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害的小说

从一九六一年冬到一九六三年春,两年之间报刊上发表了约四十篇历史小说。小说把题材向古代扩展,似乎也成了小小的一股风气。这一批历史小说,内容有好有坏,影响有大有小,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其中陈翔鹤同志的《陶渊明写挽歌》(见(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号),是最先发表的一篇,因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它的内容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思想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它的影响是有害的。

这篇小说不是描写陶渊明这个人物的全貌,而是只刻划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某一片段。小说借历史人物创造形象,本来可以而且常常只选择历史人物的某一部分事迹,突出他的思想性格的某一方面。正是在作者所选择的和强调的部分容易见到作者对于所写人物欣赏什么或批判什么,以及企图打动读者的是什么。《陶渊明写挽歌》不是批判地而是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突出了陶渊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极东西,而且描写得比它的本来面貌更为消极。

小说描写晚年的陶渊明,拿陶渊明对于死生问题的看法作为一条贯穿全篇的线索。小说一开始就写他和慧远和尚的矛盾。陶渊明嘲笑加入白莲社,向慧远礼拜的隐士刘遗民等人,说他们“对于死生之理还有所未达”,他对那些劝他参加白莲社的朋友们说明自己对于死生的看法:“人生本来就很短促,并且活着也多不容易啊!……又何必用敲钟敲鼓来增加它的麻烦呢?”作者描写陶渊明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还想着这个问题,他想的是:“死,死了便了,一死百了。”

小说写到陶渊明在家和儿子、儿媳妇围着饭桌喝酒的时候也谈他和慧远对生死问题看法的分歧,重述他在《归去来兮辞》里面说过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和在《神释》诗里说过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那些话。他反复地打比方来解释这些话说:“尽就是完结。凡事有头有尾,有开头就得有完结。”此外也少不了那一句感叹,“人活在世上又多么不容易啊”。

小说最后写陶渊明写《挽歌》和《自祭文》。引征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和“匪贵前誉,就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等句,说这是陶渊明对于死生一事最后的也是一贯的看法。小说描写陶渊明这时候的心境是非常悲凉的,他想的是:“人死了,还不是与山川草木同归于朽”,“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当他重念到《自祭文》中“人生实难”那几句的时候,“一种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漫到了他的眼睫间来”。

小说也写到陶渊明拒绝达官贵人的餽赠之类的“清高品德”和一些“家务事、儿女情”,但那些都是次要的,作为小说中心的就是上面所说的有关死生的问题。小说所描绘出来的陶渊明是一个对生活十分厌倦的隐士。

陶渊明对于生死问题的一些看法里,有在当时起积极作用的东西,也有起消极影响的东西。他曾说过“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他认为生死不过是按照自然规律应有的变化。这就在反对当时流行的佛教的“形尽神不灭”论和道教的长生永视之说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所说的“乘化归尽”、“乐夫天命”等等却是一种消极地对待人生的态度,即所谓任天委运,顺应自然。这种思想久已成为苟且偷生的人们的精神麻醉剂。在陶诗里也偶然出现过“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那样的话,这种虚无幻灭的情调确也类似小说里陶渊明所说的“死了便了,一死百了”。这些消极的东西恰恰是小说所强调的。小说不仅强调而且还夸张了陶渊明的消极思想。“一旦死去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陶渊明并不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有活着是一种麻烦的想法。他虽然对于当时污浊的封建社会的现实感到绝望,却对于田园生活表示过热爱,在躬耕自给的经验中感到过心安理得。而且由于农村生活的实际体验,提出过“桃花源”的理想。这样的人会觉得人生只是麻烦而无可留恋么?小说里的陶渊明再三重复“活着不容易”那句话,难道这就是人生无可留恋的原因?看来“人生实难”的思想是这篇小说里最强调的东西,作者不但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方法来强调它,而且在篇尾还用陶渊明的“热乎乎”的眼泪(其实是作者自己的同情之泪)来强调它。小说的描写给读者一种印象,好象陶渊明之所以对于死看得那么淡然,只是由于人生不值得留恋;人生不值得留恋,只是因为活着是艰难的。陶渊明果真是这样吗?从陶渊明自己的诗看来,他是明知“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艰”而又决心躬耕,不这样就不能“自安”的人,他是“有志不获骋”,因此叹恨“日月掷人去”的人,他是“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的人,又是歌颂过精卫、刑天的“化去不悔”、“猛志常在”的人,哪里会这么迫切地要求逃避生之艰难,甚至以死亡为解脱呢?

隐者的道路基本上是逃避现实的,在陶渊明的思想里有某些消极的东西并不稀奇,问题在于作者为什么偏偏强调这些东西,加以夸张,加以宣扬。小说里宣扬的这种思想感情明明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只能是被消灭了的地主阶级和正在消灭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如果这些阶级的分子没有改造的决心,不能忘怀旧梦,他们活在新社会里确实处处不顺眼不顺心,甚至觉得天荆地棘,寸步难行。这样的人如果宁愿一死以求“百了”,就不是什么怪事。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如果沾染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跟上时代,也有可能和那些悲观厌世的情绪共鸣起来。

今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的革命的人们,对于死生的看法,正和《陶渊明写挽歌》这篇小说里所强调的东西相反。革命者不怕死,也不轻生。为人民服务而生,所以生命是可宝贵的。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必要时贡献出生命,正是死得其所。对于革命者说来,“一死”并非“百了”。如果先驱者为后人立下了光辉的榜样,他死了仍然在起着鼓舞的作用,并不是“与草木同朽”而是“永生”。因此人民所给的荣誉,无论生前死后都是应该重视的,应该是既“贵前誉”,又“重后歌”。个人主义者的想法是自己的毁灭等于一切的毁灭。与此相反,革命者认为集体事业的延续就是个人生命的延续,因而把培养革命接班人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王长修同志说得好:“人还能没有一死?可是革命不能断了弦,……要找人接班。”[1]从这里可以看到无产阶级的远大眼光。至于艰难困苦,革命者一生比任何人所遭遇的都要多,但是革命的事业就是扫除历史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困难越大越多,斗志就越坚强,越昂扬。因此在革命者乐观主义的热力下,困难总是象冰雪似地消融掉。革命者的人生永远只是不断征服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征服的人生,永远不会有“活着不容易”的感叹。

古人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今天凡是树立了革命人生观的人都是既知生又知死的。正因为真正了解生的意义,才真正了解死的分两。这些人懂得什么叫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懂得为什么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或“比鸿毛还轻”,这是任何古人所不能企及的。如果要在死生问题上对今天的人民上一次课,最好的教师只能是革命队伍中的那些先进人物,而不是晋代隐逸诗人陶渊明,更不是陈翔鹤同志笔下的陶渊明。从这个陶渊明的嘴里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

当这篇小说发表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遭遇种种暂时的困难,阶级斗争正在深化,全体干部和人民一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自然灾害斗争,同时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斗争。绝大多数人经得住这些斗争的考验,证明是硬骨头,乐观坚定地克服了困难,继续前进。但也有一些人在暂时的困难面前惊慌失措了,垂头丧气了,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厌倦了,退缩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当彻底革命派,在不断革命的每一阶段都不免有落伍掉队的人。思想一掉队就不免和现实发生矛盾。这些人希望保持现状而社会偏要前进,这些人害怕斗争而斗争偏不停止,自然会觉得“麻烦”一天天多起来、活着一天天难起来了。

在那斗争严重的年月里,大家正需要互相鼓舞,增长志气。许多文艺工作者尽了责任,创造出激励斗志的作品。有些人却逃避这种责任,偏要在这时候向远离现实的方向去挖掘题材,制造一些无益甚至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至于别具肺腑、趁机进攻的人也不是没有,那是另外一种问题了。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曹禺、梅阡、于是之三人集体创作的剧本《胆剑篇》,利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故事,强调自力更生、全国团结、自强不息的思想,对于人民也起了鼓舞的作用。对比一下,《陶渊明写挽歌》在现实中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文艺报》有一篇秋耘所写的对《陶渊明写挽歌》的评论,表示了充分的赞赏,说它是“‘空谷足音’,令人闻之而喜”。秋耘说陈翔鹤同志把陶渊明写得“通情达理”,对他来说“显得特别亲切”。他还说:陈翔鹤同志“能够以今人的眼光,洞察古人的心灵”,“能够跟所描写的对象神交”,“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体会到古人的情怀,揣摩到古人的心事”。这位秋耘是什么样的人呢?据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北京文艺》康式昭《一株借古讽今的毒草》和编者的按语揭露,他是对今天的现实很不满意的人,一再发表过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大肆进攻的时候,他也放过一些毒箭,主张文艺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一九六二年他发表《杜子美还家》这篇小说,又在历史题材的外衣下含沙射影地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攻击。请看!《陶渊明写挽歌》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陈翔鹤同志能够拿这篇评论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是有好处的。

陈翔鹤同志既是今人而不是古人,说他能以“今人的眼光”体会陶渊明的“情怀”,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今人的眼光”并不都一样,有无产阶级的“眼光”,有资产阶级的“眼光”,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陈翔鹤同志的“眼光”究竟是哪一种呢?今天不是还有一种身体虽跟进社会主义社会,脑袋还留在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身首异处”的人么?这样的“今人”,以他们的“眼光”描写古人的“情怀”,或借古人的口吻表达自己的“情怀”,其结果将会是怎样?这些问题是值得陈翔鹤同志考虑的。

所谓“神交”无非指思想感情的共鸣。小说作者欣赏他自己笔下的人物,评论者欣赏小说里的人物,都可以达到“神交”。欣赏同一对象的人们之间也可以达到“神交”。陈翔鹤同志和真实的陶渊明是否建立了“神交”虽然不得而知,他和自己笔下的陶渊明却显然有情绪的共鸣。为什么有这种共鸣,是更值得他考虑的。他的小说里写得明白,那个陶渊明的消极思想是从对社会的失望来的,那个陶渊明认为当时的社会是“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眼前的事情实在无聊之极”的。作者对于今天的社会又是怎样看法?这个问题最好还是由他自己来回答。不过那位擅长于以古讽今、借古攻今的秋耘却是对这篇小说感到“特别亲切”的,他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欣赏作者的“眼光”。他未尝不自以为他是作者真正的知音和知心者,对于这种“共鸣”,陈翔鹤同志又有什么感想?

文艺作品,不论是从历史传说取材还是从现实生活取材,一旦创造出来,发表出来,它就要在社会上起一定的作用,宣扬一定的思想感情。不论作者料到还是不曾料到,愿意或是不愿意,它总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所谓“为历史而历史”只是骗人的鬼话。今人写古代题材总归是为今人服务,而不可能是为古人服务的。写古代题材的作品,它的用处并不象一些人所想象的,只是介绍历史知识和引起读者对历史的兴趣。它虽然不能和写现代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作品相提并论,却也应该把鼓舞人民教育人民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如果从无产阶级政治利益出发,用批判的态度分析历史传说,从历史传说里挖掘出有思想光辉的东西,加以突出,付以新生命,创造出能够鼓舞、启发人民的人物形象来,那就是有现实意义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好作品,能够为革命服务。这样古为今用的作品才是人民所需要的。象《陶渊明写挽歌》这样的小说,无异没落阶级心声的播音器,只能得到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分子的共鸣。它对于人民事业的危害,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注释:

[1]见《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四期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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