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与《工作》

何其芳一生总跟工作难解难分。他从一九三二年和我相识到他一九七七年去世,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不是工作的时候。闭门读书、伏案写书、上堂教书,是工作。凭他的神情看,闲谈也是工作。抗日战争后期到胜利后一个短时期,他两度衔党的使命从延安到重庆工作,是人所共知。他早先一度随军,后来在河北平山搞土地改革,当然是工作。他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搜罗外文旧书、自学德文、试按他的新诗格律主张来译海涅和魏尔特诗篇,是不被允许“工作”的替代。他一九七六年回四川,特别是家乡万县一行,是他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工作准备。他从一九五三年到“文化大革命”十三年的主要岗位工作,是当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现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所长。他入党以后,组织性强,纪律性强。他头脑并不简单,但有时认真到有点天真。“文化大革命”初起,当我们还没有一齐被“揪出”为“牛鬼蛇神”的日子,记得有一次文学所“红卫兵”在院部(当时叫学部)旧食堂召开大会,宣布本单位党政领导“靠边站”,其芳竟还坚持要参加领导工作,说:“我毕竟是所长嘛!”这使我们外国文学所被召去旁听的同志直感到哭笑不得。他后来在“干校”也是认真工作——养猪。

所以毫不足怪,一九三八年春,以其芳为主干,我们在成都自办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就定名《工作》。我现在记不得在何其芳、方敬和我三个人当中究竟是谁首先想出这个刊名的。我想即使我首先提出,那也是完全根据其芳的一贯精神,而方敬又喜欢这个名字,他后来在桂林主办过一个小小的出版社也就叫“工作社”。办那个刊物确是其芳抗战工作的鲜明起点,开始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上,全心全意转入抗战工作和革命工作的转捩点。创刊号记得开头第一篇文章就是其芳的《论工作》。

创刊号,根据我现在借到的前后不齐全的四期推算,应是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每月一日和十六日出版)。刊物严格说不是同人性质,言明撰稿各人文责自负,但有一个共同目标——宣传抗日战争和支持社会正义。撰稿人极大多数是从沿海各地,特别是从沦陷后的北平和即将被敌占的上海(包括租界),先后初次到或重新回到成都的文教界人,以四川大学为中心。一九三七年夏末,方敬和朱光潜(孟实)先到,朱先生被聘任为四川大学文学院长。我和芦焚在“八·一三”前夕,从浙南雁荡山下来,八月十四日经绍兴到杭州,接着在空袭警报声中,在满载南下逃难的普通老百姓的火车拥塞中,逆流而上,以半天一夜的时间,好容易奔回了上海。我在租界里的李健吾家寄住了一些日子,九月初乘长途汽车,沿苏嘉铁路线,绕行至南京,然后乘船上溯至武汉,承朱先生招去四川大学教书,记得是十月十日到的成都。后来也到四川大学的还有罗念生等。大约一九三八年初,其芳也从万县到了成都。我们几个人,包括原在四川大学外文系当教授的谢文炳,商定办这个小刊物,自愿每人轮流出四块钱对付每期纸张(通常用作手纸的浅黄土纸,当时在成都不是唯一;最流行的日报《新新新闻》也就用这种纸)和印刷费用。我最初是执行编辑,后来顾不过来,只存名义了(刊名下注出的通讯处“成都四川大学菊园”即“皇城”内我和朱盂实、罗念生等所住的单人教员宿舍)。校对、发行,全是偏劳何其芳、方敬和其芳的妹妹等人。

刊物是十六开八页,没有封面,仅在第一页靠右边(因系两栏直排)一通栏长方条内,上格用大字印刊名,中格用小字四行注明每期出版日期、编辑、发行者,通讯处、定价,下格印本期号和本期目录。这是早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即尚存的沙滩“红楼”)传达室寄售的《语丝》的形式,更象一九三○年废名、冯至等编的《骆驼草》的格式,也就是完全象次年其芳(和杨吉甫)编的《红砂碛》的样子。刊物由来稿性质决定,除了第七期发表过其芳著名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这首诗以外,全登散文,有杂感、随笔、报导、通讯,也偶有短篇小说。文章内容最初多记述从沦陷区或即将沦陷区冒险出来的切身经历,也有报导战区的目击情况,后来较多描述祖国大好风光,揭露社会阴暗侧影,抨击后方时弊。撰稿人在上述几个人以外,还有先后到成都或原在成都的邓均吾、周文、沙汀、陈翔鹤、刘盛亚、陈敬容、顾绶昌、周煦良等人。

其芳是刊物的主力,差不多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文风从他的《还乡杂记》开始的渐变来了一个初步的突变。与思想内容相符,他的笔头显得开朗、尖锐、雄辩。我只在开头发表过一篇小文,没有发表过别的写作。每期或长或短都有我在一九三七年春住西湖西泠桥北陶社(当时芦焚住孤山俞楼)译出的纪德小书《新的粮食》。我从上海出来还把这本译稿带在身边。《新的粮食》就是些贯串起来的说理、抒情、随感的短则散文(偶尔插入一、二首小诗),可以断续发表,正适于给刊物凑篇幅,补白。纪德发表《新的粮食》是他在三十年代中期举世瞩目的一度思想左倾的标志,虽然他不久又发表了《苏联回来》引起进步人士群起攻击为再“转向”,我认为,作为螺旋式发展的向上一个弧线,总是可珍惜的,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教育意义。也就因此,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我还在陈占元主持的桂林明日社出版了这个译本的全部,并附我写的较长序文。当时作风、文风的一点不同,也就预示了其芳和我一九三八年暑假一同去延安,一同主要抱经延安去前方一行的愿望,而他就留下来工作(虽然他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以前,还在《夜歌》一类抒情诗里直率表达了当时青年男女知识分子残存的一些内心矛盾),而很少曲折的前进了,而我到了那里,虽然思想上也大有变化,在延安访问(和参加临时性工作)并在前方主要是随军生活(和参加临时性工作)总共一年以后,以有“后顾之忧”,还是坚持“按原定计划”,回(原定暂回)“西南大后方”。

其芳思想、作风上的变化,原比我急剧。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虽然已在一九三一年初(?),在《新月》上用笔名(“萩萩”和“禾止”)发表过诗与小说,和所谓《新月》派人并无往来,接着在《现代》上用“何其芳”名字发表了几首诗,立即成名,也和《现代》派人没有接触。他除了关在银闸胡同大丰公寓的一间小屋子里读书、写作以外,最初只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的四川同乡以及李广田和我这个小圈子里活动。我虽然也不好活动,不善活动,但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间,在郑振铎、巴金挂帅下,因为协助靳以单枪匹马编《文学季刊》(全国最早的大型文学刊物)及其附属创作月刊,已在北平与上海之间,保守学者与进步作家之间,开始交往自如,因为我常拉广田和其芳协助我帮靳以看诗文稿,其芳也才稍稍活跃。他两次还乡,对社会实际开始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早先至少对北伐战争的幻灭,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也总感觉到的,其芳也不例外),写起《还乡杂记》来就和写《画梦录》不同了。但是大学毕业后,虽以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靳以介绍去的)开始,却还是以一九三六年到胶东半岛莱阳师范教书(吴伯箫拉去的)才显出了进一步的思想转变。

一九三六年除夕,其芳是和我一起在青岛过的(现在想起来该说是冷冷清清的,当时却毫无此感)。我当时住小青岛对岸一个德国人开的消夏旅馆,正值暑后休冬闲,由看守的中国人廉价租给我一个房间,日夜埋头,以两个月工夫,一鼓作气,特约(实为自选)为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到年底译出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翌年初整理一下就到北平交稿,结算稿费,还多出一笔足够我还优游大半年的生活所需,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全稿被编译会丢失了)。其芳趁学校放阳历年短假到青岛看我,带来了不少著名的莱阳梨。他就在我那个房间里住了几天。他对我闲谈的主要话题,就是他所接触到的莱阳学生及其家庭使他惊讶不置的贫困生活条件。但是忧愤情怀,还是被刚在耶诞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造成各地人民的欢腾的爆竹声里的吉庆气氛压倒了一时。

战争把我们许多人推移到成都。一九三七年秋到次年初春,原在外边工作的四川老乡和“下江人”和原出外工作或学习的四川老乡初到或回到成都的还很少。成都在许多方面还保留了古旧风光。青羊宫的“花会”、草堂的门联“锦水春光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还能观看畅行舟楫的望江楼、门口常停了几辆军政要人的小汽车的北门外临江开设的陈麻婆老豆腐店,等等,确还对我们远离炮火连天的“下江人”具有吸引力而同时引起内心的不安与乡愁,国忧。当时成都物价还低廉,即使我们难得光顾不醉无归(成都戏称“乌龟”)小酒家”、镇江楼(成都人嘲为“镇猪楼”即“敲竹杠楼”)等一流饭馆,什么“吴抄手”、“赖汤元”、“邱老糟”、“王胖鸭”、“矮子斋”等等也使我们常得以品尝道地风味小吃。然而,例如至德号,敞开“餐厅”,展示有名的粉蒸牛肉一小屉一小屉接成一根根毛竹笋似的丛列在蒸锅上,尽管也吸引我,我是浅尝即止,不是因为味道不好,只因为桌子下有饿狗穿腿,桌子上有乞丐伸手。而清雅的少城公园茶座,桌脚边往往见一堆积到寸厚的浓痰也实在令人呕心。我们在“蜀”而实在难以“乐不思蜀”。四川出了那么多新文学大家,但是这里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象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所以其芳从万县到成都后,我们就考虑自办这个不限于宣传抗战的小刊物。

《工作》这一类刊物,在一九三八年春夏间的成都还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所以销路不错,起过一定的影响,可惜我们无力多印。

而作为主力的何其芳给刊物写了最直捷、犀利的文章。例如,当时初传周作人在北平“下水”,《工作》刊物同人中想法就不同。有的不相信,有的主张看一看,免得绝人之路,有的惋惜。其芳感觉最锐敏,就断然发表了不留情的批判文章《论周作人事件》。不久事实证明是他对。刊物办到三个半月,我们把其芳写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放在第七期头条发表。但是我们并不是革命组织中人,没有直接受过党的教育,不是党分派我们做“大后方”工作的,终觉在这方面力有不迨,自己还需要“摇醒”呢,终于把“摇醒”成都工作留给别人了,到第八期就发表了休刊声明。

休刊实在也因为我们顾不来了。其芳积极托周文、沙汀联系,心不在刊,我也跟着作出行准备。其芳在少城公园学过几个早晨骑自行车,我跟四川大学一些同事南游峨眉山,也心存练习爬山的不告人念头。刊物停了,其芳和沙汀夫妇(沙汀爱人是黄玉颀)以及我,一行四人,在八月中一个已略显秋意的凉飕飕的早晨,登上了去西安转延安的旅程。

198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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