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论钱钟书治学风范的当下意义
 钱钟书一再强调“文学良心”或“文德”,并将“真理之勇气”视为其核心内容。这一点被他有力地加以贯彻。其高山仰止的治学风范对于当下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来说,示范意义不言而喻。

“求道为学,都须有‘德’”,“才、学、识,尚须有‘德’也”,“德”字被反复致意,钱钟书对文德的强调可见一斑。在他看来,这一范畴最核心的涵义,可以用黑格尔“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一语概之。具体来说,包含这样几层意思:有学术的雅量和宽容之心,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对待与己相异的观点。“昭明太子、简文帝特赏陶潜,而刘勰、钟嵘谈艺,未尝异目相视”,前者文章路数和风格迥异,却能赏异量之美;后者观点、旨趣绝然不同,而不互相抨击指责,都称得上有良好“文德”;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风范,坚决捍卫真理的尊严,不阿世哗众,不曲学违心;捍卫真理,而不顽固保守,穷理尽事,逢怒不恤,改过勿惮,这更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已”。这三点各有侧重,从不同方面彰显学术的真理性诉求。关于文德,钱钟书在早年的《谈中国诗》里说:“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这里的“文学良心”指的就是“文德”,《管锥编》中说:“章学诚之‘文德’……犹言‘文之德’,如今语之‘文学良心’、‘艺术贞操’。”将具有文德的人与严正的科学家相比,实际是强调文德的真理性诉求。

然而,这种“德”不光表现在面对强大对立势力淫威而不为所惧的行为上,有时也反映在抵挡世俗人伦诱惑敢于说“不”的学术操守上。《谈艺录》举了一个袁枚选诗的反面例子。《随园诗话》滥于称引、不惜笔墨、选诗不慎,“极粪土之汙”,钱钟书认为,其原因不在其作者“目无智珠,不识好丑”,而在其“乞食作书,声气应求,利名扇盪,取舍标准,自不能高。重以念旧情深,爱才心切,欲发幽光,遂及哇响,讥其道广固可,称其心慈亦无不可。”在世俗名利的诱惑与人伦情感的纠葛下,袁枚没有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做出独立选择,因而被后世诟病。归根结底,是他缺乏足够的学术良知和勇气,“苟达心而懦,则不违心而罔者几希”。

钱钟书倡导“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纵观他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范,正是对此的最佳注脚。

上世纪30年代当其初涉学术圈时,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处于主流地位的种种学术现象,发表异议,如对白话文学主张的质疑,对进化论文学观的反驳,为复古论的辩护,对“血和泪”的社会学文艺观的批评,对学术权威周作人论著的指摘……不辨对象、不阿流俗、秉笔直言的行为,终其一生一以贯之。

在学术态度上,钱钟书谦虚谨慎,“改过勿惮”,从善如流。《谈艺录》、《管锥编》出版之后,稍有讹脱遗漏,便不厌其烦,一再补订、修正,唯恐以讹传讹,并大量吸收他人所提意见和建议,力臻完美。有学者称其为“文正公”,他却自命为“文改公”。

在学术方法上,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如在西学体系盛行的时代,不跟风潮,不忘传统,坚持非体系的理论撰述和结构方式,“识小积多”,“褚小有怀”,“不耻支离”,不厌“豕苓桔梗”、“木屑竹头”,细心理懂,扫叶都尽,但求见人未见,谈言微中之精妙,不求高谈阔论、鸿篇巨构之恢弘,即便在白话简体字普及,文言繁体字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当代社会,依然故我、特立独行,坚持用后者撰写学术著作。当然,这不一定就是坚持了真理,但就传统与创新的辩证性来看,其行为显然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断裂传统行为的无声抗议,内在上有维护历史规律的雄心在,这同样是没有求真理之勇气难以为继的。

在学术胸襟上,他不迷信,不固守,不势利,“全体大用”,“亦扫亦包”,不依傍一家之言,兼容异量之美,古今赅备,东西融通。钱钟书是一个善于采纳百家之言的人,但从来看不到他对哪家哪派,表现出无保留的推崇和接受,往往那些世所敬仰的大家,他要么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避而不论或少谈,要么在阐释的同时也批评,前者如对马克思,后者如对黑格尔。他对中西各家各派几乎通晓,但很难说出,他主要信奉谁的主张。他在著作中一再强调,不开宗立派,以为“宗派则有窠臼”,所长辄成所蔽。这正是一种民主开放、广取并蓄的精神。

在具体的评赏实践中,他不囿陈见,不断提出创造性见解。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宋诗选注》独标“能文”的“六不选”标准。“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悟稀赏独,拔某家而出之……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此种慧眼卓识,不也正是求真理的勇气之典型表现吗?

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胸中时刻充盈着真理之勇气,钱钟书才能几十年如一日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与世无争,孜孜不倦地潜心于学术事业,成就其文化建树。

新世纪,学术界多少被急功近利、浮躁庸俗的气息渗透着,影响所及,暗流涌动,匪夷所思之病相屡见不鲜,如圈子批评、人情评审、版面收费、论文剽窃、文章代笔、学术贿赂、科研造假、门户之争……同时,学术的明星化、规模化、官僚化、市场化相生相伴,如影随形。文风、学风之恶令人痛心疾首。看看当前的学术现状,再重温钱钟书高山仰止的治学风范,其中的反差令人唏嘘。钱钟书树立了一座傲岸的学术丰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克服当前弥漫于整个学术领域的浮躁、功利、庸俗和官僚化的学术研究风习,推动其净化、改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将显示出重要的精神价值。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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