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女性文学论析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相继陷落,全国也就随之出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战时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三个不同的区域,文学也因此而分流,形成了沦陷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同时并存的格局。这三个区域的文学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和交叉,既有自觉地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精神,为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的共性,又呈现出表现内容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多种多样的艺术个性。

从横的方面来说,国统区比沦陷区和解放区地域广,面积大,拥有的作家多,并有不同的流派,自由主义作家、左翼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主流文化之间相互纠葛,而自由主义作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代表了国统区文学的总体风貌;从纵的方面来说,国统区文学的创作风貌和艺术风格随着战争形势与社会心理的发展变化十分明晰地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即“从抗战之初亢奋热烈到相持阶段凝重反思再到解放时期的喜剧性嘲讽”[1]。

虽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难的生活处境限制和摧残了作家的创作,但战争年代的生活也提供给他们丰富的文学素材,并赋予他们创作的激情,他们对祖国独立和人民解放、社会痼疾和时代病变、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都给予极大的关注。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在民族危难之时,成千上万的女性投身军营,与全国人民并肩战斗。战争也给女人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女作家们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法、多样的形式描绘特殊背景下人们的欢笑和痛苦,展现女性的悲哀和风采。

国统区女性文学既不像沦陷区的张爱玲以一部《传奇》演义了“倾国倾城”的故事,又不像丁玲以一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亮”了整个解放区的文坛,在创作数量、质量及影响等方面,国统区女性文学都无法与沦陷区、解放区的女性文学平分秋色。而国统区的女作家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表现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及革命道路,则是沦陷区和解放区的女性文学无法比拟的。关露、郁如、赵清阁、杲向真、冰心等女作家,顺应时代的要求,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创作出了一批具有真实性和战斗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国统区文学,给国统区文学创作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因此,国统区女性文学这一风景同样让人不容忽略。

 

一、              关露:左翼文人、红色间谍

 

关露是20世纪30-40年代上海滩最有名的3位女作家之一(另两位是丁玲、张爱玲),她承袭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的文风,在革命斗争与救亡图存中成长起来。关露一生坎坷,曾以左翼文人、女诗人身份驰骋文坛,后又因才女、汉奸、特工3个身份而纠结了一生。关露在20世纪30年代是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她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一·二八”凇沪战役的战场上,她向士兵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她把这时期的诗歌结集为《太平洋上的歌声》而出版,并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主题曲《春天里》。这首流露着健康豁达情怀的歌词,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和暴行,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歌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她不仅配合时代进行诗歌创作,而且她的创作还涉及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及翻译,在她供职的期刊《女声》上,她发表过许多影评和剧评。关露被党组织派遣打入敌人内部之后,她又将《女声》视为中国女性解放的一块阵地,在《女声》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女性解放的文章。

关露对妇女问题非常关注,她往往通过两性情感加以表现,而在作品中是以表达社会理想、凸显阶级矛盾为主的。无论是自传体的《新旧时代》、《黎明》,还是记录世相、反映社会的《姨太太的日记》、《仲夏夜之梦》、《一个牛郎的故事》等,都以主人公个人的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与理解。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和复杂的生活环境,关露的女性文学创作不同于石评梅的多愁善感,也不同于张爱玲的老于世故,甚至不同于“左联”作家的热烈激昂,而呈现出一种迂回婉约、感伤沉郁的柔美风格。

《新旧时代》和《黎明》有着极为相似的情绪和情节,从中不难发现关露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新旧时代》写一个出身于封建官宦家庭的女青年,她的父亲脾气暴躁,赌博成性,母亲就是父亲在赌场上赢得的“四千两银子”的抵押品。家道败落,父母相继去世后,她带着妹妹逃离南京,几经周折,到了上海。在那里有机会广泛接触新知识,聆听“革命和自由”的社会学说,讨论妇女、政治等各种社会问题,使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光荣的,美的,也是幸福的”。《黎明》则描述了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年轻的知识女性杜菱的经历。她告别母亲,出外求学,走向社会,为自身妇女解放而进行斗争。《新旧时代》重点是写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革命道路,而《黎明》则描写了主人公的大学生活和文学生涯,从中映照了关露自己的学习、生活及文学活动。

关露的这些作品,虽然题材不是抗日救亡,也没有慷慨激昂的革命高调,但是却没有不合时代潮流的感伤气氛,因为她作品中哲理的比喻和细腻的心理描写使读者感受到了青年学生对进步和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关露不管是处于时代激流,还是打入敌伪阵营,或者是身陷囹圄,她的左翼文学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她将民族、国家、大众、阶级尤其是妇女解放的话语通过女性体验和经验而传达出来。正如她在《〈新旧时代〉后记》中所述,她要“写一个在我们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当中,在我们底全民族都在反抗封建势力跟帝国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时候的女性的生活,一个经过了她那种生活的女性是否应该走到她后来所走的道路上,一个一向都梦想与追求着自由跟解放的女性,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自己底希望”。

 

二、              郁如:远离爱情、亲近革命

 

稍晚于关露的郁如,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一位富有才华和自觉写作意识的女作家。她与关露一样,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她194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爱》,主要叙述知识女性在革命中的锻炼成长历程。这篇作品一发表,就引起了文坛的注意,也奠定了她女性文学创作的基础。

《遥远的爱》描写了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中投身革命,克服婚姻、家庭、性别等带来的困难,在革命实践中经过痛苦的磨砺,逐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主人公罗维娜出身于革命家庭,与大学生宣传队的高原自由恋爱结合后,到后方山城重庆过了两年多令人羡慕而又平静的小家庭生活。受革命理想的召唤而离家出走十余年的哥哥罗维特,为故乡浙西游击队到重庆购买药品,与她重逢,使她悲喜交加,也使她受到很大震动,于是参加“妇女工作队”。高原曾是个热血青年,但是意志薄弱,他逐渐与罗维娜之间产生了精神上的隔膜。罗维娜宁愿当“孤独的播种者”,也不愿去成全他那“自私的爱”。与高原分手后,她被长期寄赠书刊、启迪她心智的雷嘉介绍到难童教养院工作。她又拒绝了公子哥式的人物雷嘉,毅然到了浙西游击区。哥哥维特牺牲后,她担负起指挥游击队的重任,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小说以女性作家所擅长的抒情笔调,细腻地刻画了一个娜拉式的青年女性的心路历程。通过对罗维娜大胆走出爱的小天地而走上争取民族解放大道的描写,热烈歌颂了她敢于反抗恶劣环境的坚强意志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尚精神。罗维娜的生活道路是对20世纪40年代走出家庭的知识女性的一种概括,与20年前母亲的离家出走截然不同。母亲冲破封建礼教家庭的藩篱,追求个性解放;而罗维娜冲破狭小的、自私的小家庭的局限,奔赴抗战和革命斗争,把对自己生命的爱扩大到爱祖国、爱人民。不过这个升华经过一个痛苦的矛盾过程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罗维娜在生命的曲折中沉思与抉择,在不无反复的回眸里毅然前行。当时的知识青年被民族解放事业的时代潮流推动着,个人的幸福和命运与民族的解放斗争紧密联系着,作者极其熟悉罗维娜这类女性的思想和生活。罗维娜的形象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罗维娜的形象既真实可感,又光艳照人。作者郁如简直就是“把强光集中在女英雄的感受”上了,甚至“不惜把她四周的男性全往没落里送”,用以“衬托罗维娜的性格”,使罗维娜“从认识再往行动里走”(刘西渭《三个中篇》)。

 

三、              赵清阁:直以见性、柔以见情

 

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困境,使20世纪30年代已崭露头角的一批女作家更加成熟,她们把国恨、家仇以及人生悲苦都诉诸笔端。

被誉为“带有北方的豪爽,但并不显露,兼又糅和了南方的温馨”(赵景琛语)的才女赵清阁,因在继母的阴影下度过了童年生活,养成了伤感、孤僻和倨傲的个性。许广平回忆说,她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和萧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并且,她的国家观念特别强烈,有良知,愿意负起匹夫之责。因此,抗战爆发后,她先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又去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后方重庆,再后来又奔波于武汉和重庆之间,创办文艺月刊《弹花》,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为民族解放和抗日救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赵清阁是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抗战期间,她以话剧创作为主,其中改编的成绩尤为突出。经她改编的作品,有取自老舍同名小说的剧本《离婚》,有依据外国小说《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此恨绵绵》,有依据古代戏曲《桃花扇》改编的越剧本《李香君》以及依据《牡丹亭》改编的《杜丽娘》。抗战后期,由于改编《红楼梦》的成功,她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最佳女作家;而她根据民间传说故事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被称为中国的、东方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她还与老舍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她认为创作这个剧本,“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她的作品,充满沉重和悲壮,其中的人物则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赵清阁在进行戏剧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写作小说。她194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凤》,与稍后发表的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风格上具有相似之处。《凤》描写一个女伶被汉奸、日军侮辱,最后与游击队内外接应而杀敌捐躯。从赵清阁的经历和作品中反映出,她“是个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气质忧郁,性格倔强”[2],同时她又是一位充满热情和爱心,具有民族自尊心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郭沫若曾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这首诗很好地概括了她的性格和气质。

 

四、              杲向真:上帝的孩子、儿童的使者


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即专从儿童生活这个侧面来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是杲向真,这在当时的作家里还是不多见的。1937年杲向真从南京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毕业之际,正值中国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她随即参加医疗队工作,在湖南农村巡回医疗。在此过程中,许多动人的抗日救亡情景感动着她,激励着她。1938年她在湖南长沙出版的《观察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散文《小小募捐队》,这是她走向文坛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医疗队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组织。在这里,接触面十分广泛,使她经受了锻炼,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她的文学创作积累了良好的素材。1940年春,她完成了长篇小说《灾星》。这部小说刻画了抗战初期投身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群像。

抗战后期,她一面教书,一面写了十几篇反映旧中国儿童苦难生活的短篇小说,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集结为《带臂章的人》而出版,署名杲岚。湘桂撤退后,她辗转到四川,以小小说的形式写了《小鹰》等儿童生活故事20多篇,发表在聂绀弩编的重庆《新民报》副刊上。她后来到了成都,参与编辑新创办的一家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副刊《西苑》,直到该刊被四川反动当局查封为止。她把《西苑》作为斗争的阵地,以“向真”的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以“二丫”的笔名发表杂文,以“高抗”的笔名发表诗歌。杲向真由医务工作者到中学教师,到报刊编辑,再到专业作家,一生勤勤恳恳,著有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儿童故事集多部,发表散文一百余篇、诗歌数十首。她尤其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被人称为“上帝的孩子”。

 

五、              冰心:与爱携手、与时代同行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冰心是较早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并有所成就的女作家,也是紧随历史发展潮流而前进的一位女作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开始了流亡迁徙的生活,全家迁居到云南昆明,之后举家又北上到了重庆。这期间,冰心积极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下,主编《妇女文化》半月刊,并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一组关于妇女问题的小说,后结集为《关于女人》而出版。

冰心是一位始终没有失去女性真我的作家。她以多彩的笔墨和众多的作品,营造了一个女性文化的乐园。对于女人她是怀有真挚感情的,她用“毕生的力量”讴歌母爱,赞美女性。她在《〈关于女人〉后记》中说:“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她还认为:“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对于女人是很同情的:“我不敢说怜悯女人,但女人的确很可怜。40年来,我冷眼旁观,发现了一条真理,其实也就是古人所早已说过的话,就是:‘男人活着是为事业,女人活着是为爱情’———这虽然也有千分之一的例外———靠爱情来维持生活,真是一件可怜而且危险不过的事情!”不过,女人的爱是与生俱来和无私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工厂,一架‘爱’的机器”[3]。从中可以看出冰心对于“爱的哲学”和“女人伟大”的诠释。

冰心“爱的哲学”贯穿于她创作的始终。她笔下的女性是真、善、美的化身,是融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于一体的“贤妻良母”,体现了冰心的女性意识。她早期的“爱的哲学”,表达的是母爱、祖国之爱、自然之爱,以至于和平之爱。而《关于女人》书写的则是“性别之爱”,揭示“男人活着是为事业,女人活着是为爱情”的不同爱情观和价值观。

《关于女人》依然延续着冰心“爱的哲学”———描写“女人”的故事,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主流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抗战主题。作品虽然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也没有金戈铁马的壮举,但是却侧面反映了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人民的痛苦和艰辛。

冰心不仅是以“男士”为笔名,而且还是以未婚中年“男士”的眼光来观察和抒写女人,所以其作品改变了纤细柔和的风格,而呈现出刚劲、朴实的现实主义特点。翰先(叶圣陶)在《男士的〈我的同班〉》里评论:“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冰心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比以前更坚强朴实,从中体现了广大妇女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境况。

《关于女人》包括14篇系列小说,共写了14个女人,反映了讴歌母爱、赞美女性的主题。其中有亭亭玉立、妩媚动人的少女,也有文静大方、聪明活泼的少妇,还有宽厚贤慧、开明大度的母亲;有粗手大脚、勤恳能干的劳动妇女,也有秀丽端庄、和蔼可亲的人民教师,甚至还有德艺双馨、好静要强的外国职业女性。她们无一不是温良慈爱的“贤妻良母”、无私奉献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都有着一种女性所特有的质朴与温柔、热情与真诚,出色地“维持”了这个“世界”,也“温暖”了这个“世界”。

冰心是一位冷静、理性和成熟的女作家,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以后,她塑造了一系列充满真、善、美的女性形象。她们表面上温柔贤淑,实则都是生活的强者:出阁前,孝敬父母;走上社会,认真工作,完善自我;为人妻和为人母之后,相夫教子。她们不是以一个抽象的“人”而存在,而是以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独立。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与男人共享做人的权力;“家和万事兴”,“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与男人一起承担家庭义务,共建和谐家园。她们不是以过激的口号和冲动的行为来求得妇女的解放和独立,而是不卑不亢地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如果说冰心早期作品中的女性还富于理想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40年代则变得更加现实和成熟了。《关于女人》中的女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她们经过战争的磨炼,变得既温文尔雅又坚强能干,既乐观旷达又严肃认真,既疾恶如仇又爱憎分明。在《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中,虽然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但是三弟夫妇的家庭生活却过得安稳、温暖,原因之一就是三弟妇虽自小娇贵,但“竟会那样的劳作”,“炎暑的天气中,在斗室中煮饭洗衣服,汗流如雨,嘴里还能唱歌”。人们只有具备乐观坚强的精神,才能够度过难关。在《我的母亲》中,作者之所以“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是因为“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并且“母亲整天除了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母亲通情达理,思想开放,“面对女同学的‘私奔’,母亲也只是淡淡地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同时母亲还眼界开阔,关心政治,支持革命。从母亲平凡的生活经历中,读者认识了一个平凡女性的社会价值及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关心。就连“我”的奶娘都明辨是非,对日本帝国主义怀着深仇大恨,有着朴素的反抗情绪。

《我的同班》、《我的学生》、《我的房东》和《我的同学》等更是对女性礼赞的佳篇。《我的同班》中L女士“说话做事,敏捷便当”,“态度坦白,判断公允”, “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自尊、自立、自强是她做人的品行,她认为“女子也是人,为什么要别人特别容让呢”?在民族危难之时,她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剪短头发,穿上戎装,投身抗战。

《我的学生》中的S女士是才、德、貌皆备的现代女性。她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她有着多方面的知识修养,聪明大方,爱好广泛,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力和生活承受力。抗战期间,她随丈夫带着3个孩子转移到云南,在这里她建房修院,养鸡种菜,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家庭气氛温馨和谐。她不仅把精力贡献给了丈夫、孩子和家庭,而且也把精力贡献给了从北京撤退到大后方来的同事、朋友和当地的老百姓们。她后来又不顾个人安危,为救助他人,输血过多,再加上“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而献出了美丽年轻的生命。虽然她没有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但是却在忍受着战争带给她的苦难,并在当时艰难的环境里,尽可能地维持着较为正常的生活秩序,使她的人格魅力光彩四射。

《我的房东》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异域小说,写“巴黎一代名闺”R小姐。她出身名门,德才兼备,且聪明漂亮、温柔典雅,“是‘人性’中最‘人性’,‘女性’中最‘女性’的一个女人”。她爱好写作,感情细腻、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她虽然向往爱情,喜欢孩子,热爱家庭生活,但她又清楚地认识到一旦拥有这一切,就会“很快地消失在里面去”,要么丢掉事业,要么牺牲健康。既然不能两全其美,她就一心一意地从事写作而终身未婚。她对爱情与事业有独到的见解,认为“男人活着是为事业,女人活着才为着爱情”,但女人也不能“以恋爱为事业,以结婚为职业”,因为爱情是一件最拿不准的东西。作品借R小姐的生活经历和命运,反映了做人与做女人之间的困惑,表现了爱情与婚姻、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男人与女人爱情观的差异,彰显了女性对自我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渴望。

在《我的邻居》中作者从另一面进一步来阐述女性解放和女性独立问题的重要性,表现家庭与事业这一矛盾问题的深化与延续。M太太腼腆恬静、勤奋好学,自幼爱好写作,后来嫁给了一个青年作家,本来应该是志同道合,前途光明,但事与愿违。抗战时期,M太太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全家迁徙撤退到云南昆明。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再加上枪声、炮声、警报声不绝于耳,使这位只会吟诗作文而不懂理家之道、书本知识丰富而实践经验不足的M太太面对的是生活的艰辛与处境的尴尬。丈夫的大男子主义、婆婆的偏见,又剥夺了她外出工作的权利和机会,使她不得不终日纠缠于繁琐的日常家务之中,没有了希望和欢乐,面容憔悴,精神萎靡,内心压抑,痛苦不堪,以至发出“文章误我,我误爹娘”的悲叹。作品虽然涉及的是抗战时期的生活,揭示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及对女性才华的毁灭,但与冰心早在“五四”时期就非常关心的妇女解放问题一脉相承,而表达的思想更深刻。通过这些作品表明,一方面,妇女解放不仅是经济独立和思想解放,而且关键是应具有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说在生活的海洋里,只有自己学会泅水,才不至于被淹没在惊涛骇浪之中;另一方面,要求得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只有善良的心地、良好的愿望、满腹的知识学问和满口的豪言壮语,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顽强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生活经验和生活能力。由此可见,妇女解放的问题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68.

[2] 刘以鬯.看树看林[M].香港:香港书画屋图书公司,1982:81.

[3] 冰心.关于女人和男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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