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学院大厦
 时至今日,钱锺书已经成了现代学术及文学万神殿中的一尊不动明王,他的文章学识足以让绝大多数后来者望而生畏,即便在信息搜索极端便利的大数据时代有自作聪明的人对他杂取旁收的渊博嗤之以鼻,学问之外的文学创作可能是他被持不同文学理念的作家与批评者诟病的弱项,但是迄今还没有谁敢于声称自己能够在知识和智识上超过他。尽管钱锺书的创作为数不多,但《人兽鬼》中精妙简赅的短篇,让人印象深刻,而《围城》在现代文学史上也获得了一席之地,小说史家夏志清甚至以浮夸的语气宣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古典中国正统士人大多数都像庄子批评的那样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确,很少发现像钱锺书那样能够既熟知礼义廉耻的道统,又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即便在对知识分子而言最为凶险的日子里也能够平安渡过,没有像更多同辈一样沦于悲惨处境,甚至非正常死亡。我想这可能得益于他的学院精神和实践——也许他并没有自觉追求在某个封闭、自足的空间中悠游自在,但是他的性格和行为确实为自己建造了这样一个如英国文学评论家和学院小说代表人物戴维·洛奇(David Lodge)所说的 “小世界”。当然,这要得益于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知识学术体制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

  据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猜测,知识分子的祖先大约是中世纪的宫廷弄臣:他不承担任何固定角色,享有非常的特权,不必遵循通常的礼仪,因为他身处等级制度之外。他的力量在于不受社会惯俗所要求的正常举止的约束,地处卑贱者之列,却可以批评甚至嘲讽权贵,可以揭露令人不快的真相而不必担心打击报复。他用嬉笑逗乐伪装的质问,使自己得到宽容,却往往让道貌岸然者尴尬无比,因为机智和戏谑背后是犀利的批评锋芒。司马迁在回顾自己家族时也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淳于髡、东方朔这样的知识人物同俳优的共同之处便是“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现代知识分子与他们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是一群理念人,倾向于回避技术专家那种工具理性式的智力活动,而喜欢在纯粹的知识活动中得到乐趣,拥有凡勃伦(Veblen)所谓的“闲情逸趣的好奇心”。钱锺书就是这样的一位理念人。

  终其一生,钱锺书几乎都是在学问的氛围之中:出身于士绅之家,父叔均为饱学通经之士,妻子女儿也都以学术为生,自己求学清华,游学牛津、巴黎大学,先后任教、治学于上海光华大学、清华大学、蓝田师范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校、上海暨南大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分出),作品更是在这些学院活动之中写出。他的简历几乎就是他的传记,一种在学术部落中成长、生活、起承转合的传记。这个传记与其他现代文学家相比,平淡无奇,缺乏跌宕起伏的戏剧性高潮。而他的文本也基本上是以学术圈为核心,那些绝妙好词更多时候是掌故、本事、事典的小圈子行话。他的创作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它的范围更窄。

  前现代时期的知识由文化精英垄断,士在春秋后期王纲解钮之后分化为武士与文士,士此后便承担弘扬正道、征圣宗经、传承历史的职责,在漫长的古典时代后期,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日益成为士人在学而优则仕的余闲中的养身修性、娱情悦性的东西。以书院为代表的私学与官学并行,承担了为世道人心提供归宿和为帝制王朝培养人才的双重义务,二者时有交织。现代大学体制是帝制末期假道日本学习西方的结果,而西方现代大学的两大历史来源是绅士学者的团体和职业教育者的松散团体。从中世纪政教合一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大学,最主要的两大功能是教育年轻人和拓展知识的边界,知识在其中分化为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政治、伦理、科学、艺术等不同门类。

  钱锺书既受益于传统中国士绅教育的余荫,复又得教于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成果,在中国知识人纠结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中西古今之争中,是难得的游刃有余的人物。钱之前的知识人经过了数代的探索和洗礼,如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机械分割,林纾以本土道学政一体的“统”归化外来文化的囫囵吞枣,王国维“可爱”与“可信”之间的内心巨大冲突……西化与国粹的斗争,到钱锺书那里已经圆融混合、折中调和,在人性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认知。他的文字,无论是随笔、论著还是小说,诡异而又巧妙地融合了前现代中国诗话、书言、画论、戏曲谭、小说评点,与西方学术两千年来的各类文本。有学者统计考察,钱著征引西方典籍在两千种以上,时间上上起希腊的荷马史诗,下至当代,内容上包括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然后是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文论、哲学、历史、宗教典籍、画论、乐论,19世纪以后西方发展出来的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民俗学、基督教神学等。他“彼土”与国学相互印证参照,而成就主要集中于比较文学,那最能显示其治学与为文特色之处。

  这个特色便是对于知识和智慧的展示,如同启蒙运动时代百科全书式的通人一样,钱锺书旁征博引,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有时不免失之于繁冗,论据的尾大不掉,竟至于掩盖了思想的清晰。不过,他的文章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却并非笨夫学究生掉书袋、硬搬蠹鱼,似乎全不费力,游刃有余,只让人望洋兴叹。他的比喻妙语在现代文学作家中大约只有张爱玲堪与之比拟,其信手拈来、错彩镂金的程度,简直铺张的有些浪费,像富二代不知惜娘老子的金钱。他的散文犀利冷讽,《写在人生边上》与《人生边上的边上》的阅世之料峭,而至学术之《谈艺录》《管锥编》中引文之登峰造极,似有借他人之字章,绣自己锦缎之意,其针线隐约,笔记繁芜,主要在悦己,而非达人。即便在政治高压时期遵命而作的《宋诗选注》,也不像同代同类作品中明显的时代印记,而能自出机杼,从作者秉持的文艺理念入手对所选文本做点评。据称他还有一非凡抱负,计划全用他人引文联缀成一绝世著作,虽然没有实现,但凡此种种,正应了《论语·宪问》中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一种个人的修为,而非以某个外在目的为旨归,正是在这里凸显了学院的本色。

  钱锺书对于文学的价值有种自觉,因为当其开始写作之时(1930年代),形形色色的文学运动、社团和主张,在所谓“感时忧国”的氛围中已经严重挤压了审美的空间。因此愤而有通篇反讽的《论文人》,挖苦“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他显然认为这些人是没有操守的,但是时势大于人,难道偌大的中国就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和二三素心人?偏激之下,恨恨言:“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这种认识无疑是“政治不正确”的,若用经世致用的观念来看,诚然格局不大,但是如何能要求知识分子全民皆兵式的统一话语,那岂非成了另一种专政?斯诺(C. P. Snow)所谓的“两种文化”争扰未休,即便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近现代西方语境中还要划分“艺术”自尊的一块领地分庭抗礼。钱锺书所求者乃是一种理念人的超越。这在《释文盲》中有明确的解说,他将那种没有审美鉴赏力的人称作不懂价值的“文盲”:“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确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而“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生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桩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在这一点上,钱锺书把自己与更多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今日看来,也需要同当下媒体上充斥的“公共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如今“公知”已经臭大街了,成了“带路党”或市场自由主义拥护者的污名化称谓,与我所要说的知识分子是两回事。我认同科塞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但是与中世纪的教士或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评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钱锺书无疑就是这样的人,始终游离于时代的“共名”(陈思和语)之外。

  因此,《猫》这个可以索隐出本事的小说,便与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沈从文的《八骏图》有了区别,前者注目的更多是心理学分析和人类共同情感的发掘。《纪念》中对于有教养的家庭主妇曼倩的剖析可见钱锺书见人心之深刻而冷酷,这个因为家庭生活的平庸而需要情感刺激的女人对于情人有种清醒的世故:“她只希望跟天健有一种细腻、隐约、柔弱的情感关系,点缀满了曲折,充满了猜测,不落言诠,不着痕迹,只用触须轻迅地拂探彼此的灵魂。对于曼倩般的女人,这是最有趣的消遣,同时也是最安全的;放着自己的丈夫是个现成的缓冲,防止彼此有过火的举动。她想不到天健竟那样直接。天健所给予她的结实、平凡的肉体恋爱只使她害怕,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好比肠胃娇弱的人,塞饱了油腻的东西。假使她知道天健会那样动蛮,她今天决不出去,至少先要换过里面的衬衣再出去。想到她身上该洗换的旧衬衣,她还面红耳赤,反比方才的事更使她惭愤。”最后关于旧衬衣的羞愧与破坏她那样的中产阶级家庭最重视的道德伦理之间的对比,尤能显现幽暗内心的复杂。

  男女情欲几乎可以概括钱锺书创作的所有主题,但是出于理念人的超越,他又总是溢出于男女关系之外。《围城》显然不仅仅是爱情与婚姻的明喻,而是一个类似于西西弗神话那样的人的徒劳无益追求的象征。夏志清的断言如果谨慎一点,说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学界小说可能就更准确了。学界小说并非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而是集中于大学及与其相关的人物和生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多,另一部较为著名的大约就是鹿桥以西南联大为直接书写对象的《未央歌》,不过后者承自五四的幼稚、浮华、粗陋的文艺腔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大学作为现代产物有着独特的存在形态和意义,无论中外皆是如此。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莱恩(Elaine Showalter)考察欧美学界小说大约自1950年代始,到21世纪经历从象牙塔到专业部落化,女性的进入,学院大厦最终呈现出一副悲剧的面貌,“所有的乌托邦最终都不免流于乏味。”信然!学院大厦终究是座玻璃之城,而知识分子的玄思和斗争很多时候会被讥为马克思所说的“茶杯中的风暴”,因为很多时候外来者无法分清那些超越性的考量究竟是真理,还是仅仅不过是些饱食终日者愚蠢的文字游戏。不过,钱锺书的学院小说某种意义上确实如同伊莱恩梳理的许多学界小说一样存在着文学上的不完满——那是类型化必然带来的弊端,诸如抽象的品质和性格,但缺乏人性的深度,对于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们来说,似乎缺乏教育意义。比如方鸿渐那样百无一用的书生究竟意义何在,而赵辛楣更不过是缺乏变化的理念产物。然而,无用之用也许就是他们的意义,他们在康德意义上的非功利为喧嚣的世间保留了一种游戏的乐趣。

  事实上,在钱锺书之前的大学就已经不再是象牙塔、庇护场或避难所,它从一开始就卷入了剧烈变动的小社会和瞬息万变的大社会之中,在钱写作的时代更是因为家国内外的种种峻急形势而成为一个不堪一击、流离失所的所在。惟其在那样无暇闲情的时局中,荒江野老在朝市之学外另有议论,方凸显自由与独立的真谛。

  在钱锺书《围城》之后,约有半个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再次变革才形成了新一轮的学院小说的浪潮。与1980年代启蒙式的学院中人不同,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的如张者《桃李》、葛红兵《沙床》、马瑞芳《天眼》、朱晓琳《缺氧》、阿袁《鱼肠剑》、邱华栋《教授》等作品中,复现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笔下的1960年代美国学界的现象:那些学者、学生、批评家、记者、诗人和小说家构成了崭新的一代人,“这一代人郑重其事、带着论文东奔西走……四处活动,享受着各种研究基金的自主……是由这个提供旅行补助时代所汇聚起来的一群人”。戴维·洛奇将当代“学者罗曼史”类比于朝圣:“现代的会议和中世纪基督徒的朝圣相似之处在于,它让参与者得到以一本正经地致力于自我提高的形象的同时,还能够尽情享受旅游的一切乐趣和消遣。当然,会有某些作为补赎的任务需要履行——也许要提交论文,而听别人宣读论文则是少不了的。但是以这个借口,你可以去新的有趣的地方,遇见新的有趣的人,和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与他们闲聊或交谈知心话(因为你的老掉了牙的故事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反之亦然);每天晚上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在所有这一切结束,你回家的时候,还在认真治学方面获得了更高的声誉。今天的与会者比起过去的朝圣者来说另有一个有利条件,即他们的费用通常由他们所属的机构支付,至少也能得到补助,不论这些机构是政府部门或商务公司,又或者,也许最常见的是一所大学。” 受益于经济的腾飞的果实,当代中国学者也享受了信息、物质和金钱流通带来的类似便利,当然,新一代四处游走的学者们同方鸿渐、赵辛楣们的流浪一样,他们也必得承担它的负面后果。

  当代中国大学日益成为一家工厂、一所监狱、一个商业区、一个职业培训机构,与钱锺书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代作家邱华栋笔下,经济学家全面胜利,挤压了人文学教授的位置,而大学“这片过去的飞地和净土,现在早就变成了追名逐利的花花世界了,教授们也早就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谦谦君子,而是和大学围墙外面的世界丝丝入扣地联系着,学生也很难安心读书,就业的压力让他们一进大学,就要为前途而担忧。越来越体制化的教育结构,将僵化和板结的东西移植到了大学校园里”。正是在1990年代,钱锺书的学术史、文学史地位被经典化,钱锺书的学院书写显现出跨越时代的价值,那是儒者耻一事不知的中国博物志传统,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的隽永机智的essay风范与格调,是理念人的精神遗产,是小世界的游戏态度。

  钱锺书阅世既深,看透了荒谬,却依然灵动自如,心怀悲悯,从容辗转,这就是智者。面对这样的智者,我只能窥其一斑,就像张隆溪在谈到他的语言的时候说的,“仿佛在广阔的海滩拾起几块贝壳,奢望能由它们想见大海的浩瀚,看出大海的颜色,听得大海的涛声”。如果经由贝壳而引得人去看那大海,则是大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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