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鍾书与鲁迅

钱鍾书与鲁迅终生不曾相识,当然也更谈不上把臂而谈、上下其议论。不过,假使他们真的有机会认识,以我辈后学浅见,必定意见相左而话不投机。我们知道,钱鍾书在清华读书时,曾写过书评批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未作正式的响应(1)。但鲁迅的性格却不同,若遇到此种挑战,必定要来争个明白。况且钱、鲁二人趣尚如此不同,脾气又都极其狷介,哪能不互骋辩才呢?所以,将两人捉置一处,作“截搭题”,人们往往强调二者之异,如黄维樑比较二家小说时,即谓:读鲁迅的小说,有如喝铁观音,入口略带苦涩,而回味则甘香无限;读钱鍾书的小说,则如喝芬芳扑鼻的白兰地,入口就芳香四溢。读鲁迅的小说,如嘴嚼橄榄,胜在余味;读钱鍾书的小说,则如大啖芒果,甘香多汁,入口而快感顿生。云云。(2)这一些话固然说得十分波峭,令人解颐,但假如不限于小说,就还可在黄氏语后添上几句:鲁迅是“玄虑之人”,近于仁者,志在入世,有担荷人类痛苦之意;钱鍾书乃“明白之士”,属于智者,以高世之心,“观海之澜”(3)。鲁迅之文,老辣精悍,有如汉廷老吏,定谳难翻;钱鍾书之文,则句奇譬妙,有如东方正谏,时杂诙谐。二人性情与文风之别如此。

不过有时候,鲁迅与钱鍾书二人却也议论若合符契,居然有些“英雄所见略同”。以下姑举数事,以见其概。

 

首先是对金圣叹的批评。我们知道,金圣叹这位清初的文学怪才,在充满朴学空气的清代,除掉刘继庄、李渔等少数人外(4),似乎并不很受第一流人物的推崇,也难容其登大雅之堂。到了近代,他才时来运转,跟着白话小说一道走红起来,接受了当时不少大学者的褒扬。譬如林语堂,就把他封为“十七世纪的印象派批评大师”(5),流露的倾慕之言不一而足。又比如周作人,虽不曾赠此美谥,却也不止一次地贡其赞辞,在《小说》一文中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1](P13)又应林语堂之请作《谈金圣叹》,对金的文章亦极表欣赏(6)。而胡适这位理性主义的大师,对金圣叹竟也万分倾倒,他一则说:“圣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2](P408)一则说:“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能动人的。”[3] (P365)关于金圣叹批《水浒》,胡适又说: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4] (P347)

到了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地提起,说《水浒传》是因为得到了“十七世纪文学怪杰金圣叹的大删削与细修改”,才成了“那部三百年人人欣赏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把金称为“十七世纪文学怪杰”,似还不十分过分,后面又接着说:

    杨定见百二十回本已是经过最后一百年的大文人仔细改削的绝好文字了。但金圣叹又大胆地删去了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削去了“征辽”、“田虎”、“王庆”的三大部分,真是有绝顶高明的文学见地的天才批评家的大本领,真使那部伟大的小说格外显出精彩![5] (P1594)

“天才批评家”的徽号都还嫌不够,还要在前面添上“有绝顶高明的文学见地的”十一个字加以修饰!在胡适的意中,《水浒》之所以伟大,似乎全仗金圣叹的“大删削和细修改”。这种看法,鲁迅当然是大不以为然的,他对金氏的批评与以上诸人完全不同,准确说应该是大相反对。他不喜欢金的为人,对其小说评点与删改也颇多指摘。例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金氏之七十一回本“惟于字句小有佳处”[6] (P146)。而在《谈金圣叹》一文中,鲁迅则对金圣叹有更为全面的批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7] (P527)

又说:

   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7]

不仅如此,鲁迅对林语堂等吹捧金圣叹也颇加挖苦,如在致郑振铎的信中就说:“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8] (P466)更可见其对林、胡等捧金的态度。

假如说鲁迅对金圣叹的批评夹杂了某些情绪,还不完全是就文论文,不属纯粹的学术批评,那么,钱鍾书的意见则可谓是一种冷静的学术批评了。但他对金圣叹的评价与鲁迅几乎完全一致。在《管锥编》中论《诗经·陟岵》时,引及金圣叹的《西厢记》批语,说金是:“小知间间,颇可节取。”[9](P114)“节取”其说,却冠以“小知间间”(出《庄子·齐物论》)的贬语,足窥钱鍾书对金圣叹的整体评量。又论及金批《水浒》“鲁智深火烧瓦官寺”一回的“章法奇绝,从古未有”那一节时,云:

    不知此“章法”开于《左传》,足征批尾家虽动言《水浒》“奄有邱明、太史之长”,而于眼前经史未尝细读也。[9] (P212)

这分明是毫不掩饰地加以讪笑了。而于金圣叹之改窜《水浒》、《西厢》,认为只是:“沿时弊而愈昌狂。”[10] (P1069)这些批评与前面所引胡适的话恰好相反,但与鲁迅的意见则恰好合拍。

 

其次是关于嵇康的批评。鲁迅对于嵇康的爱好,但看他费时下力去校《嵇康集》就可知道(7)。在精校之外,鲁迅还撰写了《嵇康集序》、《嵇康集跋》、《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着录考》、《嵇康集考》等一系列考据文章。但鲁迅对于嵇康的评论却寥寥无几,其较为完整者见于那篇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中略)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11] (P511)

这是就诗文方面而言的。关于为人性格和处事,则说:

大概是因为吃药(按:指嵇康)和吃酒(按:指阮籍)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吃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1] (P510-511)

因此:  

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11](P512)

这些批评牵涉到了阮籍。其实,历来批评嵇康的,往往都会带到阮籍。对此二人,轩轾每多不一。但大抵说来,左阮之说较占上风,这大概是从钟嵘以来就形成的一个传统。《诗品》列阮于上品,归嵇入中品,历代无甚异议。其意虽主要在于论诗,但其实同时也论到人品的高下。如称阮籍“厥旨渊放”、“自致远大”,而批评嵇康“过为峻切,讦直露才”,就不全是就诗论诗。在后世诗文评中我们常碰得着相近之见。随手举几例: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藻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论》、《绝交书》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中略)诗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12] (P989)

嗣宗、叔夜并以放诞名,而阮之识,远非嵇比也。[13] (P151)

阮公渊渊,犹不宣露,叔夜婞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召祸之故,乃亦缘兹。[14]

说嵇诗“更不如嗣宗”,言外则嵇文也是“不如”。至于反对尊阮轻嵇之论,虽非绝无,但实鲜有。我所知道的惟叶梦得《石林诗话》中一节,有贬阮之语,以为阮籍为人不及嵇康(8)。论文则刘师培曾谓“嵇文长于辩难”,为阮所不及[5] (P46)。左阮右嵇的这种情形还反映在两家集子所受的待遇上。早在六朝,就有颜延之、沈约两家替阮诗作注。自清代以还,于《阮嗣宗集》上花功夫的学者就更多,如顾景星、蒋师爚、黄节、华忱之、李志钧、陈伯君等,而《嵇中散集》相对而言则受冷落多了。除开鲁迅的校本外,就只有戴明扬一种(9)。这当然算得一个明显的对照。这个对照在当代通行的文学史里还见得出。但我们看钱鍾书对嵇康的评泊,则迥然与流俗不同,与其尊人钱基博氏的观点也相左(10),而与鲁迅的意见再次拍合。《管锥编》中云:

嵇康《养生论》称“曾子衔哀,七日不饥”;欲成己说,不惜过信古书,亦通人之蔽耳。[9] (P239)

这儿是指摘嵇康的,却称之为“通人”。“通人”在钱鍾书一向是个不肯轻易许人的极高的赞辞,与王充《论衡·超奇》中之“通人”意义不同,而大抵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的“通人”意思相近。钱鍾书极鄙薄经生、学者,而重文人、通人,此已为世所熟知,不烦细述。又于论范缜《神灭论》时云:

按精思明辨,解难如斧破竹,析义如锯攻木,王充、嵇康以后,始见斯人。[16]

这是对嵇康文章的历史地位之衡定。置嵇于王、范二家之列,实前此所从未有之评也。于此,鲁迅有知,想必是完全首肯的吧。比较嵇、阮,则谓:  

阮、嵇齐名,论文阮似忝窃,当以诗挈长补短也。[10] (P1083)

比这更具体的是下面的一段议论:   

阮籍《乐论》主乐“宜平和”,而讥世人“以哀为乐”,亦似嵇《论》(按:指《声无哀乐论》)。言“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然阮了无“析理”、“尽理”之功,故“解音”、“识音”不得望嵇项背,匪特让出一头地也。后世评弹之作,如黄道周《声无哀乐辩》、曹宗璠《驳〈声无哀乐论〉》等,粗心易念,直蚍蜉之撼大树、蜾蠃螟蛉之侍大人而已。盖嵇体物研几,衡铢剖粒,思之慎而辨之明,前载得未曾有。[10] (P1087-1088)

这里判断二人文章之高下,语气间大有不屑道阮之意;论嵇、阮处世之不同,则云:  

嵇、阮皆号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中略)避世阳狂,即属机变,迹似任真,心实饰伪,甘遭诽笑,求免疑猜。(中略)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如梵志之翻着袜然,宁刺人眼,且适己脚。[10] (P1088-1089)

这与鲁迅论二人饮酒、服药一段,实可谓笙磬同音,大可相互发明。其下复申之:  

《与山巨源绝交书》云:“阮嗣宗口不议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明知故犯,当缘忍俊不禁。夫疾恶直言,遇事便发,与口不议人过,立身本末大异,正忤世取罪之别于避世远害也。阮《答伏义书》河汉大言,不着边际,较之嵇之《与山巨源书》,一狂而浮泛,一狂而刺切,相形可以见为人焉。[10] (P1090)

议论精辟透彻,我们把这和鲁迅的意见比较,就发现其间虽有精粗浅深之不同,但二者之倾向却完全是一致的。鲁迅的话我们不妨看作钱鍾书的具体而微。最后顺便提一下戴明扬的校注。戴于嵇康集亦用功极深,但鲁迅以为其校取舍不当,曾在与台静农的信中说:“君今校,亦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17] (P219)而钱鍾书在《管锥编》中也说:“近人《嵇康集校注》引焦循说‘略’通‘了’,复以‘了’通‘戾’,失之”[18] (P55)。这个小批评似可看作是对鲁迅意见的一个小印证。

 

鲁迅所长主要不在学术,尽管在学术上确也戛戛独造,自树一帜,他一生最感兴趣的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解剖和批判。钱鍾书的兴趣则主要在学术,不过,在沉酣学术的余暇,他也常会将目光投向人间,并顺手把人世的虚伪搠上几个窟窿。比如在论释老相攻时,揭露二氏“以异己为附庸”的惯技时云:  

教宗相哄,于强有力而争难胜者,每不攻为异端,而引为别支,以包容为兼并(annexa-tion)[16] (P1385-1386)

在论宋释契嵩攻韩愈时,作更进一步分析说:  

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难摇、大树之徒撼,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而反引为友;巧言曲解,称其于佛说貌离而神合、心是而口非焉。纪德尝谓:虔信天主教者论文有术,于欲吞并而不能之作家则抹杀之,于欲抹杀而不得之作家则吞并之。(中略)此术用途至广,固非佛教及天主教所得而专,亦不仅施于谈艺,勿待言矣。[19] (P383-384)

最后一句,真是意味深长,言外有无穷感慨在(11)。这种对世态人心的揭露和文化批判,在鲁迅的文章中俯拾即是。如《这个与那个·捧与挖》里就有: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征兆的人,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20] (P140)

或者如《我的“籍”和“系”》所说:  

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提高。[20] (P82-83)

“压下去”、“压服”即是“抹杀”,“捧起来”、“提高”略等“吞并”。二人之意,若合符契!所不同者,鲁迅意在论世,而钱本论文,顺笔及之耳。

这些意见外,二人一致之处,当然还有不少。比如二人皆深喜李长吉,皆极轻章士钊,皆曾讥扬雄以“蠢迪检柙”代“动由规矩”,以为是以艰深文浅易,皆认为《飞燕外传》笔致绝类唐人传奇(12),等等。限于篇幅,姑勿细论。

所有这些,已足够说明钱、鲁二人识见之确乎相通,非出我的有意穿凿附会,以上所述不过是稍通骑驿而已。而此种相通的背面原因,当然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不过这里不能展开,我姑且简单列举三点。第一,在金圣叹评价问题上,钱、鲁二人所以意见一致,不同于胡适、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无保留的推崇,是因为钱、鲁二人皆为杰出的小说家,于文学尤其小说的领会较之其他三人要深刻得多,故不很同意金圣叹的颇有浅薄之嫌的评点,而往往更宁愿去指出其不足处。第二,关于钱、鲁二人都喜欢嵇康,则似乎表现了他们性格上某些相似,即为人的率直与狷直(13)。有学者以为钱、鲁二人文章都曾受到魏晋文章的影响14,其说未必可据为定论,但可以说明二人喜欢魏晋是有据可查的。文章的喜好流露了他们性情的相近,反过来似乎也可以说,就是性情的相近决定了他们文章喜好上的一致。第三,钱鍾书曾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说,他的兴趣在“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21] (P7),但此文后来收入《七缀集》却删去了,从这件事似乎可以推见,晚年的钱鍾书为学宗旨有了自觉改变,不欲再以文艺批评或文学自囿了。而他在批判人性、社会之际,却又与鲁迅不期然而相一致,这就颇值得我们玩味深思。至于钱、鲁迥异之处,我当然也并未忘记,因为我所谓的相通,正建立在相异之上,假如没有相异,也就没有相通,有的不过是令人感到索然寡味的雷同罢了。

 

最后该提一下钱鍾书对鲁迅的看法。钱鍾书与鲁迅终生不曾相见,因此,鲁、钱二人相互间的“对面之批评”,也就无从说起。但幸好钱鍾书对鲁迅的“单面之批评”,我们还能看到,尽管少之又少,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钱鍾书平生语及鲁迅,就我寡陋所知,见诸文字记载的有四次(15)。其一是在《中国新文学源流》的书评中,说:“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22] (P84)这里全无态度,可以不论。其二是水晶《侍钱“抛书”——两晤钱鍾书先生》一文所记:

    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short-winded“短气”的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文章,像是《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钱在水晶的追问下评鲁,表面看似乎尚公允持平,实际上却是皮里阳秋。因为这“短气”short-wind-ed一词,原有贬义。在另外一个场合钱鍾书说:“西洋文评偶然用气息,只是极粗浅带遣责性的形容词,不是单独中立的名词。譬如说气促的文章(short- winded style)。”[23] (P403)这是论文。其三则是李锐《黎澍十年祭》所记,钱鍾书谈到胡适时,说“鲁迅那样批胡骂胡,且狠挖苦,但鲁迅生前,胡适从来没有讲过鲁迅半个不字”[24] (P381)。这里是赞许胡的为人,但语间涉及鲁迅之处,却是颇致微辞。这是论人。最后是他的《“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开幕词》,称“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越多”[25],这是官样文章,不得已的应酬敷衍,也许作不得准。

 

注释:

①详参刘衍文《钱周之争平议》,见冯芝祥编《钱鍾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

②黄维:《蕴藉者和浮慧者——中国现代小说的两大技巧模式》,见钱鍾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鍾书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年, 288页。

③刘邵《人物志·九征》有“明白之士,达动之机”、“玄虑之人,识静之原”的话,实即仁智之别,此借用之。

④全祖望《刘继庄传》谓刘“生平极口许可金圣叹”,见《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四部丛刊本;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填词余论》则称“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又谓“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见《李渔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年, 64-65页。

⑤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见《林语堂经典名著》第三册,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 1986年, 141页;其余参见林氏《论文·金圣叹代答白璧德》、《论语录体之用》、《金圣叹之生理学》诸文,见林语堂《我的话》下册《披荆集》,上海时代书局, 1944年, 6-750132页。

⑥参见《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6年, 16-17页。

⑦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 39页;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 55页。

⑧参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 1981年, 434页;明张燧曾袭取其意,见《千百年眼》卷六“阮籍巧附司马昭”条,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

⑨叶渭清亦有校记,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五、九卷, 1930-1935年,但未成书。

⑩参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中华书局, 131页,其中有云:“康正名辩物,颇核持论,而气不齐,采不遒,意思安闲,只是以质率妙造自然;而不同阮籍之仗气爱奇,动多振绝。(中略)而《三国志》本传谓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好言老庄,则有之矣;壮丽尚奇,窃未见然。”这个见解与前引王世贞的话大致相近。

这些话的意思早曾于《宋代的诗话》中说过:“诗人在批评的时候,碰见跟自己风格不同的东西,往往一笔抹煞,假如不能或不敢抹煞,准会把它的风格说成跟自己的类似。”见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686页。

参见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谓鲁迅“所最好的是李长吉”,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 163页;周作人则谓鲁迅于韵文所喜爱的除《离骚》外,“唐朝有李长吉”,见《鲁迅的青年时代》, 67页;钱之喜贺,读《谈艺录》第44-60页,即可自明。鲁迅之轻章士钊,世所熟知,勿须烦引;钱之轻章,见吴忠匡《记钱鍾书先生》所引钱与吴书:“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弟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与多闻后生竟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胡适妄言唱于前,先君妄语和于后,推重失实,流布丹青,章亦居之勿疑。”所谓“胡适妄言”,指胡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所谓“先君妄语”,指《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新文学()逻辑文一节。见牟晓朋、范旭仑编《钱鍾书先生》,大连出版社, 1995年, 133-134页。鲁迅讥讽扬雄,见《作文秘诀》:“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中略)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是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 612页;王水照《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鍾书先生》记钱批评古人代字法,是“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所举之例,扬雄的就在其中,见《文汇读书周报》199912。论《飞燕外传》,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 39页;《管锥编》第三册, 965页。

参见范旭仑《钱鍾书的性格》,见冯芝祥编《钱鍾书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

参见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鍾书的人文思想》第六章,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近承范旭仑先生函告,钱鍾书语及鲁迅,尚有如《小说琐征》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遗;在东京大学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最后,他的学生做的跋,讲中国古代小说分两种,那两种小说分法,好象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采取了;复郑朝宗书:鲁迅纪念会活动,弟以事都未叨陪,只出席结束大会;复傅璇琮书:未尝得见鲁迅一面,仅通函敬慕面已,今则着文自记曾登鲁门拜等多处。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书房一角[M].上海:艺文社, 1944.

[2] .《水浒传》考证[A].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二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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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浒传》考证[A].胡适文集:第二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57·

[5] 适:与苏雪林、高阳书(1961117) [A].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下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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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腔北调集[A].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8] .与郑振铎书(1934621) [A].鲁迅全集:第十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9]钱鍾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0]钱鍾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1] .而已集[A].鲁迅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A].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C].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3]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4]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C].清乾隆13年序刊本.

[15]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16]钱鍾书.管锥编:第四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7] .致台静农书(1935920) [A].鲁迅全集:第十三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8]钱鍾书.管锥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9]钱鍾书.谈艺录(补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20]华盖集[A].鲁迅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1]钱鍾书.旧文四篇[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2]钱鍾书散文[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23]钱鍾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A].钱鍾书散文[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24]李锐诗文选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25]文学报, 1986-10-23.

 

作者简介:王培军(1972-),男,安徽枞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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