占座位,正式生只好坐在走廊里,或趴在窗台上“偷听”了,和乡村看露天电影似的,出出进进,任其自由,吸烟、咳嗽、放屁,随你自便,谁也不会干涉。学生在上课期间,你可以到图书馆看书,也可以到中山公园树荫下散步,去北海看落日晚霞,无人过问。
  蔡元培是鲁迅的老乡,浙江绍兴人,他身材瘦小,但儒雅风流,文质彬彬,才气磅礴,饮酒海量,读书一目十行;写文章倚马可待。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曾中过举人,后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蔡元培兼容并蓄,聘了陈独秀之后,接着又聘来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鲁迅、陈汉章、梁漱溟、章士钊、刘文典、沈兼士、沈尹默、周作人等,来北大文科执教,这些都是民国初年思想激进的人物。很快,北大形成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革新派学术阵营。蔡元培心胸博大,海纳百川,连辜鸿铭这样铁杆的保皇分子,他也照聘不误。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是新思想的滥觞之所,渊渟岳峙,震撼历史,改变国运的“五四”运动策源于此。其实在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之前——京师大学堂,并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更不知民主和科学,依旧是繁殖封建官僚的温床,北京前门的酒店妓院,大学堂的师徒是常客,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多是这些官宦子弟,那时期的北大腐败不堪。蔡元培就任北大,北大风气焕然一新,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北大,他大刀阔斧,又严谨扎实;他革弊除害,又兼容并包;他敢为人先,又坚持传承。他将北大造成一个风清气正、学术气氛浓厚的国之学府。
  辜鸿铭对大清朝忠贞不二,他的忠心感动了废帝溥仪,获溥仪召见,他以亲临了一个王朝最后的荣光,深感荣耀。蔡元培聘用他却引起学校一番争议。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主张纳妾、留辫子、文言文。他说,今有好事者,邀他“教在北大,扬我中华”。连周作人都说:北大顶古怪的人物,非辜鸿铭莫属。他的著名言论:男人纳妾犹如茶壶与茶碗之关系,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碗,不能一个茶碗配四个茶壶吧。已经民国好几年了,他还拖着一条长辫子,更奇怪的是他找的包车夫也是拖着长辫子的老汉,一主一仆走在北大校园里确是一道风景。
  辜鸿铭是混血儿:黑眼睛发蓝光,黑头发微发黄,白皮肤高鼻梁,生于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曾祖是富甲一方的种植家。辜鸿铭天赋异禀,聪明过人,自幼深受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学识渊博。他英语水平很高。他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同时他爱上德国文学、哲学。当蔡元培来德国留学时,辜鸿铭已声名如日中天。
  辜鸿铭脾气倔犟,事事都有种反潮流精神,凡是大众接受的,他拒绝;大众喜欢的,他厌恶;大众崇拜的,他鄙视。别人抛弃什么,他就拥护什么。以对立为生,以反潮流为荣。时人说他是花花公子,他倒真有点花花公子作派,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在穿着打扮上下功夫,为了与众不同,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殚精竭虑——这是他的同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温源宁对他的评价。
  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有文章回忆辜鸿铭,这样写道:
  ……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地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脱。英国大文豪毛姆、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哥德、伏尔泰、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图书馆还多几册吧?”……难怪那时北京人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像辜鸿铭这样的天降之才、国之瑰宝,岂能弃之不用?他有保皇立场,还能培养出几个新的“保皇分子”?哪个学生会跟着他效忠废帝爱新觉罗·溥仪?让他担任英文教授,目下国内无人可与颉颃。
  惟才是举!蔡元培决定启用辜鸿铭。
  但辜鸿铭也非常敬重蔡元培,有一次他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种种原因蔡元培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现在还在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既是对蔡先生的赞扬,也是自我解嘲。
  蔡元培认为,学校的任务基本是传授知识,大学教授是有权威的学者,能够解答某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有发言权,就应该受到尊重。
  北大教授阵容是雄壮的、一流的,又是杂牌军:保皇的、革命的、新潮的、旧派的、左的、右的,独善其身的、随波逐流的,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课堂上可以攻击论敌的观点,唱对台戏,演讲时可以互相争论、吵架,甚至骂娘也无妨。学生们在这种自由的空间成长,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抉择自己的未来。
  这是蔡元培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无为而治”。北大新旧阵营逐渐分明,一场场剧目就要陆续上演了。
  哲学门来了个青年教师胡适,这是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做文科长,陈独秀推荐了胡适。胡适是在美国攻读哲学,取得博士学位,进北大时年方26岁,蔡元培直接将其聘为教授,如此年纪轻轻就当上哲学教授,这本身就是震动北大的事。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过去讲此课的老师总是从三皇五帝讲起,他一上来就腰斩哲学史,直接从西周讲起,殷商的哲学只字不提,这更引起同学们的反感。一些学生要起哄,想把这位年轻的“胡教授”赶走。
  一天,顾颉刚把此事告诉傅斯年。傅斯年是牛逼哄哄的黄派得意高徒,在学生中影响很大,在一些学生心目中是个“小权威”。
  顾颉刚道:“下午,胡先生讲课,你是否听一听?”
  傅斯年道:“好,我一定去。”
  下午,傅斯年如时走进哲学门教室。讲台上很快出现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教师。傅斯年认真打量一番:此人眉清目秀,五官周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一双眸子睿智而敏锐。他面带微笑,话语里带有一腔徽州味,但吐字清晰,讲话声音不高,却富有节奏感。他衣着并不像那些海归派洋里洋气,穿一件青色长衫,头发既不打发蜡,也不抹发油,脚上穿一双圆口千层底布鞋。浑身上下却透出一种才子气、书卷气,还有一种风神萧散的逸气。傅斯年观其貌、听其言,心里便添了几分敬重。
  一堂课下来,傅斯年颇感满意,这位年轻的胡适教授讲课思路清晰,方法新颖,有创见。他非常兴奋,便告诫哲学门的同学: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傅斯年是黄侃的高徒,这样服膺胡适,其他学生谁敢胡闹?大家也就默认了这位教授。以后傅斯年一连听了胡适的几堂课,不由得把胡适奉为真正的导师,他这时并未脱离黄门。胡适也幸运地一开始就博得了北大最优秀的学生的信任。这一下,他在北大立住脚了。直到若干年之后,胡适才知道是傅斯年在背后为他撑了腰。
  胡适谈吐温雅,后有人把他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那9位是谁?谁也说不清。这颇有着意抬高胡适的嫌疑。不过,他讲课,或在大庭广众下演讲,确实吸引人。他不仅演讲的纲要清楚,而且具有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声调的抑扬顿挫。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具有大学者的博大精深,浑厚浩瀚。他待人诚挚、忠恳,略带有讨人喜欢的“傻气”,在学生中愈来愈有威信,学生都愿听他的课。凡是听过胡适演讲的人,可忘掉他讲课的内容,但你一定会记住他演讲的神态,神情和他的绩溪话,犹如山泉溪水般清澈、潺湲,遇到顽石阻碍,迸溅出一簇簇浪花,而后一路滔滔汩汩地奔腾。
  自然,由于新派教授进了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方针指导下,学校出现了新气象,学术空气浓厚了,思想更活跃了。北大校园里,到处有学生组织的演讲会、论坛会,国际、国内大事成了这些莘莘学子所关注的话题。傅斯年也从故纸堆里抬起头,一双明亮的大眼,闪烁着炽热的光芒,他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和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无疑是名列前茅者,最典型的一位。他26岁便参加殿试,被取为进士,在有此功名的传统文化人中,居然“去父母之邦”,到西方大学深造,沐浴一身欧风美雨,回国后更大张旗鼓宣扬新文化,播扬西洋文明。儒释道盘踞中国数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挣扎出来,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曙光,欧洲文明的风雨,很难吹进或辐射到这古老板结的东方大地。中国士大夫缺乏对传统文化清醒的批判意识。对卢梭、孟德斯鸠、爱默生或无所知之,或视而不见,没有靠现代思想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休眠状态。蔡元培决不是数典忘祖,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之敝履的人,他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珍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批判旧文明、旧道德,旧恶习、旧秩序,而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反对“非此即彼”极端模式,而是倡导“兼容并包”“平常心”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事实上,中国也不可能“全盘西化”。
  陈独秀原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杂志,名曰《青年杂志》,他调到北大,把刊物也带到北大,改名为《新青年》,编委会也重新组阁,陈独秀仍然任主编。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学界、教育界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那时胡适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尚未归来,直到同年9月回国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在这之前,胡适也是平平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时势造就英雄,胡适不是开天辟地的英雄,是时势打造的骄子。以后胡适在《新青年》频频发表文章,并和陈独秀创办另一份刊物《每周评论》,引得学界、教育界更大关注,甚至产生了轰动效应。
  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其他系的学生。黄侃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一种流行的调子,人称“黄调”。黄侃极力反对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每次上课先骂胡适一通,才正式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谁知黄侃并不罢休,过了片刻,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则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黄侃在课堂上骂大街,不过旧派力量越来越衰弱,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这非黄侃辈之过,是时势也。
  北大有两个讲坛,而且壁垒分明。一是“群言堂”,设在汉花园国文教师休息室,二是“饱夭堂”,(意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设在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室,实际上都在红楼上。每到周末,这里成了真正的“百家讲坛”,新老教授络绎而来,荟集一堂。大家思想解放,言无所忌,谈天说地,道古说今,抨击时政,纵论天下,各抒己见,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国计民生,甚至婚姻自由,反对女人裹脚等等,尽入话题。言者口角生风,兴致盎然,时而唾沫飞溅,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激昂慷慨,但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是民族精英们思想火花的喷溅,是灵魂复苏产生的迸裂,如江河解冻,春潮澎湃。
  傅斯年像挣脱旧壳的丑小鸭,时常参加教师的辩论会。年轻的“海归”派大都在“群言堂”开会;像黄侃、陈汉章、辜鸿铭等老教授大都聚集在“饱夭堂”。辩论、争吵、批驳、痛斥,甚至义愤填膺,其声如惊涛裂岸,其势如江河奔腾。傅斯年常常跑两个讲坛去听,往往这周参加群言堂,下周参加饱夭堂。当时的文学革命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跑出来的。对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在这两个地方。
  胡适的言论对傅斯年影响最大、最深,他几乎被胡适所征服,他们亦师亦友的几十年情谊就源于此时此地。虽然胡适的国学根底不如傅斯年,办事能力更不如这位学生,但傅斯年一生都对胡适执弟子礼,并成了胡适终生的保护人。胡适的哲学改变了傅斯年的生命基因:
  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不可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过几十年吗?
  傅斯年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和胡适交谈过几次,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他开始怀疑旧的传统文化,那旧的《国故》派思想,像鳞片似的逐渐从他身上剥落下来。他的思维变得更加辽阔和旷远,目光也更加深邃和高瞻了。他要做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一场利国利民的大梦。
  孟真,孟真,梦想成真!傅斯年真要脱胎换骨了!
  他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高举文学革命的火把,投身于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他的第一篇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就是为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撰写的。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8年1月15日,第4卷第1号。后来又在《新青年》接连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误谬》,当时《新青年》是全国影响很大的刊物,一个学生能在上面连续发表文章,本身就是“惊世骇俗”之举,何况他的文章有电闪雷鸣之势、暴风骤雨之力,强大的冲击波震撼人心,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傅斯年在文章中指出: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都是人类精神之产品,社会不断变化,文学亦应随之变迁。傅斯年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颠覆了旧的文学,从周易八卦、经史子集,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直至清朝的八股文,长期称霸文坛的桐城派,翻箱倒柜地来了个大梳理,大检阅,尖锐地指出:“中国语文之分离,强半为贵族政体所造成。”“一代文辞之风气,必随一代语言以为转变”,“今世有今世之语……万不容借用古者。”在文章中,他大声疾呼:“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这些违背科学的死文学,必须铲除;文学革命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递从者矣!”
  在《文言合一草议》中,他提出10条改造文言、倡导白话的建议。
  傅斯年始终认为新文学不应脱离现实,不应脱离人生,而应反映现实,揭露批判当时穷凶极恶的社会和家庭对人生的摧残,提高人生质量,倡导个性解放。
  傅斯年文学革新的呐喊之声,汇进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的大潮,他是继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之后的年轻战士,他操戈执矛,驰骋在反对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的沙场,继续发表了《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文艺界之病根》《再论戏剧改良》等文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傅斯年也因之名声日隆,成为学生领袖。
  傅斯年和他的好友们,大力提倡新文学,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揭露社会之黑暗,批判封建专制,倡导人性解放,呼唤民主自由。他有语言天才,讲话既有温度,又有力度,几句话能把人的激情点燃起来。他先是找胡适、陈独秀,争取他们的支持,把办刊的宗旨一一说给他们听,乍初陈独秀很冷漠,以为这是拆他《新青年》的台,至少有分庭抗礼的来势,傅斯年是黄侃的学生,莫非是黄侃派来的探子?经过胡适的说合,陈独秀改变了态度,极力支持傅斯年。傅斯年得知文科长陈独秀支持他们,欣喜若狂,见到罗家伦激动抱起,打起旋来,嘴里呼喊道:“陈先生支持我们,陈先生和我们在一起!”傅斯年又找到校长蔡元培,没想到蔡元培如此爽快,当场表示支持,并答应每月学校拨款2000元,指名胡适当他们的顾问。傅斯年“得寸进尺”,请求蔡元培书赠一幅楹联,蔡元培一向爱护学生,对傅斯年这样有才华的学生,更视为掌上明珠,当即答应。他挥笔写道:
  山平水远苍茫外,天翻地覆指颐间。
  傅斯年如获至宝,深感校长的厚爱、重望。
  (《谔谔国士傅斯年》,郭保林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   
【热门评论】
·摘下面具,做自己  ( 125 )
·母亲与我同在  ( 97 )
·给爱人的  ( 65 )
·亲爱的,你到底在哪里?  ( 56 )
·杜甫《绝句四首(其三)》赏析  ( 49 )
·杜甫《春夜喜雨》赏析  ( 41 )
·双双燕.咏燕  ( 38 )
·仲夏夜之梦  ( 32 )
·白居易《长恨歌》赏析  ( 28 )
·一部砥砺报国之志的“胆剑篇”——达度、洛沙报告文学《体操神话》研讨会纪要  (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