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促的脚步

他脚步急促。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气流推拥着,仿佛有一个向往的目标吸引着他。他双脚象秒针一样奔走,两眼象时针一样凝注。象幼童放步人生,象初生的安泰脚沾大地,欣喜激动,因抢步而踉跄,不时鞋擦地面,踢拖有声……这是何其芳同志给予我的最初印象,也是最后的印象。

我见到何其芳同志时,他已经到了延安。而且从前方又回到了延安。延安《中国青年》社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怎样到延安的?”他写了一篇《一个平常的故事》回答。里面写道:“我完全告别了我过去的那种不健康不快乐的思想,而且象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

他是我们那一期“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那时的系主任既不象解放前旧大学,也不同解放后正规学校,正如当年革命队伍里的领导者都是一个集体的家长一样,他要操心我们全部生活。那时没有多少课程,除了立波同志的“名著选读”,其余学习时间几乎都是练习写作。何其芳同志亲自兼管着我们的这门“创作实习”课。因此他一天几次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过着集体生活。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检讨会。所谓“生活检讨”,并不是检讨衣食起居、清洁卫生等生活琐事,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犹如一群水手,为了端正航线,检查隙漏,定期把船靠岸停泊一样,大家坐下来,共同检查一周来的生活。一盏灯火,幢幢黑影,窑洞里真象船舱。气氛亲密而严肃。何其芳同志当时是一个没有公开身分的共产党员,以系主任的身分出席我们的生活检讨会。生活检讨会也是没有公开的党组织领导组织的。虽然当时大家并不都知道这个内情,但何其芳同志的异常神情都能看得出来。他不象平常的会议上那样性急插话,滔滔不绝,而是抑制着感情,默默倾听,不断记录。

两个平时要好的同学,因为一句玩笑的话伤了感情,互相“记仇”,两天不讲话了。他和大家一起在灯影里寻找这两位同学;他们都不好意思地把头低着。这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批评和劝解。他嘴角挂着微笑,在小本子上记下,仿佛写道:“确实还是一些孩子。”

一位同学近来常常独自徘徊,引起同学的关心。这位同学并不否认,但也不加说明。他说:“心境不好是个人的小事情。”这种平静的回答反而令人感到意外。何其芳同志的眼睛里反射出惊诧的光亮,似乎说:“什么?心情不好是小事情?”接着凝神深思。

他一一记下来,日后都要一一谈话解决。

晚饭以后,点灯以前(由于灯油的限制,并不是天黑就能点灯的),是大家习惯的散步时间。不论春夏秋冬,一到黄昏,便三三两两,走向延河边。或在田畦上穿插交织,或沿着河岸来来往往。除了个别成双的夫妻和情侣,都是一般的同学。但也都象情人一样无话不谈。何其芳同志经常利用这样的机会找同学个别谈话。

夕阳收尽山头上的最后一抹阳光,雾霭从山谷里悄悄弥散。天空是那样明净,衬托出山峦的清晰轮廓。他披着那件几乎一年四季都不离身的大号棉衣,两手向后捉着摆动的两袖和衣襟,顺着崎岖蜿蜒的石级小路,从山上急匆匆地走下来。那件不合身的棉衣,对于他与其说出于御寒的必要,不如说出于一个武士对战袍的感情。他那急切的神情,也绝不象去作一次悠闲的漫步。尽管他早己走下山来,越过河谷,再爬上一个小坡,已来到我们的院子里,但他那一路的小跑,还象在下那陡峭的山路,收留不住脚步,急促而细碎,踢拖有声。

“没有其他事情吧?那好,我们一起到河边走走。”他探身到窑洞门里,邀上预先约定的那位同学。他的谈话总是开门见山。直接了当地问你最近的思想情绪怎样,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然后他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推心置腹。在夜色朦胧中,也能分辨出他的身影,因为他象一阵旋风一样,带上谈话的同学,超过前面的人。在远处就能听出他谈话的声音,因为他说起话来象延河流水,汩汩滔滔。

他在抗日的大后方成都,曾经亲眼看到成批的流亡学生,从各战区运到后方。当时他在诗里还写道:“一船一船的孩子,只剩下国家是他们的父母。”他没有料到不被自己的国家当作儿女的孩子,来到延安才得到了父母般的抚爱。而且正是从他身上具体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他坐在我们的生活检讨会上,象我们的船长。他那时的心境思绪,眼睛里的闪光,日后在他的《夜歌》中得到了说明。在他凝视沉思的眼前显现出伟大列宁的形象:

我看见他坐在清晨的窗子前:

“我在给一个乡下工作的同学写信。

他感到寂寞。他疲倦了。我不能不安慰他。

因为心境并不是小事情呀。”

而且我仿佛收到了他写的那封信。

他从伟大革命导师那里获得的思想恩泽,深切关怀,转致于我们。

“创作实习”,没有现成的教材,也不是事先写好的讲义。他都是根据同学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和写作中遇到的疑难,结合同学们的写作,进行讲解分析。但他每次都事先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你看他脸上带着熬夜的劳顿,行色匆忙,准时来到露天课堂。就在他讲课的过程中,大家常是随时提出疑问,甚至直接了当地反驳。他都毫不在意。反而成了他展开论证的契机。他也毫不退让地争辩。“是的,我也曾这样反问过……”或者“你听我继续讲……”一堂课往往变成一场师生之间的激烈辩论。而辩论中洋溢着融洽无间的感情气氛,经过辩论的意见,使人更加信服。

你看他抱着同学们的一大叠“创作实习”急匆匆来了。从这个窑洞到那个窑洞,找了这个找那个。“先谈你的吧。文章基本可以,只是个别字句需要修改。”虽然这些地方他都用笔打了记号,或作了修改,他还要一一当面说明,征询本人的同意。那位总是躲在角落里用功的女同学,写了一篇有声有色富有诗意的童话,他要替她寄出发表,让她自己确定一个笔名。在寻找这位同学的过程中,不断喃喃自语说:“写得不错。”一位同学,来鲁艺学习以前,已经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他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学生,大家也戏称他“作家”。他的“创作实习”交的是一篇几万字的中篇小说。最后他留出更充裕的时间,邀上这位同学去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边走边回头来笑着说:“你的小说我仔细地看了,有的地方重读了一遍。关于创作问题,看来我和你还要展开一次小小的辩论。”

他对同学们的“创作实习”作业,还象当中学国文教员时批改作文卷子那样字斟句酌,但对每个人的要求又不拘一格。他从不把个人的趣味好恶强加于人。对于任何才能的萌芽,他都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他向我们推荐一位投考者的散文《我的写照》,虽然还没有见面,他已经喜爱上这位同学了。他在诗里激动地称赞一位同学是“十七岁的马雅可夫斯基”……

从这个窑洞到那个窑洞,他象工蜂从这个蜂房飞到那个蜂房。找了这个同学又找那个,他象园丁巡索在林圃中。

他脚步急促。

他自己写了那么多夜歌和白天的歌,而且以工作歌唱。可是他自己竟不会唱歌√他诗里那么喜欢描写少男少女们的篝火晚会,可是他在我们青年人的游艺活动中,始终是一个腼腆的鉴赏者。他曾在“呜咽的扬子江”上痛苦地解剖自己,描绘自己:“善于辞令应酬似乎是四川人的天赋才能,但不幸我生来就缺乏了它。我不是在人面前沉默得那样拙劣,被人误会成冷淡骄傲,便是在生疏的人面前吐露出滔滔的心腹话,被人窃笑。”他现在多么想在革命集团中改变自己。他暗暗试探着放开喉咙,在游艺晚会上模拟地迈开脚步。几个爱好诗歌的同学要发起一次诗歌朗诵会,邀请他参加,他高兴地立刻应允,他说:“我一定认真准备。我不会唱歌,我可以叫喊。”

诗歌朗诵会开始的前一刻,他还要对诗作最后的润色?因此他迟到了。他几乎是奔跑着来到会场,连连抱歉地说:“对不起!迟到了!”他的朗诵更象诗的标题是“叫喊”。他高声叫喊着表白自己:

我既有温柔的心,

又有粗暴的声音。

他骄傲地声言:

我是一个忙碌的,

一天开几个会的,

热心的事务工作者,

也同时是一个诗人。

他雄辩地向人证明:

一个今天的艺术工作者须是一个

在政治上正确而且坚强的人。

浓重的四川乡音,声嘶力竭的放喉,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地地道道的本色,赤裸裸的坦诚,感人肺腑,使空气凝滞。他披着棉衣如武士披着战袍的抢步踉跄奔走追求的神态,重现在大家眼前。他的诗为自己的行动作了注解;他的行动为自己的诗作了注释。这就是他的《叫喊》一诗的产生。

他到延安以前,也有过寂寞的童年,迷茫的青春。虽然残酷的现实象鞭子一样抽打在他的脊背上使他猛省,抗战的烽火使他象盲人终于睁开眼睛,只有到了延安,他才走到“太长,太寂寞的道路”的尽头,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数十年如一日,积极奔走。只有他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被罚跪踢打得不能自立的时候,他才慢吞吞地移步。

在欢庆粉碎“四人帮”、祖国第二次解放的胜利游行中,他借助拐杖和大家一起奔走欢呼。尽管已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依然象小跑一样急促。有时竟拎起手杖,象持枪的战士,奔赴在前。正当他焕发革命青春,重踏新征程的时候,死亡残忍地夺去了一个顽强的生命。他临危前,我在他身边。他发着高烧,头上敷着冰袋还满脸通红,舌干唇燥,频频嗫嚅:“热,热……”但他那双露在被单外面的赤脚,却苍白无色,摸了摸,冰冷。我觉得是一种不幸预兆。似乎他也会意。我替他拉了拉被单把两脚盖上,同时我想:这双冰冷的双脚以急促的步伐,走完他革命征途的全程。

1980年5月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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