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诗”问题

××同志:

关于《诗经》里的文字是否经过统一修改的问题(可以间称为改“诗”问题),我看你用不着怀疑。如果你不否认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产生于南北东西,各方各地,那就不能不设想其中应该有方言的歧异。这些诗既然汇集到周王廷,为周天子和周的贵族们歌唱,就不能不更改其中的土语方言为周人的普通话,以求使周人听来明白、谐适,能够欣赏。我们从《楚辞》里可以见到楚地的方言,而《周南》、《召南》里虽有楚风,不见楚语,正是由于经过周人修改的缘故。

如果你不否认《诗经》各篇都是乐歌,也可以设想到将诗合乐的时候难免有损益词句以就乐律的情况。某些诗篇经历两周,演唱了几百年,乐律上如果有些变化,分章如果有些改变,文字上或许也不得不因之而有些增减。我们看晋乐所奏的汉乐府歌辞,很多是经过增减修改的,其增减修改的字句有时还很多。[1]难保《诗经》不曾有过类似的情形。

《论语·子罕》篇记孔子自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从这几句话可以想像春秋末年雅、颂之乐在鲁、卫有了歧异,所以孔子据卫乐以正鲁乐。这种歧异是否只存在于鲁卫之间?是否只限于雅、颂?这当然是无法推究的,但是由于《论语》这段话,使我们相信风、雅颂之乐流传日久,在各国传习之中有产生变化的可能。乐的变化引起辞的增减修改同样是有可能的。孔子订正了雅、颂之乐是否因而也更订了雅、颂之辞呢?这当然也不能确知,但也不能说无此可能。至于那些以音乐为专业的周王廷和各诸侯之国的太师,修改风、雅、颂之乐和修改风、雅、颂之辞的可能比孔子当然又多得多了。

以上只是说《诗经》中的文字经过修改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它被修改的机会也是不少的。这都是推侧之词。到底《诗经》被修改的实际情况如何,从《诗经》本身有无痕迹可寻呢?这才是我要和你讨论的主要问题。

相信《诗经》文字经过统一修改的人提出过这样一些理由:《诗经》各篇音韵差不多一律,句式主要是四言,而散见于先秦子史的“逸诗”都不像这样整齐谐适。《诗经》里还有不少相同的句子重复出现于许多诗篇,如“之子于归”,“彼其之子”,“王事靡盬”,“有杕之杜”等等,这些诗篇产生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原作者彼此借用诗句是不大可能的,当然更不可能有这样多次的偶同巧合。这些现象都是后来统一加工的结果。[2]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不晓得你是否同感?我在这里想从《诗经》中其他一些现象考察这个问题。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诗经》里有几个套子,反复运用,如出一手。例如《小雅·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出车》篇有“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塗。”《小明》又有“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暮。”这“昔我……今我……”就是套子之一。这个套子同见于《小雅》,同是周人之作,或许可以说是后出的诗模仿流行之词。至于另外一些套子,屡见于各地的风诗,产地相距很远,就不可能以展转模仿来解释。例如“山有……隰有……”的套子,出于五篇诗,凡九见:

 

山有榛,隰有苓。(《邶风·简兮》)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同上)

山有枢,隰有榆。(《唐风·山有枢》)

山有栲,隰有杻。(同上)

山有漆,隰有栗。(同上)

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秦风·晨风》)

山有苞栎,隰有六駮。(同上)

阪有漆,隰有栗。(《秦风·车邻》)

 

又如“未见……既见……”的套子,出于五篇诗,凡七见[3]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周南·汝坟》)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

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同上)

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秦风·车邻》)

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悦怿。(《小雅·頍弁》)

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同上)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小雅·出车》)

 

又如用“岂不尔思”一个问句引起下文,这也是一个套子,它出于四篇诗,凡七见:

 

岂不尔思?远莫致之。(《卫风·竹竿》)

岂不尔思?畏子不敢。(《王风·大车》)

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同上)

岂不尔思?子不我即。(《郑风·东门之墠》)

岂不尔思?劳心忉忉。(《檜风·羔裘》)

岂不尔思?我心忧伤。(同上)

岂不尔思?中心是悼。(同上)

 

以上举了三个套子,此外还有“岂无他人”、“岂不怀归”、“曷其有×”、“维其×矣”等等套子,不备举。单就以上三例而论,它们所属的诗篇,有风,有雅。有出于南国,有出于西秦,有出于贵族,有出于民间,有产于西周,有产于东周。论时代,西周贵族之作在前(例如《出草》),要说模仿只能是后出之作模仿前出之作,很难想像民间歌谣(例如《草虫》)模仿贵族的诗。也难想像距离很远的东西南北的歌谣作者彼此模仿。这些套子重复出现的次数这么多,当然也不能说是偶同巧合。如果说这是出于后来统一加工者之手,那倒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诗经》里还有一些常见的语首助词,为《诗经》以外的先秦书中所少见,如“薄”和“言”。“薄”字用为语首助词如“薄污我私”(《周南·葛覃》),“薄送我畿”(《邶风·谷风》),“薄伐獫狁”(《小雅·六月》),“薄采其芹”(《鲁颂·泮水》)等。“言”字用为语首助词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周南·葛覃》),“言采其蕨”(《召南·草虫》),“言既遂矣”(《卫风·氓》),“言念君子”(《秦风·小戎》),“言私其豵”(《豳风·七月》),“言旋言归”(《小雅·黄鸟》),“言缗之丝”(《大雅·抑》)等。又有“薄”“言”连用者如“薄言采之”,“薄言有之”,“薄言掇之”,“薄言捋之”,“薄言袺之”,“薄言襭之”(《周南·芣苢》),“薄言还归”(《召南·采蘩》),“薄言往愬”(《邶风·柏舟》),“薄言采芑”(《小雅·采苢》),“薄言观者”(《小雅·采绿》),“薄言震之”(《周颂·时迈》),“薄言追之”(《周颂·有客》),“薄言駉者”(《鲁颂·駉》)等,这些语首助词普遍于风、雅、颂,为《诗经》所特有。

助词出于口语,诗歌和口语比较接近,所以《诗经》里助词特多。《诗经》以四言句为主,经过整齐划一。因为要求句式整齐一律,有时不得凑字以足句。《诗经》里多用助词,也因为助词无义,便于用来凑足一个句子的缘故。说到口语,我们不能不想到方言。许多风诗里的语首助词中何以不约而同都有这个“薄”“言”?“逸诗”中又何以不见这个“薄”“言”?回答这些问题仍然要提出那个推断,就是《诗经》里的文字是经过统一修改的,某些助词的统一也正是修改的结果。

《诗经》里文字经过统一修改也表现于某些称谓语的一致。上文提到“未见君子”,“既见君子”,那十多个“君子”里十分之九是妻称夫之词。此外还有“振振君子”(《召南·殷其雷》),“展矣君子”(《邶风·雄雉》),“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言念君子”(《秦风·小戎》),“君子宜之”,“君子有之”(《小雅·裳裳者华》)等句中的“君子”也都是妻称其夫之词。《诗经》女子对丈夫的称谓,除个别处用“良人”以外几乎全统一为“君子”。这种称谓可能是当时上层社会通行的。有人说:“大抵其时妇人之称其夫,皆止就其社会地位而言,统治阶级之妻,称其夫为君子,被统治阶级之妻,不称其夫为君子也。正同后代官腔,妻则称夫为老爷,夫亦称妻为太太,如是而已。”[4]这话似属可信。但是我不因此便相信这些称夫为“君子”的诗都出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倒是觉得这些诗中的“君子”字样乃是由于统治阶级的修改。我们纵然不能立刻判明这些作品属于什么阶级,总该相信它们是产于不同的地方。很难想像四方各地的妇女对丈夫的称谓本来就是这样统一的。以后世的情况而论,即使在同一城市,妇女提到丈夫也还有多种多样的说法。解放前的北京妇女对人提到丈夫的时候最普通的说法是“我们先生”、“当家的”、“孩子他爹”。也有说“我们掌柜的”。“粗”一些说法是“我汉子”、“我男人”,或“我们那一口子”。最“文雅”的说法是“外子”。官派十足的说法是“我们老爷”。上了年纪的有时也说“我家老头子”。其义都同于“丈夫”。当然也有干脆说“我丈夫”的。这样数来也就不止十种了。以此推论,上面所举的那些诗篇既然不是同一地方所产,称谓应该更不统一。现在的统一显然是按照周贵族阶级的习惯加以修改的结果。

这些现象多少能够表明《诗经》经过统一文字,消灭方言,加工润色之类的修改。另外一些现象又表明《诗经》还经过增减章节,分割拼凑之类的修改,正如汉魏乐府的情形。

宋王柏《诗疑》曾指出《曹风·下泉》的第四章和上三章不类,却和《小雅·黍苗》相似,可能是错简[5]。又指出《召南·行露》的第一章和后二章意思不贯,句法体格也不同,而刘向《列女传》说申人之女作此诗,提到后二章,而没有提前一章。可知前一章是窜乱进去的[6]。他还指出《小雅·小弁》的最后四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既与上文意不贯,也不像对父亲说的话。这四句又见于《邶风·谷风》。王柏认为可能《小弁》亡脱末四句,而汉儒取《邺风·谷风》中的这四句补了上去[7]。王氏所举三篇,除《下泉》篇内容有关历史事件,不能单从文字去讨论,而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解说这篇诗大致可通[8],可以不论外,其余两篇确实是有问题。《行露》首章“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和下文“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等语,确实是毫不相干。《小弁》篇末的“无逝我梁”四句也确实是不伦不类。可以看出这些片段不是原作所有。王柏注意到这类现象,可谓目光锐利,虽然举例不多,对后人还是大有启发。不过这类现象所以产生的缘故却不是王氏所说的“错简”、“乱入”、“汉人补亡”等所能解释。

《诗经》各篇在战国时代尚为儒者所絃歌,[9]脱离音乐很晚,它们既伴随着音乐而流传,又普遍被人诵习,错简窜乱的可能性不大,和其它古书不同。至于汉儒加以添补的可能性,那就更要小些。汉时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如果有人随意增减经文,岂有不被异派经师攻击之理?而且有些可判断为增补的章节,从文义看来显然是赘疣(详下),汉儒为了什么要添补这些东西呢?

像《行露》第一章那样和篇中其它部分“不贯”或“不类”的片段,实际是拼凑进去的。这种拼凑在《诗经》里还不是个别现象,拼凑的缘故应是增加章句以合乐。有时节取甲诗加入乙诗,被节取的诗有时就在流传的三百五篇之中,像王柏所举出的《小弁》末章,“无逝我梁”四句,节取《邺风·谷风》,就是一例。现在另举几篇有拼凑痕迹的诗来看看。且看《邶风·雄雉》: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这一篇朱熹《诗集传》以为是女子思念久役在外的丈夫之诗,刘克《刘氏诗说》以为是“女子属心于吉士之情而作”。总之,这里所写的是儿女之情。前三章都是相思之词,不需要多加解释。第四章忽然对一般“君子”讲起“德行”来,要他们不忮很,不贪求,口吻类乎说教。既与上文意思不相贯,也与思妇之词不相类,不能貌没有拼凑的嫌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句为《论语》所引,这里的拼凑一定很早,当然不是后儒所为。再看《小雅·白华》:

 

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

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念子懆懆,视我迈迈。

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远,俾我疷兮。

 

这也是女子怀念爱人的诗。翻来复去,说的无非朝思暮想。全诗八章,有拼凑嫌疑的是第七章。为什么独疑这一章是拼凑呢?一个理由是这一章的词句原是从其他待篇节取来的,其本身就是杂凑成章。“鸳鸯在梁,戢其左翼”本是《小雅·鸳鸯》篇第二章的头两句。“二三其德”见于《卫风·氓》篇。“之子无良”和《鄘风·鹑之奔奔》的“人之无良”只差一字。这样凑成的四句,文义并不相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本是水鸟安宿的形象,可以用来象征幸福的生活,所以在《鸳鸯》篇下接“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在本篇,“鸳鸯”二句和下文“无良”、“二德”等语,却没有任何联系。另一个理由是“之子”二句和全诗情调不能调和。全诗只是道怀念的深情,缠绵往复。虽然偶有一点埋怨之词,仍然表现出柔情千结。这里“无良”的解词,“二三其德”的指责,便完全是另一种情调。试想当《氓》篇的女主人公说出“士也周极,二三其德”的时候表现多么强烈的悲愤?本诗和《氓》本不相类,从《氓》篇移植这样的句子,如何能不留斧凿之痕?再说,“硕人”二字在《诗经》里都属美称,本诗女主人公一而再,再而三地称她所怀念的人为“硕人”,而在这一章里忽然骂他为“无良”,达样的矛盾该如何解释?如果这一章本非原作,和其余七章本不出于一手,这些现象就都不足怪了。

《小雅·出车》篇也是有问题的。全诗六章,第五章却不似原作。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塗。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祈祈。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这首诗第一章写南仲受命治车马。第二章写出师。第三章写城于朔方,战胜玁狁。第四章写怀归。第六章写凯旋。第五章却是写女子对征夫的怀念和团聚,又插进“薄伐西戎”,实在不成章法。“喓喓草虫”六句是从《召南·草虫》篇节取来的。拼凑的人可能并不考虑文义,所以使得笺释的人除了附会和曲解便无法解释诗中的矛盾。如果玁狁就是西戎,第三章已经交代“玁狁于襄(除)”,第五章如何又言“薄伐”?而且第六章明明写春天凯旋,而第五章写“既见君子”是在秋虫鸣跃的时节,又是什么缘故?如果说玁狁、西戎是两个族,南仲于第一年的秋天回家后又出发征伐西戎,第二年春天平了西戎又回来,则何以下章只字不提到西戎而只说“玁狁于夷”?伐西戎的事前无引子,后无交代,又是为何?这都是无法解释的。这首诗的拼凑现象近人已经注意到。有人说这是“编诗者取南诗以凑成雅整齐之篇章”,[10]有人说这诗的“后三章几乎完全是借用词句拼凑出来的”,[11]这些意见都值得咱们参考。

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一篇之中拼入个别的章节。这种情形另外还有,如《周南·卷耳》的第一章为思妇之词,以下三章都是征夫之词。可能后三章是完整的一篇,“而第一章是拼入[12]。又《小雅·小明》前三章各十二句,都是写征夫怀归而怕得罪,后二章各六句,却是戒在位的“君子”不要习惯于安居。前后情调不一致,语气不相贯,似乎后二章是拼入的部分。不过后二章也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短篇,因而本篇也可能是两篇的拼合,和前面所举的那些以单章拼整篇的例子又不同了。

两诗拼合为一辞,在汉魏乐府里不乏其例,[13]《诗经》里却很少见。孙作云先生在《诗经的错简》那篇文章里曾判断《大雅·卷阿》篇本是两诗,值得注意。《卷阿》诗云: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

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生),似(嗣)先公酋矣。

尔土宇昄(版)章,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生),百神尔主矣。

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生),纯嘏尔常矣。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綱。

凤皇于飞,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皇于飞,翽翽其羽,亦传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凤皇鸣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

 

先生认为此诗第一章至第六章为一篇,自第七章至第十章为另一篇。他举了四条理由,较有说服力的是:第一、在赞美周天子的诗中篇末往往用“四方为綱”或“纲纪四方”作结,《大雅·棫朴》可资比较。本诗第六章有“四方为纲”之句,可知它是卒章。第二、前六章为赋体,后四章为兴体,作法不同。第三、最末两句说:“矢(陈)诗不多,维以遂歌”。若此诗自“凤皇于飞”以下为一首,则仅得二十四句,确实是“不多”,如加前六章,则为五十四句,就不能算“不多”了。我着还可以补充一点理由,就是前六章里的多“君子”指周天子,而后四章里的“君子”指的是大臣。前六章里有“岂弟君子……似(嗣)先公酋矣”,“岂弟君子……百神尔主矣”,“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岂弟君子,四方为纲”等语,这个“君子”非周天子不能当。到了后四章,明明说“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就是说君子使那些吉士亲爱天子,“君子”和“天子”当然不是一人。所以后人解说这个“君子”指在位的大臣。从内容观察,前六章确实是歌颂周天子的诗,而后四章歌颂的到是朝臣。末章“君子之车,既庶且多”云云,歌颂大臣的贵盛,还不为不得体,如用来颂天子就不相称了。这样看来《卷阿》可信是两篇诗拼合而成。如果《小明》也归入此类,则是无独有偶了。

《诗经》里还有一首诗曾被人疑为从另一篇分割出来的,那就是《豳风·伐柯》。吴闓生先生《诗义会通》《豳风·九罭》篇注云:“先大夫曰:《伐柯》《九罭》当为一篇。上言‘我觏之子,笾豆有践’,此言‘我觏之子,兖衣绣裳’,文义相应。后人误分为二,于是上篇无尾而此篇无首,其词皆割裂不完矣。”吴氏的怀疑不为无因,他的假定可备一说。一辞分作两曲的例子在汉乐府里是存在的。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上大夫庶人。”[14]可知挽歌曾经李延年分割。《诗经》既属乐歌,如果有同样的情形也没有什么可怪。就是上述的这些情况使我相信《诗经》里的篇章字句曾经被人增减分合,统一修改。修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灭方言歧异和合乐时的剪裁。修改的人应说主要是周太师。诸侯国家的乐官可能也有份。孔子是否也插过一手?那也难说,因为孔子也曾做过“正乐”的工作。修改也未必限于一次两次。那些由于唱法改变而作的修改,在这些诗篇脱离音乐以前都是可能有的。

《诗经》和汉魏乐府歌辞性质相同,所以不妨以汉魏乐府的修改情况推论《诗经》。不过汉魏乐府里许多改过的歌辞和原辞同时存在,甚至改作所依据的另一作品也存在,[15]比较之下,一目了然。研究《诗经》里的修改就没有同样的条件。往往不能不从那些斧凿之痕去推敲。因此上面所谈,推测之词不少,错误一定难免,姑且提出这些问题,以俟讨论。其中如果有些符合事实的地方,或许可以稍减你原来对这个问题的怀疑。请指教。

 

注释:

[1]例如汉乐府《白头吟》,晋乐所奏分为五解,第三解和第五解各四句都不是原辞所有,另外又在第二解中增加了两句。又如曹操的《短歌行》,晋乐所奏分为六解,每解四句,全篇比原辞减少了六句。

[2]参看郭沫若《简单地谈谈诗经》(见《雄鸡集》第一六九页),罗倬汉《诗乐论》第117页《编诗者之权衡》一节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中国诗歌史》第七五页至第七七页。

[3]此外还有只写出“未见……”,没有“既见……”和写出“既见……”而省略了“未见……”的例子,见于《小雅》的《隰桑》、《蓼萧》、《菁菁者莪》和《秦风》的《晨风》。

[4]朱东润《读诗四论》第五十页。

[5]通志堂本《诗疑》卷一第九页。

[6]同上第一页。

[7]同上第十四页。

[8]《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八说《下泉》是曹人美晋荀躒纳周敬王于成周之作。此诗卒章似模仿《黍苗》。作者时代晚,又属士大夫阶层,自有接触西周雅诗,从事模仿的可能。

[9]《墨子·公孟》篇:“儒者诵诗三百,絃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10]《诗乐论》第一六五页。

[11]《中国诗歌史》第七五页。

[12]孙作云《诗经的错简》附注提到日本青木正儿有《诗经章法独是》一文,言《关睢》与《卷耳》原来各为二诗,后误合为一诗。孙文载《人文科学杂志》第一期。

[13]例如《郊祀歌》第十章《天马》本是两辞,合并于李延之手。《相和歌》中的《长歌行》中“仙人骑白鹿”十句为一首,“岧岧山上亭”以下为另一首,是一首汉诗和一首魏诗的拼合。

[14]《乐府诗集》二十七引。

[15]例如晋乐所奏《西门行》较之汉《西门行》本辞有所增添,也有所删削。其增添的部分是以《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篇为蓝本。三篇俱在,彼此的关系容易从比较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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