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学能否叨破“小时代”蛋壳?
 
  “80后”女作家张悦然在其创作谈文章《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的开头开宗明义地坦承:“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80后’,从发出声音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可是,这10年中我们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如果说有没有什么新的思潮的话,也只能是只有潮而没有思。10年来,我们如此热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的热闹中,我们却早已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文学式样或是文学思想。整个‘80后’文学看起来很热闹,可其实并没有任何沉淀。”
  张悦然对于“80后”作家群共同体的解剖,是十分诚恳的,且有着较强的精准度,可谓切中肯綮。进一步询问,何以会如此?答案似乎并不复杂,“80后”作家们受到时代商业文化大潮的冲击太猛,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过烈,他们在稍稍懂事以后,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删除了“国家”、“集体”、“经典”、“传统”、“责任”、“使命”等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传统奉若神明的东西,转而彻底地回到了自我、个人、自由等范畴里去了。宏观地看,“80后”作家群体是极富标志意义的一代。他们生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80年代,成长于中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90年代,在整体上有着优越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生活环境,从而使得他们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社会参与意识等方面都与前数代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他们是一代打开个体基本欲念囚笼将之解放出来乃至极端发展的特殊人群。相比其他年龄层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体对“宏大叙事”的热衷与坚守,他们更注重自我、个体、感觉、精神等方面的表达与书写。在张悦然、郭敬明、韩寒等青年作家的笔下,更多的是对个体、自我的心声和情绪的率意传达,即所谓的另类、叛逆以及青春的疼痛。我们在“80后”文学那里看到的,往往是比前辈文学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姿态。
  在我看来,“80后”作家要想在新的时代有所作为,整体崛起,更好地庚续“50后”、“60后”、“70后”作家群体的薪火,就不应该走形而上学的“单行道”,而应该作一些改变,实施青春变法,迈上辩证哲学思维的创作大道,既要继续大胆地往前走,敢于表现自我主体的思想、欲望、诉求,也要正视并传承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让个人、自我、主体的“微观叙事”与民族、公众、社会的“宏大叙事”紧密有机地胶结起来。这应该是“80后”文学共同体崛起的一个必然的过程。舍此,是没有其他快捷方式可供跳跃性行走的。准此,“80后”文学有望甩掉一直以来为舆论所诟病的“背离历史”、“私我苦痛”、“抽离现实”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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