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佚札

岁月飞驰,一晃郑振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三年。最近在查检家藏书刊资料时,偶然翻检到“文革”期间抄家后送回少部分劫夺的信件,不意其中,劫余竟剩下郑振铎先生于建国之初致家父①的一封信;也许是因为信封写的是北京家中地址,又加之年久字迹暗淡,才得以未被截留,劫后归还。

郑振铎先生(1898一1958年)一生除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在学术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足中国文学史、文献学、艺术史研究、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编辑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就有《中国文学史》(中世纪卷第三篇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多部研究著作问世。这些学术著作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都体现了既是历史的和继承的,又是发展和创新的学术思想体系,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在他所负责主编的三种重要文学期刊中,还分别主编过三种“中国文学专号”,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许多新领域。使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学的研究相得益彰,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人发展。

这里披刊的郑先生致家父的信,内容就是关于《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写于1949年11月2日,原文如下:

德栋先生:

得到你的两封信,已经很久了,总想以为要仔细的答复一下,反而延搁了下来,歉甚,歉甚!“中国文学研究号”共有三册,现均已出版。中、下册我这里有。上册则需从上海寄来。先生的“降魔变……”一文,则于中册,当即设法着人送上。此文的稿费,不知已送上否?如尚未送上,当写信到上海,嘱他们即日奉上也。近来“变文”又发现数种,我在上海曾购到“维魔变文”的“文殊问疾”第二卷,首尾相当完整,恰好可以与罗氏所印行者相配③,殊为得意。近又见到“李陵变”一卷,尚无法购得之。我以后办公的地点在北海的团城里。大约每天都在那里,除了出去开会外,有空,请来谈谈。专此顺颂近祺

郑振铎拜启

十一月二日

这封信是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一个月寄发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组成,郑先生被任命为文物局长,他上任的次日就写了这信。文物局的办公地点即设在北海团城,而他仍住在北京饭店,尚未搬家颁赏胡同。也正如郑先生信中所说,那时他许多学术界的朋友,有空即经常到团城与他谈文物等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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