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

翻译难,翻译研究亦不大易,这恐怕是译界中人惟一公认的一条真理。除此之外,大至一套理论体系之建构,小至一个词语句子的翻译,从来都是争议多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包括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学翻译,充分显示出人文问题的复杂性、多义性和模糊性。翻译问题不像自然科学,存在类似“1+1=2这样统一的标准答案,因此也不能简单地进行“原文(作者)/译文(译者)”这样的二元划分,从而判断后者是否“等值”或“忠实”于前者。这当然不是说翻译毫无规范性和规律性可言,只是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当代一位资深翻译家在谈论翻译时指出:“翻译中的理论争论始终没完没了。因为任何语言中的任何一词,都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同一的一个词;而且,每一种语言都以一种特殊的语法表达一种视界。翻译就是选择,而选择时,各人又有各人的标准。”[1](P123)的确,由于各种语言文化或多或少存在“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这就需要翻译来跨越语言、文化的障碍。翻译即选择,而标准各各不同,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翻译的选择是一种权力,一种策略,但并非随心所欲,它既有译者主体个人审美方面的因素,更有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多种文化因素所构成的权力关系的制约,所谓翻译中的暴力问题,即是一例[2](P47)。也就是说,翻译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直接指向文化多元系统内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当代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埃文———佐哈尔所指出的,“事实已经证明,多元系统内存在的关系,不单决定多元系统内的过程,而且决定形式库(repertoire)层次上的程序,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制约,其实同样有效于该多元系统的实际产品(包括文字与非文字产品)的程序,例如选择、操纵、扩展、取消等等”[3](P21)。从文化角度观照,我们可以对翻译中“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并非林译小说所独有的特例———的现象作一番透视和分析。

早在上个世界60年代初,钱钟书先生写了一篇堪称划时代的长篇译论《林纾的翻译》(1963)。可惜译界中人往往误读了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典型的莫过于把“化境”说当做是钱钟书主张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最高规范,因而认定它作为传统译论的一部分而构成“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4](P19)。其实,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反传统的,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钱钟书对林译小说大量存在着的“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作了精彩分析,但没有因为它不忠实于原文而简单地加以否定,相反却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对林纾前期的翻译;而对于紧扣原文的所谓“忠实”,却毫不留情地给予尖刻批评,斥之为“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5](P297)。这些见解对于传统的以“信”(忠实)为首要标准的翻译观无疑构成强烈的反讽。钱钟书这篇译论自问世以来将近半个世纪了,被选入各种译学论集,也许人们太熟悉了,以致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不久前读到一篇论述译者身份的文章,其中有一个立论,认为译者的创作必须以忠实于原作为前提条件,否则就是对原作的毁坏,接着以林纾为例,认为他不是以译者的身份而是“以读者的身份理解作者的意图”,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原作进行创作。论文作者还引了一大段英文原作与林译对比,并且引述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所作的分析,但最后却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林纾的译文笔润墨饱,使我国读者读起来感到淋漓酣畅,但它毕竟太脱离原作,为现代翻译所不取。”[6](P347-348)不难看出,论文作者所作的结论远远倒退到钱钟书以前的水平,恰恰代表了一种“为现代翻译所不取”的传统观念:总是把“忠实”(其实质是“原文至上”)作为翻译的首要标准,怎么也跳不出以“原文(作者)/译文(译者)”来考量翻译的思维模式。翻译中这种由来已久的“忠实综合症”———或者说“忠实幻想症”———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想象,一个理论神话。它首先就经不起翻译实践的检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林纾,就以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大家严复为例,看一看这位“信达雅”始作俑者(这里用“始作俑者”一词丝毫不带贬义)的译文是否“忠实”于原作。

“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题诗)。我们知道,与林纾的翻译不同,严复所翻译的是今天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一类的著作,在一般人———尤其是患有“忠实综合症”的译界中人———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林译小说中那种“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而事实到底又是怎样的呢?首先让我们读读他所译的《天演论》的开场白: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其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再让我们看看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two thousand years ago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it may be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here and there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两相对照,正如王佐良先生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所作的分析: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照汉语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的,原文里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并列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原文里第一人称的“I”也成了译文里首句第三人称的“赫胥黎”,颇似中国古代史书的开头如“太史公曰”之类。在风格上,严复这段译文比赫胥黎的原文更戏剧化,原文第一句是板着面孔开始的:“It may be safely assumedthat...”,而译文首句:“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则立刻把人们引入到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合。这样的增删改动并不是孤例。在原文本段略后处,赫胥黎简要地写了“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几字,而严复的译文则是:“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遗留。”[7](P162-169)请看,严译何“信”之有?这哪是忠实于原文,“读起来简直像一个战况公报了!”[7](P165)这是由于严复不懂原文而造成的吗?当然不是,他显然是有意为之的。

那就值得进一步深究,严复为何明知故犯而置“信”于不顾?我们可以在他的《〈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找到部分答案。“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4](P136)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严复关于“信达雅”的最初说法。作为一代翻译宗师,严复深谙译事三昧,“求信”(忠实于原文)难以做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倘若一味强求,结果只能是欲“信”则不达。“达”才是严复所追求的首要目标,这不仅是要尽可能准确(不可能完全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宗旨,更重要的是要能让翻译为目的语言文化系统的读者接受,真正达到目的而产生效益,否则,译文无效,译了也白译,所谓“虽译犹不译也”。严复的翻译目的很明确,他翻译的书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从亚当斯密的《原富》到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每一本都是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严复心目中预定的读者群也很明确,那就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却往往保守成性,甚至冥顽不化,而要让他们接受思想启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也真是用心良苦,他调动了各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译文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其中包括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因为他深知,“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7](P168)。于是,他成功了。他的一系列译著所产生的持续而重大的影响,有的甚至连严复本人也始料未及。

严复如此,林纾亦然。他们有所区别的是,林纾是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他的译作都是与熟谙外文的助手合作完成的,所译的大多是小说,这就为他的翻译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和严复一样,林纾最初的翻译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目的也相当明确。林纾从事翻译的年代,正值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林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901年《〈黑奴吁天录〉跋》里写道:“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自称译著虽微不足道,“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时代(所谓“西学东渐”),而他的翻译与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他本人的文化选择有极为密切的关联。钱钟书先生论林纾的翻译,特别是对林译中随处可见的“讹”———包括“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所作的详尽分析和精辟论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其中阐发的翻译思想与当代“多元系统论”可谓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林纾的文学翻译,包括他对译本的选择以及他的翻译策略,还有读者的接受反应等等,无不受制于目的语言文化系统中的各种关系。

在《林纾的翻译》开篇,钱钟书先生从翻译的训诂中揭示出它的多重意蕴:“诱”、“讹”、“化”,并且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学,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5](P269)。正如严复的“信达雅”常常被误读,“化境”说也被许多人当作衡量翻译的一个标准,甚至作为最高规范。看来不少人中了先生文章的“障眼法”的圈套。其实所谓的“化境”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一个不切合翻译实际的幻想。仅从翻译的训诂就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化”与翻译不沾边,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译”、“诱”、“讹”都有一个“言”字边,惟独“化”没有;有意思的倒是,“言”字加“化”就是“讹”。因此,除非不“言”不“译”,否则“讹”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讹”是翻译与生俱来的一个特质,或者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毛病”。所以先生笔锋一转,断言“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5](P272)。对于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先生没有多费笔墨论述。他只是简略地回忆自己少年时读林译小说而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并且增加了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事隔数十年,当他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识,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5](P276)。正是通过大量的例证研究,先生阐发了许多关于翻译的“颇耐玩味”的真知灼见,譬如说,他指出“林译的‘讹’决不能全怪助手,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5](P284-285)。的确,翻译作为一种“后起的生命”(afterlife),关键在于翻译主体能否真正赋予它生命,而“忠实”并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相反,太“忠实”却会扼杀这个“后起的生命”。我们还可以借用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论证。文学翻译其实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形象塑造,并非复制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重要的不是它是否忠实于原型(“他者”),而是它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它是按照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个被重新塑造出来的“他者”形象不可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因为塑造者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而且塑造“他者”的目的,往往在于言说“自我”。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成功的译作往往能超越原作,譬如林纾前期的许多翻译小说,先生就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因为林译“明爽轻快”,哈氏原文“滞重粗滥”,进而得出结论:“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5](P303-304)倘若还有人一味指责译者“不忠实”,译者大可以借用博尔赫斯的话反唇相讥,说那是“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El origi-nales infiel a la traduccion)[5](P287)

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对林纾后期的翻译给予严厉的批评,甚至用袁枚论诗的“老手颓唐”那四个字移评后期林译。他发现,在后期林译里,塞万提斯的生气勃勃、活泼流走的原文和林纾的死气沉沉、支离纠绕的译文,孟德斯鸠的“神笔”和林纾的钝笔,成为残酷的对照。即使是同一个哈葛德的作品,比之前期的林译,也是判若两人。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林纾后期的翻译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先生所指出的,“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形式上是把外文作品转变为中文作品,而实质上等于把外国货色转变为中国货币。……假如翻译工作是‘文学因缘’,那末林纾后期的翻译颇像他自己所译的书名‘冰雪因缘’了。”[5](P290-291)林纾后期的翻译给一切翻译工作者敲响了长鸣警钟。倘若一个译者态度冷漠,失却了从事跨文化对话的兴趣和创造的热情,而把自己变成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机器甚至赚钱机器,这才是翻译中最可怕、也是最大的“不忠实”。

林纾的翻译和钱钟书的译论都已成为翻译史的宝贵遗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所倡导并践行的“优势竞赛论”其实就是严复、林纾所代表的翻译传统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破除了“原文至上”的观念,抛开了“忠实”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消解了“翻译/创作”之间的界限。尽管“优势竞争论”遭受种种非议,但事实上它是符合翻译规律的。按照“文化学派”的翻译观,翻译就是“重写”(rewriting),“重写”就是“操纵”(manipulation),“操纵”无所不在[8]孔艺风博士曾通过详尽的例证分析,说明翻译中“操纵的空间十分可观”[9](P71-72)谢天振教授也曾断言:“在文学翻译中,译本对原作的忠实永远只是相对的,而不忠实才是绝对的”[10](P237)。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传统翻译对“信”(忠实)的追求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已成为不攻自破的神话。张南峰先生为埃文一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一文写过一个提纲挈领的导言,颇能启人心智,兹抄录最后一段如下,作为本文的小结。

假如把多元系统应用于中国的翻译研究,我们或许能够解释许多现象,例如严复、林纾为何用达旨、译述的手法而成功,鲁迅为何主张硬译,当代流行的规范为何与以前的不同。我们可能还会发现,翻译规范因应社会的需要而变化,不同的规范,只是为了迎合不同时代的需要或者达到不同的目的,不一定有正确与错误,或者先进与落后之分。[11](P116)

 

参考文献:

[1]余中先.左岸书香[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2]黄汉平.新千年翻译研讨:翻译的洲际透视———“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侧记[J].外国文学动态,2002(2).

[3]埃文—佐哈尔、伊塔马.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6]田德蓓.译者的身份[A].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王佐良.语言之间的恩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8]Bassnett.susan and 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C].LondonPinter Pulishers.1990.

[9]孙艺风.文学翻译的过程[A].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0]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黄汉平(1963- ),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比较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翻译研究。(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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