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困境之一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批评中不断出现了“缺憾”、“误区”、“危机”、“困境”等字眼,当然用这些字眼很难有效地界定九十年代依然繁茂的女性文学创作,但女性文学创作中存在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而评论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集中提出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一是因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运用方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淀和检验后,暴露了一些问题;二是在当代女性文学发展之初,建构的热情大于自审的意识,而当冷静下来思考女性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回顾来路,发现了自身发展中的偏颇之处;三是当代女性文学发展中所采取的对抗姿态,以及九十年代一些极端化的个人写作方式,也招致了评论界对她的诟病。也就是说,困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她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创作上的,对出现的困境进行认真的查找和分析,将有利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尽快地走出困境,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如果我们把女性文学看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即创作主体是女性,那么女性主义小说是指那些具有鲜明性别意识,对父权制文化进行解构的女性文本。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小说在写作主题上,一直以来都有她关注的共同点,那就是致力于女性独立、平等、自主的发展之路。但具体的文本表达却像园中的花朵,千差万别,丰富多样。细究这些文本就会发现,这些文本的主题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很深,常常以类型化的方式出现,大致归纳起来有四种:一是身体写作;二是对女性主体性历史的虚构;三是对神圣母亲形象的解构;四是姐妹情谊的建构。这些主题的目标所指是对父权制文化进行批判,揭露和对抗男性中心主义,争夺被男性剥夺的话语权。由于出发点是对抗而不是对话,是争夺而非共建,所以女性主义小说的主题表达呈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主观性和否定性。女性主义小说主题表达上的这些特点,一方面促使女性文学积极构建利于女性主体成长的思想文化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女性文学陷入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怪圈,狭隘封闭、自说自话、不断重复。这也是近年来一些文学批评家指出的:女性文学必须以对话的方式、开放的姿态、两性和谐的目标作为发展思路,才能使女性文学充满活力,更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而女性主义小说类型化主题表达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物,一个发展阶段的产物,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它发展的片面性,文学的年检和反思,不在于否定,而在于建设。

 

  身体写作:经验的放纵与重视

“身体写作”是近年来女性主义小说最遭人诟病的话题,卫慧、棉棉、木子美的创作,被普遍地认为是准黄色小说,在满足了男性窥视欲、与商业社会达成共谋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女性耽于感官享乐、放任欲望追求、缺失价值判断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让批评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女性文学的精神维度,认为女性文学对私人空间过度青睐,完全放弃了对公共空间的书写,“只关心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使文学成为作家对于小小自我无休止的‘抚摸’”①,“而忘却了对于‘大众’的感念”②。这些批评促使女性文学开始反思女性对身体经验的书写是否像一开始预期的那样,能够承担起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使命,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也使一些女性主义者意识到:是一开始就放大了身体经验的作用,才招致了今天的尴尬。此外,对抗的情绪和态度,也极易让女性文学走向狭隘和极端。这是批评的积极意义所在。事实上,卫慧等人的创作已经严重背离了“身体写作”,旨在传达女性生命体验的初衷,在达到她们出名即可攫取金钱目的后,却极大地败坏了女性文学的审美趣味。“身体写作”的被利用也说明,在欲望化的社会中,女性和男性一样需要警惕欲望穿上各种“主义”和“理论”的外衣,肆意污染和破坏人们的精神。而女性对身体经验的放纵,也让我们警醒:一是对生理经验的过度描写,特别是性经验的肆意渲染,极易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在感官的满足和刺激上,很难和女性的精神反抗联系起来;二是把一些极端个人化经验当作女性的普遍经验敞开描写,如同性恋、自恋癖等,把人们的审美趣味吸引到猎奇、暧昧、私密上来,很难和女性话语权的抗争联系在一起;三是经验的传达借助的是酒吧、卧室、浴室等相对狭小封闭的空间,女性幽闭自恋的精神气质被准确的传递出来,但是女性形象的主体精神被歪曲。放纵身体经验的结果,是女性被商业化社会解读成了欲望的符号,“身体写作”被看作是女性的隐私故事,这是许多女性主义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她们不愿看到的。

女性不能放纵和滥用自己的身体经验,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身体写作”是今后不能触碰的话题。“身体写作”对经验的强调和重视,有它的积极意义。首先,它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种思路和视角。在强调整体、强调社会、强调政治的本土文化环境中,文学的传统是重视思想、重视精神,所谓“文以载道”,而对作为思想和精神载体的人的身体重视不够。另外,传统文学的视角多是“宏大的”、公共性的,它排斥个人性和细小化。而“身体写作”强调个体和“自我”,它通过“关心‘自我’、探究‘自我’来‘发现人’、‘探究人’和‘关心人’”③,它重视身体和经验,文学的视角是琐碎的、个人化的,因而它更感性,更丰富,更真实,也能从更深层次上探寻人的本质和意义。其次,它提供了一种话语言说的方式——私语化“。弗洛伊德将作家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作家像写英雄史诗和悲剧的古代作家一样,接受现成的材料,另一种作家似乎创造他们自己的材料。我们要分析的是后一种’。女性的身体生理、文化环境与传统习俗等注定了女性的生活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生活范围的限制导致女性文学题材和表达方式以个人化和私语化为主”④。女性作家将自我生理和心理上最隐秘的体验和欲望,坦诚地、真实地传达出来,这意味着悬搁一切现有的价值判断,回到生命体验与审美体验本身。这种言说方式以对个体的尊重为前提,因而有一定的自由度,而自由度带给文学的是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说,“身体写作”应当受到重视,但不能放纵。正如乔以钢所言,女性的性别体验和审美融合起来,艺术地呈现出来才有益。

 

女性主体性历史:虚构与真实

九十年代,“在书写女性隐秘身体经验的同时,女作家也表现出以小说重构女性历史的极大热情”⑤。女性对自身主体性历史的虚构,目的是为了反抗有文字以来记载和书写的都是男性的历史,女性是无史的。而人没有历史,就好比记忆的丧失,永远只有当下的存在,既没有过去的参照,也无法把握未来,这是一种无根又无言的痛。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要把自己写进历史,强调在历史中的“在场”,为此,一些女性作家不惜虚构历史,以强调女性的主体性。这种主题表达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虚构女性家族史,如张洁的《无字》、徐小斌的《羽蛇》等;另一类是勾勒女性的日常生活史,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陆星儿的《天生是女人》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展现女性在历史生活中强健的生命力,建构女性的独立人格,改写女性缄默不语的历史形象。但因为是虚构,女性主体性历史的想象,它的蓝本是来自于男性的主体历史,也就是说,虚构的女性主体性历史实质上还是男性的历史。而女性对自身主体性历史的虚构,目的是对抗男性中心主义,反对男性的话语霸权,但虚构的结果却是以一种话语霸权取代另一种话语霸权。戴锦华说“:母系家族的故事一旦脱离生者的记忆和死者的口头传说而进入文学与历史时,就成为母系家族中的父系故事。”⑥这是女性书写自身主体性历史的悖论所在。形成悖论的原因:一是女性主体性思想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作为一种现成的资源,男权社会传统文化中的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必然会影响到女性主义理论的构成。像男性那样建构起女性自己曾被遮蔽、被漠视的文化、生活和命运史,是女性主义者反抗和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又一策略,而像男性那样,就意味着女性所建构的实质上就是她反抗的、不过是主角换成了女性自己而已。二是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把男女对立关系绝对化。认为女性要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就一定要否定他者的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我主体的存在和历史是唯一的存在和历史,这种绝对的主体性容易导致自我中心主义,这恰恰是女性反抗和消解的。可见在虚构中复制女性主体性历史,注定是一场虚妄的反抗。

那么,该以怎样的方式来书写才能凸显女性的主体性并摆脱历史上女性是无史的、边缘的、他者的地位呢?这是一个复杂但也是一个有建设性的话题。书写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最基本的思想应该有。首先,要符合历史真实。历史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异性一直存在着,女性处在被压抑、被忽视、被塑造的他者位置上,这是女性反抗的原因,女性希望通过斗争达到和男性同等的地位,不是以他者而是以主体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但一定不能忽视的是女性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性别的同一性,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女性和男性一样承担起了民族的、阶级的解放斗争,也一起抗击过疾病和灾难的打击,所以说女性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席过,女性在历史上的他者地位,是男性中心文化和制度造成,女性要反抗和针对的一定不是具体的男性,而是男性中心文化和制度,否则女性的对抗和反拨,又陷入了女性中心主义的境地。其次,对主体性的理解应该是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主客体是相互依存、相对存在的。没有主体,也就无所谓客体;反过来也一样,没有客体的参照,我们也不能更好地关照主体。“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并非否定其自身的客体性和他者的主体性,绝对的主体性只能导致自我中心主义”⑦,这是在确立女性主体性历史过程中应该警惕的。

 

  神圣母亲形象:解构与重塑

对神圣母亲形象进行解构,同样是为了反抗父权文化,因为理想母亲一直是父权文化建构的对象,“解构母性神话,就等于是从父权文化序列内部反戈一击”⑧,所以在当代一些女性主义作家笔下,母亲呈现出另类的形象。如铁凝《大浴女》中的母亲章妩为了逃避在苇河农场的劳动留在家里休息,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来交换唐医生手里的病假条;她很少关心自己的亲人,在女儿尹小帆出麻疹发高烧时,她却与唐医生幽会彻夜不归,这是一个自私懒散、缺少责任心的母亲。残雪《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的母亲,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打击报复女儿,原因是她希望女儿能继承父业作一名工程师,那是她作妻子和母亲的骄傲,但女儿长大后竟然成了一个卖糖果的营业员,这样的结果极大的损伤了她做母亲的虚荣心,她要报复。她不断追踪女儿,诅咒女儿,甚至在女儿的屋顶弄了一个洞,扬言要冻死她,这样的母爱完全建立在自私、功利的基础上。此外,池莉《你是一条河》中满口粗话的母亲,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偷窥自己女儿的母亲等,这些母亲没有了传统文化中理想母亲的无私、慈爱、善良和坚韧,母性中恶的和丑的一面被无情暴露出来,女性不惜自毁形象来反抗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塑造和期待。用林丹娅的话来说,“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对母亲角色的毫不留情反叛,便是这次革命的真正深入,是革自己的命,是以毁灭二元对立项中的女性项,解构了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的成立,从而从根本上粉碎了父权制历史塑造女性的文化模式与轨道”⑨,足可见女性主义者反抗父权制文化的绝决态度,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一是对自然本能母爱的否定,实际上否定了人性善良的一面。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对母爱中恶的揭示,主要针对的是母亲不仅充当了父权制文化的帮凶,而且将被压制的痛苦和灾难转嫁给自己的女儿,于是,对母爱的审视和拒绝就成为批判父权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母爱作为女性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她们在养育儿女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私和关爱、艰辛和宽厚,体现着人性的善良和美好,否定这些,容易让人性的黑暗遮蔽双眼,对世界的观察是灰暗和片面的。二是变成恶母未见得就能粉碎父权文化对女性品格的塑控。我们知道女性主义者对神圣母亲形象的解构,实际上是要粉碎父权文化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文化品格,女性要做回自己,要显示出人性的真实,所以女性通过人性恶的书写来使自己的人性焕发出最真实的色彩。但是不要忘记,在人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上,男性和女性一定有审美的共同点,不是男性认为是美德,在女性看来就一定是恶行。人性的丰富,决定它的内涵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所以女性反抗男权文化对理想母亲的塑造,不是走向他的反面变成恶母就可以达到的,这是女性一厢情愿的简单造成的。

九十年代对母亲形象的重塑,它摈弃了传统文化中母爱的温暖和无私,而刻意挖掘母爱的世俗化、欲望化甚至是恶毒化,如果着眼点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自审的话,那么对恶母形象的塑造就不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它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真实和复杂,也更深刻地了解了女性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从而唤起人们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督促人们向着善和美的方向发展,那么女作家对母亲的书写会更博大、更深刻。

 

  姐妹情谊:建构和迷茫

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中姐妹情谊的主题建构是在和男性中心主义对抗过程中试图寻找自己精神和情感家园的结果,也是女性主义者蔑视和挑战传统性别秩序和性别关系的结果。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在异性爱中,传统上就占据中心地位的男性,总是有意无意地压抑、塑控和伤害着女性,使女性在生活中更深刻地感受着性别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就是她们对男性深深的失望,于是,她们把目光转向了同性,渴望在同性爱中获得精神的寄托和情感的慰藉。正如陈染在小说《破开》中所言:“如果繁衍不是人类结合的唯一目的,亚当也许觉得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更容易沟通和默契,夏娃也许会觉得与她的姐妹们在一起更能相互体贴理解。”王安忆的《弟兄们》、林白的《回廊之椅》、陈染的《麦穗女与守寡人》等都描写了这种同性之爱,女作家笔下的同性之爱是涤荡了肉体之欲后,纯粹的精神之恋,是一种姐妹情谊,女性主义者希望通过姐妹情谊的建构让她们更坚强地面对男性、面对世界、面对挫折。但理想永远不能等同于现实,《弟兄们》中因为老三对丈夫的依恋和老大对孩子的疼爱,最终使姐妹联盟瓦解;《回廊之椅》中朱凉和七叶的姐妹之爱毁于男性的暴力革命,只留下孤独、寂寞的七叶承受着思念之苦;《麦穗女与守寡人》中是因为麦穗女对守寡人的指控,让姐妹情谊荡然无存。同性之间的背叛带给女性的不仅是痛苦,而是更深刻的心灵绝望。同时,这些故事的结局似乎都有意无意地证明姐妹情谊的脆弱和它的乌托邦性质,也昭示着女性主义者对同性之爱的迷茫。这就说明,姐妹情谊的建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生活中两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它不过是渴望逃避父权制社会的女性主义者的精神幻想,甚至有评论指出这不过是女性在性取向上的一种选择而已。姐妹情谊的虚幻性和它遭受的误解,是因为女性在逃离了传统性别关系和传统性别秩序的网络后,她们希望能在同性爱中找到情感的归宿地,但是却又不得不面对同性之间自我认同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男性中心社会有意无意的拒绝,另一方面是女性间深刻的自疑,纯粹的精神交流真能超越肉体而获得永恒存在吗?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灵和肉的分离带来的永远是人性的痛苦,这样的牺牲和代价是女性不能也不应该承受的。所以姐妹情谊的建构在给女性希望和温情的同时,也带给她们更深刻的疑惧和绝望,这是女性主义者逃离之后面对的结局。陈思和说:“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都是产生在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抗之上的,只有战斗的女性主义,没有逃避和遐想的女性主义。”⑩这话值得女性主义者深思。

如果姐妹情谊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女性最后的精神家园,那么它应该成为女性认知自我、完善自我、平等互助,以及帮助女性融入社会、正视现实、更好地与世界和他人进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应该成为女性自由生活的一种选择。这才是姐妹情谊建构的意义所在。

对女性文学写作主题的辨析,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女性独立、平等和自主道路上所做的艰辛努力和多方尝试,另一方面特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者在争取过程中的不足和局限,而在反思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会使女性文学走得更远。

 

注释:

         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②刘巍,《新世纪女性文学的缺憾与未来趋向》,《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第66页。

③④张浩,《书写与重塑—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精神分析阐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⑤⑦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齐鲁书社2008年版,分别引自

⑥戴锦华,《自我缠绕的迷幻花园——阅读徐小斌》,《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第53页。
⑧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⑨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
⑩陈思和,《林白论》,《上海文学》,1998年第2期,转引自马春花的《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37页。

 

作者简介:刘彦华(1970—),女,汉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集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女性文学。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困境”研究(课题号:NJ0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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