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

郑振铎字警民,又字铎民,小名木官。为文作诗,常署名西谛、C. T、郭源新等。好藏书,题跋中每署名玄览居士、幽芳阁主、纫秋山馆主人等。少年跟黄小泉就学,曾读《左传》。这是他接触古代文史的开端,他对《左传》,颇饶兴趣。16岁入温州的浙江第十中学读书,曾从一同学处借得《文心雕龙》,手抄一过。19岁时又从一陈姓同学处借得张相编《古今文综》一部,将其中论文之作,抄录成册,题曰:《论文集要》,这是他从事纂集工作的开端。2l岁考取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英文班),课外尝借得《史通》、《文史通义》。又从郑樵《通志略》中,抄录《校雠略》、《文艺略》,算是他注意校勘目录的开始。这时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相识,接受十月革命后新思潮的洗礼。并且是较早提倡和从事输入西方文学思想的,他虽然学的是科学,在五四科学与民主的潮流中,他爱好文学,胜似科学,把他全部心力倾注到文学中,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万古常新的,文学的价值是永久的,不像科学的知识常常随时代而更新。“荷马时代的科学,至今不值一顾”,而“《伊利亚(特)(奧德)赛》史诗之感希腊人与感现代的人是一样的有效的”。并说“救现代人们的堕落,惟有文学能之”。他认为中国文学观念,必须输入西方现代化新血液,须有“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和具有“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这精神即莫尔顿提出的文学的统一观察,归纳的研究,文学进化的观念,并在《小说月报》13卷第8期上发表《文学的统一观》说:“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在《评H.A.Giles的(中国文学史)》又说“全书最可注意之处”是“能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与戏剧之类列入文学史中”和“能注意及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些借鉴和输入西方的研究文学的方法,对于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史影响深远。1923年发表论文《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提出:“要指出旧的文学的真面目与弊病之所在,把他们所崇信的传统的信条,都一个个的打翻”,“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他并且亲自撰写《读毛诗序》,运用新方法,.为研究工作开风气之先。他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介绍西方文学原理,发表了《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提到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到泰纳的《英国文学史》近五十种。并且指出:“我们应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我们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园地。”郑振铎无疑是五四时期倡导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

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众多领域的拓荒者。1922年初,主编我国第一本儿童文学专刊《儿童世界》周刊,在创刊号上他写了童话《兔的幸福》,以后连续发表了《太阳·月亮·风的故事》、《两个小猴子的冒险记》,并译述日本民间故事《竹公主》和英人王尔德的《安乐王子》以及伊索寓言《猎犬》等。后来他在巴黎和伦敦研习了大量的“变文”和《希腊神话》,并翻译M.R.柯克斯的《民俗学浅说》。1923年为顾颉刚标点冯梦龙编的《山歌》作跋称“山歌实在是博大精深,无施不宜的一种诗体”,其中优秀作品,可云:“真朴美好。”从此他极力从事弹词、宝卷以及佛典民歌的收集和研究,最后编写一部《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认为俗文学(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从此,开创了一代研究中国俗文学的风气。当年,梁启超曾提出“少年中国”的理想,郑振铎第一首诗也自称《我是少年》,他可以说是以少年的气概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他在文学研究方面所做的上述开拓工作,正是他的(也是五四时代的)“少年精神”的体现。

二 新资料、新方法与“新的观点”

进入中年,郑振铎的兴趣略有变化,他把龚自珍的诗句《狂掳文献耗中年》写下来作为座右铭,并云:

予性疏狂而好事,初搜集词曲、小说、弹词、宝卷,继而集版画,皆举世所不为者也。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近则大收东西文美术考古书二干余种。复集汉、魏、唐俑五百余品。心瘅力竭,劳而不倦,而意兴不衰,其将抱古书、古器物以终老乎?诵定庵语而深喜之。爱书置座右,摩挲以自劳焉。

这是抗战时期,郑振铎困居上海孤岛,于百无聊赖中,书此自慰。钱钟书曾戏谑说他:“师也过,商也不及。”因他在复旦大学上了最后一课,已不复教书,靠新编印的几部书籍版画生活,比教授略好,比商人则不如。他的居室中摆满了陶俑兵马,当时朋友常开玩笑说他“招兵买马”,这就是“狂掳文献”的生活.珍贵的《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即在此时为国家抢救购得。

他收集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大部分在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时,遭炮火焚毁,积年辛勤收获,皆化为灰烬。1940年作《中国版画史序》说:“二十余年来,倾全力于搜集我国版画之书……自唐宋以来之图籍,凡三千余种,一万余册,至于晚明之作,庋藏独多;所见民间流行之风俗画、吉祥画(以年画为主),作为饰壁与供奉之资者,亦在千帧以上。”

郑振铎所收购书籍,虽遭炮火焚毁,但他对购书则乐此不疲。在抗日战争中,他身居敌后,为了保存抢救图书,不顾个人安危,为公为私,多所收获。1940年3月致张泳霓说:“我辈对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有重责”,购置古籍“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他用尽全力为国家购买图书,仅1940年春至1942年,不到二年时间所得古籍几与北图相等。他说:“以我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估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他打算重编全唐诗,说:“季沧苇辑《全唐诗》底稿,其中剪贴之本,佳品不少,实集唐人集之大成,可作为重辑全唐诗之基础。”他所收购的“唐诗多,而且颇精。并世藏家,恐无足匹敌者,……”则重编全唐诗之工作,亦大可以进行矣”。但是他没有得到闲空时间,只好留待后人了。有时为了生活,在买书之余,还得印书和卖书,他编印过《玄览堂丛书》、《世界文库》、《长乐郑氏汇印传奇》、《中国版画史》、《十竹斋笺谱》等,也曾忍痛割爱卖掉《清人文集》八百多种,在1944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售书事仍未结果,可见购书不易,售书亦甚难也。”在政治环境最恶劣的情况下,生活十分困难,他改名陈敬夫,获得某文具店的身份证,混迹于书估之中。这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商也不及”.为了保护古籍和文物,郑先生做了最大的努力,也做出了最大贡献,确如李一氓先生所说:“对于郑先生,我以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他的心血中有书,书中也有他的心血。他不仅是收藏书,而是像蜜蜂一样吸取了书中知识的精华,酿出来了甜蜜;他不仅买书、印书、卖书,还写书,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而且还有几部文学史和那些不朽的论文。

早在郑振铎旅居法国时,出入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观看了大量流失在国外中国古代的小说,其中大都是孤本善本。他勤奋地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后来发表了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这搜集新资料的基础上,加上平时见闻,他用锐敏的眼光,发现了小说演化中的某些规律,由简略趋于繁富,由粗糙趋于细腻。他写下了好几篇论文:《岳传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三国演义的演化》、《水浒传的演化》,其中有的得到鲁迅的赞许,说“可以纠正《中国小说史略》某些观点”,并说是“精确的论文”。现就《水浒传的演化》和《三国演义的演化》这两篇长文,进一步论述阐明,以窥其一斑。

这两篇文章都是运用进化的观点来描述中国小说的演化轨迹,文章指出“《水浒传》本是经过好几个时代的演化、增加、润饰,最后成了中国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中主人翁宋江是历史上的真人。据历史记载:他们一伙,能征惯战,原本三十六人。但在传说中演变成为一百零八将,而且后来投降宋朝。至于投降后是否征方腊,历史记载歧异,而在传说中确有其事。最早记载见于《宣和遗事》,这是一部史实夹杂民间传说的书。宋末人龚圣与撰写的《宋江三十六赞》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④他虽没有记录下三十六人的传说故事,但对三十六人,各作一赞语,也足证明民间确实存在有关他们的传说。我们从《宣和遗事》记载《杨志卖刀》、《晁盖等伙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三个片断和《醉翁谈录》提到《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徐京落章(草)》五个名目看来这些短小记载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还没连成一个整体。照郑振铎的推测,宋时“一班的说书先生与好事文人,将他们编为话本或散文的英雄传奇”,只是说书人的简略提纲,还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水浒小说,这是可信的,能够成立的。

此外,郑振铎还把元人杂剧中水浒故事和《宣和遗事》比较,发现二者不尽相同,而与元陆友仁《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也不完全一致,甚至连人物姓名也有歧异。但杂剧已由三十六人演变为一百零八员英雄,所谓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与今本《水浒传》相合,因此郑振铎得出结论说:“元代中叶有一部《水浒评话》,作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如《百川书志》所载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部评话的体例语言当如弘治本《三国志演义》,分为二十卷,每卷分若干则。每则标目都是单句。”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余意旧必有本,故曰编。”这样郑先生就说:“罗氏原本其事实与今日流行的任何简本、繁本都不会相同。”“元代有个施耐庵的本子,后来元末明初经罗贯中修改过一次。”这个修改本的结构为“始于《张天师祈祷瘟疫》,然后叙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诸人的事.然后叙晁盖诸人智取生辰纲的事,然后叙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打虎杀嫂以及大闹江州、三打祝家庄的事。然后叙卢俊义的被赚上山,一百八个好汉齐集于梁山。然后叙元宵夜闹东京,三败高太尉以及全伙受招安的事。至此为止,原本与诸种繁本、简本的事实皆无大差别。”郑振铎认为水浒故事在施耐庵的笔下只有梁山泊聚义始末部分,而征方腊是罗贯中添加上去的。至于征辽、征田、王皆后来所续加。这个变化是嘉靖时开始的,即“这个时候有一部嘉靖本的《水浒传》出来吞没了,压倒了罗本”。这个本子“乃是《水浒传》的顶点,是《水浒传》的最完美的一个本子。也是一切繁本《水浒传》的祖本”。这个本子郑振铎说是郭勋家传出来的,并引沈德符《野莜编》卷五的话说: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他认为所谓繁本,乃郭勋增改罗贯中本。而另有简本,则是他人就罗贯中本,未加放大,稍加润饰而成的本子。罗贯中本早失传,郭勋原刻本,今亦未见。汪太函序刻本乃翻郭本。他怀疑汪氏不是忠实的翻刻,郭勋不可能著书,而认为这个翻刻是不可靠的,是经过汪氏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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