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开拓者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史学家、藏书家,今年是先生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的日子。在他短暂的60年生涯中,给我们留下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和艺术、历史专论、专集。这些都是我国文化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他还把更多的精力,贡献给我国文物事业,创立了不朽的业绩。早在1928年在他撰写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一书的序言中,就曾说过:“我们中国的古物,始终没有经过专门发掘者的有意发掘过,除了几次的农夫农妇偶然的发见之外,一切宝物都是废弃于地,不知拾取。”“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又说:“谁要是有意于这种工作,我愿执锹铲以从之!”1934年,他曾与冰心、顾颉刚、雷洁琼等9人考察过西北地区的名胜古迹,并写成散文《西行书简》。在祖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年代里,他经常是警惕地关注着国家的文物,在他1947年写的《〈西域画〉(上辑)序》里,曾一一的记录了历年来到中国来“取宝”的国家和窃取文物的人员以及窃取的数量,他们中有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匈牙利人、法国人等。他对他们这种肆无忌惮地掠夺行为,愤慨地写道:“我们不能不痛心疾首于当时当政者的昏庸无知,竟听任他们将我们的国宝,那么轻轻易易的捆载而去。”他珍爱祖国的文物,胜过自己的生命。1938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国土,肆意掠夺我国珍贵文物时,他身居上海沦陷区,在敌人眼皮下尽自己全力抢救祖国的珍贵文物和图书,湮没散失已久的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就是由他抢救购得的。在他自己的经济力量实在无法承受时,曾动员有关同人联名发起向重庆当局致电,要求拨专款抢救民族文献。后来得到中央图书馆的支援,由“中央庚款董事会”拨了款。郑先生等当即与平津及江南的各大书店取得联系。历尽了千辛万苦,仅一年时间就抢购到善本、珍本书籍3800余种。1940年3月20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辈对于国家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如孤本及有关文化的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收,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

1941年夏,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危及这些善本书的安全,郑先生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收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的古书80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转运重庆’,;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32OO余种陆续邮寄到香港大学许地山先生处,再行装箱设法运往重庆或运往美国“暂行收藏”。不料刚装好箱,珍珠港事件发生了,这一大批重要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香港被日本侵略军攻占后,这一批三千余种古书,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劫去,直到抗战胜利,才被我国驻日代表团,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并追回,共107箱。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充当接收大员,四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郑先生看到祖国的文物不但仍然被帝国主义者掠夺,进而还被贪官污吏所强占。他既激愤又痛心,于1946年1月13日上海《大公报》星期论文版发表了《敌伪文物哪里去了》,公开列出了敌伪时期知名人物的一桩桩一件件珍贵文物,经过所谓“接收”均不知去向了。他大声疾呼:“我站在国民的立场上,为了爱护古物,不能不追究下落。……否则‘文物’不散失于抗战之时,而散失于胜利之后,实在太可痛心,太对不住后世的子孙了。”1947年7月11日,他又在《大学》月刊上发表了《保存古物刍议》一文,痛斥各种盗窃,盗掘古文物的行径之后写道:“救救孩子吧,为了将来,必须趁现在树立起保护古文化的壁垒来。否则,涓涓不息,必成江河。恐怕一定会有像汉慕义所说的‘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救深造’的一天。这是民族之奇耻大辱!我们应以全力来打击那些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们!”

郑先生以他的全部身心,热爱着祖国的文物,热爱着历代创造和先民们历尽千辛保存下来的国宝。对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是早在延安时就知晓的。郑先生被任命为文物局局长,是中央的英明决策,可使他数十年来对祖国文物工作深入考察积累的经验很好地发挥。因而他能以满腔热忱投入并打开了文物工作的局面。

他首先抓的就是建立文物的法令法规。他主持拟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征集革命文物令》等法令、法规,由中央批准,并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颁布。为了做好宣传,他还建议中央将这些法令列入土改学习文件中。这样首先以法规的形式堵住珍贵文物图书的出口,并使保护文物、管理文物有法可依。确实这些法令、法规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再者就是抓博物馆、图书馆建设:解放前我国仅有博物馆21个,多为古物陈列所。郑先生曾介绍那时的博物馆说:“不仅数量上少,而且质量上也太差,是古董铺子,也是杂货摊子,参观的人少得可怜。”解放前的图书馆,国立的仅有2所,省立的也只有34所,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1950年,他发表了《怎样把图书馆博物馆服务于劳动大众》又发表了《给“古董”以新的生命》等文。文中提出图书馆和博物馆“要为工农兵打开大门”,指出博物馆“不仅保存着,陈列产着那些珍贵的文物,而且要通过那些文物建立起整个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的系统来”。又说“我们要以实物(历代文物),配合着模型和图画,把整个中国历史的进展,依据着社会发展的规律,陈列出来。”这就给“古董”以新的生命,使博物馆成为教育人民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大课堂,还适时地举行了各种展览,并且送展览下乡。这在当时都是创举。1950年为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他在上海邀请美术家召开座谈会,发动全国美术工作者创作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的油画、国画、雕塑等艺术作品,成立“历史画创作委员会”用大量的美术品丰富陈列,使陈列富有感染力,在我国展览史上也是一个开创。为改进原有的故宫博物院,他曾亲自写了一份长达50余页并附有各种图表的报告送呈中央,对故宫当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与翔实的说明,并提出对故宫改进包括全面整顿,设置各种专题陈列等意见。这对故宫博物院来说,也是一次大的清理,大的革命。当时,除了整顿原有的博物馆外,还积极筹建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如中央自然博物馆、中央民族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等。中央办,各省市也办,为我国的博物馆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1956年5月,在全国博物馆会议上,郑先生总结了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和自然标本收藏所”;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即“三性二务”,成为至今博物馆遵行的原则。在图书馆的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农大众普遍对文化需要的大为提高”,要求大力发展图书馆,他在文章中指出:“不仅要工农兵到图书馆里来看书,而且要把书送到工厂、农村和部队的门上去。”他还组织图书馆专家,成立图书分类法工作小组,制定了适合新中国图书馆的第一个图书分类法。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图书馆的性质与方向,是图书馆的一次革命。

三、不失时机的抢救文物、古籍和方志: 这也是郑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贯作风。作为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他更感到责任的重大。1951年,他首次出访印度,途经香港时,得知香港有人准备出售我国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殉《伯远帖》,他当即请徐伯郊与国内联系,想尽办法不让文物珍品流失国外。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由王冶秋等同志专程赴香港收购国宝,归国家所珍藏。1952年9月,郑先生接到南京赵世暹的信,信中反映北京宣内小市发现许多永定河档案,还有冀鲁晋水利卷宗。他当即派人前往调查并追查它的出处,还将找到的255斤档案全部收购。同时又将此事报告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还写专题报告给文化部,报告中说:“我的意见,此事关系重大,必须追究卖出档案的责任所在,一则各部档案均有重大的文献和史实价值,二则实际上是尚需查考的”等。报告最后说:“故各部档案,片纸只字必须加以保留,绝不能任意加以毁案。请我部即行呈报文委转呈政务院,将此事作为〈内部通报〉,通报中央各会部署及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人民政府,提高警惕,以免再蹈复辙。”他还非常注意保护我国的地方志。早在1947年在他写的《保护古物刍议》一文中,就警觉地看到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收购我国古书时“他们注意的是各地方志和史料”美国“国会图书馆则以收罗各地方志为主。他们还注意于我国家谱的收藏,听说已藏有数千种了。”1952年他写了《为报告收购北京旧书肆所有各省方志经过事》给文化部各部长,报告说:“我国各省方志,有关国家国防及资源,万不能任其流通市上,致为各帝国主义者们所购得,必须一面禁止出口,一面收尽流通市上的方志。”他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史料的重要性,应当为国家所保存。

四、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这也是郑先生作为文物局局长狠抓的一项工作。他首先将文物保护纳入法规,并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使它获得权威性。再有,他注重并竭尽全力做好宣传工作。他在任文物局局长伊始,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各地机关、部队、团体和人民中的积极分子,一致注意保护古迹文物。”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正值建设高潮,为在基本建设中做好保护文物的工作,他亲自写了《做好基本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报请国务院下发到全国各级组织(题为《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此指示体现了在1954年正式提出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即“两重两利”的方针。他还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在基本建设中如何鉴别古文物、如何保护古文物。1953年7月,他曾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举办的基本建设科学知识讲座上作讲演,题为《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1953年8月25日—29日,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在“地下博物馆”的门前———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1954年8月31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文章详细的介绍了祖国丰富的文物宝藏和历年遭受的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当今结合基本建设如何做好考古发掘工作等等。这些赋有知识性、专业性,更渗透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 报告和讲话,感人至深,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郑先生对于我国重点文物和重点文物单位的安全,更是时时挂在心上。我们在翻阅文物局的旧档案中,发现不少他对文物保护的批示。如在宁波天一阁的有关报告上,他亲笔批道:“(一)天一阁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馆,必须像保护敦煌千佛洞一样的保护它;(二)必须单独成立保管所,干部有3人即可。其工资可暂由古建保养费开支;(三)收购附近房屋事,可设法由中央拨款。(这是一件大事要事)天一阁修缮费亦可由中央拨付;(四)凡有危险性的住家等,均应远离天一阁。厨房更要迁出,灯火万不可有!总之,必须以全力保护之!铎11月6日”他在发现浙江慈溪、余姚等地将保存三四百年的古书、文献送宁波造纸厂时,则亲拟紧急通知,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严厉加以制止”。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中,为扩建北海金鏊玉虫东桥(即北海桥)当时有人主张拆除团城,郑先生和一些同志坚决反对,并向各方面申诉,极力要保护这个北京城里著名的古迹名胜。1954年6月的一个下午,周总理亲自视察了北海团城。经过调查研究,总理采纳了郑先生等人的意见。团城得以保存,而金鏊玉虫东桥的工程采取了新的方案得以扩展并按时完成。1956年郭沫若、沈雁冰、范文澜、邓拓、吴晗、张苏等6人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发掘十三陵中的长陵。他经过调查研究,考虑到当时存在许多不利的因素,因而提出反对意见。周总理深入了解情况后,同意并支持了郑先生的意见。因为当时的经济力量和科学水平都达不到,发掘出来,保存不好,那将是一个更大的损失。

五、珍重人才,注重培养新生力量。郑先生把人才视为珍宝。在文物局成立之初,他为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开展,着意聘请了裴文中、夏鼐、王振铎、张珩等著名专家,到文物局工作,使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在一开始就有可靠的保障。同时他也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从1952年起,文物局先后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协作,先是举办考古人员短期训练班,后又在一些大学设立图书馆专业、文博专业,考古专业等学科,学制2年。还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如文物鉴定、古建维修、拓裱、文物修复等等。不但中央办,各省市也办。为文博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还特别重视特殊技能的老技师。1952年他为组织故宫博物院印刷部,从上海专门请来搞彩色铜版的老技师鹿文波和珂罗版技师戴圣保等。并给他们创造各种优越的条件,使他们能安心工作。这些技师为国家制做了许多精美的彩色图版,得到国内外的称誉。为了继承这些传统技艺,1957年6月1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我的一个紧急呼吁》一文,向全社会大声疾呼,要重视传统工艺技术的继承与发扬问题。文章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承前启后的一个大时代。老祖宗留传下来的许多绝技、绝活,眼看就要随着少数老年的技术专家们的衰老、死亡而‘人亡技绝’了。我们得赶快抢救那些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技术。今天如果不做这种抢救的工作,后悔将莫及!”他不但这样呼吁,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文物出版社就是在他创意下建立的。出版社广收各方人才,为弘扬我国文物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考古工作上,他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他任职期间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成绩卓著。这些都记录在他1956年写的《考古事业的成就和今后努力方向》———在考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

郑振铎先生从1949年11月任文物局局长、1954年10月任文化部副部长(仍主管文物工作),直到1958年10月17日率代表团赴阿联、阿富汗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前后近10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新中国文物事业来说,确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辉煌时期。因为郑先生为我国文物事业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精通文学、历史、更精通文物、考古,几十年来他为保护和研究祖国的文物珍宝,弘扬华夏文化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是杰出的作家和学者又是卓越的领导者,是一位有丰富学识又有领导才能的新中国第一代文物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郑振铎先生百年华诞之际,国家文物局整理并编辑了《郑振铎文博文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他有关文物、博物馆方面的文章80篇。其中包括论文、报告、散文、书信等。以此来纪念国家文物局的这位功绩卓著的老局长。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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