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的三种类型——兼论钱钟书启示的新方向
 
   作为文学爱好者,往往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阅读原著之后,再主动搜罗和浏览围绕它的各种评论,倘若遇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妙论,真乃读书的赏心乐事。回顾我们平时经常看到的文学评论,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是针对某部作品本身进行讨论。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可以讨论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人性美,还可以讨论它的艺术形式,包括语言特色、叙事手法和行文结构等。如果这个作家还有比较丰富的访谈资料,写了不少书信日记,其中多少闪动着创作的心得,那么还可以进一步结合作者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历程,甚至他的其他作品,比如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就像八面围攻那般,对《边城》实现一个更加立体的理解。

    第二种是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加以认识。文学史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有百舸争流的作家流派,风起云涌的文学活动。当我们把巴金的《家》或鲁迅的《狂人日记》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就为它们提供了极为厚重而翔实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传承与突破的种种追问之中,更好地评定一部作品的地位和价值。

    第三是运用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工具。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非常繁荣,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比如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张爱玲和萧红的小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审视郁达夫的作品。

    正如文学创作需要不断突破自身,文学评论也要寻找各种可能性。在这三种常见的文学评论之外,我找到了钱钟书,并从他开凿的学问深井中瞥见了富有启发的粼粼波光。他涉猎广泛,触类旁通,有《文心雕龙》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妙。当钱钟书为李商隐的《锦瑟》写下札记的时候,他不会局限在一个作家的作品里,也不是限定在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中。他把作品放在世界文学和整个人文艺术的宝库之中。针对某种重要的文艺现象,《水浒传》中某段惊心动魄的情节,或诗人李贺某个充满原创力的奇思妙想,在这个视野开阔而资源丰盈的时空之中,找到与它相似和相通的内容,把它们聚合在一起,借助精细的分析和总括的力量,对某个重要的文艺现象形成穷形尽相的认识;同时,就其中的具体个案而言,因为有来源如此丰富、又具备内在关联的各类素材的互相参照,在这种四面烛照之中,对某个实例的独特性形成更深刻的洞察。

    如何借鉴钱钟书的这种思路,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读《西游记》的时候,唐三藏西天取经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唐太宗的灵魂游历了死后的世界,重新返回人间之后,他决定要超度地府中的亡灵,并派遣高僧前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求取大乘佛法。而类似的游历死后之世界的情节设置,在人类文化的时空隧道中,能够听到一声声来自世界各地、久远而绵长不绝的回响。在《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归家旅途中,他也有过一次短暂的游历冥府的遭际。在我看来,史诗中最感人肺腑的地方,是奥德赛见到了特洛伊战争中牺牲的阿喀琉斯的亡灵,这个在生前死后都被人们视为整个希腊世界最伟大的英雄,却用悲切的哭号和长了翅膀的话语向奥德赛倾诉衷肠。这一番游历死后世界的见闻,深深地触动了奥德赛,也栩栩如生地闪动着古希腊世界对于死亡命题的复杂看法。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在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在但丁的《神曲》中,都有游历地府的声声回响,当我们把这些丰富的素材聚集在一起,不但能够在穷形尽相之中,对这个重要情节及其背后的深刻意蕴获得更全面、更多元的考察,而且能够在极其丰沛的素材的交相辉映和互相参照中,对《西游记》唐太宗游历冥府这一构思的独特性和原创力,它对死亡的思考和想象,它所折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以及隐伏在嬉笑怒骂的文字深处的古代观念世界的浩渺轮廓,获得更深入的洞察和探索。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荣获清华大学首届朱自清文学奖之文学评论奖,本文系作者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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