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鍾书的宋诗观

钱鍾书是集学者、才人于一身,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而又兼善各类著述体裁的一代宗师,在其篇篇巨著中,对中国传统的古典诗学理论进了全面精辟的阐述,对宋代诗歌及理论的整理和研究用功尤深。在《宋诗选注》中,钱鍾书以批判的方法对宋诗加以肯定,而在他的《谈艺录》中所涉及的宋诗部分及他自己的诗集《槐聚诗存》也都充分体现出他对宋诗独特风格的肯定。所以,研究他的宋诗观应该从《宋诗选注》、《谈艺录》、《槐聚诗存》乃至钱鍾书与诗学前辈陈衍的师承关系中广泛取材,并相互补证。

 

一、从《宋诗选注》看钱鍾书的宋诗观

钱鍾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作为钱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的体现,是先生对宋代诗学的正确“诊脉”所得的精髓,是对传统唐宋诗之争的理性审视、鉴别与见解。下面就从《宋诗选注》的角度来讨论先生的宋诗观。

对于《宋诗选注》的序,学术界历来给予高度的关注和肯定,认为是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心得的经验总结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有些学者就其序中对于宋诗缺点的批评指出先生虽然做了宋诗选注这一工作,但是对于宋诗是持否定态度的。就其整篇序而言,是“以否定的立场提出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宋诗创作特征的基本方面”[1]。在这个选本中,先生虽对宋诗的缺憾多有批评但也充分肯定了其价值与地位。他说“: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2]10既然选了它,就说明宋诗还是好的。“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2]10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发展到有唐一代,就其创作规模、艺术技巧和思想水平来看,都达到了一个空前鼎盛的时期。先生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2]10因此,他对宋诗进行了批评,但先生的态度是极为深刻和富于辩论意味的,明人批评宋代诗人模仿唐诗,说:“如画师写照,……无一不似,……了无生意,……似之而失其真矣!”[3]先生指出:“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2]10在此,先生充分肯定了宋诗之不同于唐诗之处、宋诗的艺术创新以及宋诗的独特特征,并且也肯定了的宋诗的成就,指出宋诗要超过元、明、清三代。对于宋诗的成就与贡献,钱鍾书用了一个比喻,“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2]11。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的,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先生在此书的序文中,对明代的“复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通过皎然、姜夔、李梦阳三人的三段话进行比较,批判明人一味“复古”,求与古人同,而不知标新立异,从而肯定了宋诗的推陈出新。

学界人士对《宋诗选注》的评及诗注是非常肯定的,先生自己颇自负地认同此说。先生对书中所选诗人作了中肯的评价,指出他们的不足及成就,对很多诗人既有批评又有肯定,如他肯定了梅尧臣主张“平淡”的诗风,同时又指出他尝试与创新所付出的代价:“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2]14;对于苏轼,先生则指出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2]61,而毛病则是铺排古典成语;再如对于陆游,先生否定了他的模仿与抄袭前人,但又肯定了陆游诗中“别开生面的地方”,那种杜甫缺少而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境界”。在此只是简单举引几例来说明,先生虽然对一些诗人有批评,但对宋代诗人的创新也给予了肯定。再有,《宋诗选注》所选诗歌的注也是很有特色的,先生不是从诗句的意思、典故的出处等方面入手,而是从诗的立意、炼字、句法对前代诗歌的积极继承与大胆创新入手,如陈与义《春寒》最后两句“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濛濛细雨中”。注中曰“陈与义《陪粹翁举酒君子亭下》说‘:暮雨菲菲湿海棠’,不过像杜甫《曲江对雨》所谓‘林花著雨胭脂湿’,比不上这首诗的意境”[2]136。像这样的例子,在《宋诗选注》中比比皆是。

虽然先生对宋诗的缺点有所批评,但更有肯定的评价,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先生对于宋诗创造性及其价值的重视,由此可见,不能因钱先生对宋诗的批评就断言其否定宋诗,从《宋诗选注》更可见先生对宋诗的成就及影响的肯定。

 

二、从《谈艺录》看钱鍾书的宋诗观

20世纪4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是由一系列关于中国古典诗歌、诗法的札记和短论构成的,是以中国古典诗歌、诗论为切入点,融中西于一体,贯古今为一家,将中国传统诗歌发挥得淋漓尽致,被学界称为“中国诗话史上的顶峰”[4]之作。从《谈艺录》所收内容看,先生对宋代诗人、诗歌及诗论是相当关注的,《谈艺录》中有相当篇幅是论述宋诗的,比如关于唐诗与宋诗的不同及其划分,可以说为历史上唐宋诗之争作了一个科学的、辩证的、颇有说服力的总结;书中对黄庭坚、梅尧臣、王安石、陆游、杨万里等诗人及作品,作了独到的评价;对于涉及到宋诗特征的诗学思想、观念给予了精辟的论述。在《谈艺录》中,论到宋诗,精见卓识,随处可见。所以说,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

(一)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唐宋诗优劣之分,自南宋始便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公案”。800余年,或者是尊唐抑宋,或者是崇宋贬唐,孰优孰劣争论不休,而无结论。而先生认为,不能仅以朝代之别而分唐、宋诗之优劣。“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5]3明确地指出唐诗、宋诗只有风格特征之别,而无优劣之分。那么,唐、宋之间风格特征的区别在哪呢?先生高度概括为两句话:“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5]3也就是唐宋诗比较,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各有所长、各有特点。对于此问题,先生是在承认唐诗的基础上,肯定宋诗的,即明确宋诗对唐诗的继承与创新,宋诗之所以能够成为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高峰,就在于它的创新与发展。所以先生引蒋士铨的话来作结论:“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辩论》)。在此,先生把唐、宋并举,表明了自己对宋诗的认可与重视。

(二)以文为诗

在宋代的诗歌实践中,自始至终有着两面旗帜:这就是秉承“温柔敦厚”诗教、被尊为诗圣的杜甫和以文人于事为诗打破诗教与诗六艺的韩愈。宋代以来“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的“诗格之变”也正“自韩愈始”。后代贬抑宋诗的人,所批评的也即是宋诗的“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的特征。以文为诗,不独宋人有,也不自宋人始。清人赵翼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6]“以文为诗”是韩愈在诗歌实践中,把散文的笔法引入到诗歌当中。钱鍾书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侵入扩充”[5]115-116先生举引林光朝的一段韩柳比较的说法:“韩柳之别犹作室。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用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至,或在我与别人也”(林光朝《艾轩集》卷五《读柳苏黄集》)。先生通过林光朝这一形象的对比,指出以诗而论,柳宗元诗是按诗的意境来写的,韩愈诗是以文为诗,打破了诗文的局限。宋代诗人以文为诗,采用散文的笔法挣脱了诗歌固有的许多束缚,使诗歌获得了更多一点的艺术手法,在题材的选取、思想内容的表达方面,使诗歌突破了某些旧有的疆域,开拓了更新的天地。

(三)对于宋代代表诗人的评论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而江西诗派的诗风最能代表宋诗的特点,在《谈艺录》中有相当篇幅用来评论他及其诗,但是先生对于黄庭坚所持态度问题也是争议颇多的。究其原因是《宋诗选注》中只选诗三首,这种矛盾也难怪学界的疑议,选篇过少,可能受当时风气所限,以免招惹是非。先生自述作诗经历时,说到对九部诗集“用力较劬”,其一即为《山谷集》。《谈艺录》中对黄诗的有关补注与阐发,应该说是极为精到的见解,先生对黄诗尽管也有批评,但他平日对黄诗密吟深咏、情有独钟是众所共知的。因此,如丁毅所论,先生“在《谈艺录》中把黄诗确定为宋诗的最高艺术标准”,并举例以证“‘涪翁诗如其字,筋多于骨,韧而非硬;世人以瘦劲学之,毫厘千里。’‘作诗于山谷之玑羽玉屑,亦时有摭取’,‘山谷骨气崭岸,词藻严密’”[7]。在《谈艺录》中对黄诗的补论与阐发的同时,还论述了宋诗创新的途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脱胎换骨,点铁如金”。

在《谈艺录》中,对南宋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杨万里、陆游都有所论,并对他们的诗艺进行了精彩的对比。先生认为,放翁诗的特点是“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5]353,而杨万里诗艺特点,则恰恰是“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5]353。即是说,陆游的长处,是将别人说过的改造成自己的话,是“与古为新”。如他的《游山西村》,诗中所写景象前人也描摹过,比如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柳宗元《袁家渴记》、庐纶《送吉中孚归楚州》等,只有到了陆游这“才把它写得‘题无剩义’”[2]176,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使诗的形象更加鲜明、醒豁,而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和宇宙的哲理非常深刻。由此可见,陆游“与古为新”的创造性。而杨万里的长处是,别人还没说的话他首先来说,是“化生为熟”,他注意从社会生活中去捕捉“诗料”,用新的题材去开拓诗的意境,故能够“化生为熟”。如《五月初二日苦热》最后两句,就是“人所未言”的,这也是一种创新。当然,先生在肯定陆游创新的同时,也批评了他袭用前人诗句过甚的缺点。而杨万里,应该是先生极为喜欢的诗人,除了“化生为熟”这一特征之外,对于他作诗讲究活法这一创作方法也是极为赞许的。

以上是略举《谈艺录》中谈宋诗之一二,通过钱先生对于宋诗的肯定,对于宋代诗人的关注以及所提出宋诗特征的明确,充分表明了钱先生对于宋诗的偏爱。

 

三、从《槐聚诗存》的特色看钱鍾书先生的宋诗观

现当代中国诗坛中,矢志不移操用旧体诗的诗人为数不多,而钱鍾书先生是那少数几个引人瞩目的诗人之一。《槐聚诗存》存诗278首,是先生晚年整理出版的,主要收录其中年以后诗作。学界多以为《槐聚诗存》学习宋诗的创作方法及写作技巧,趋于宋调。先生作诗、选诗莫不以其诗学思想渗透其中,他在《谈艺录》中说“诗分唐宋”,实以风格不同,而不是以朝代来划分,在《宋诗选注·序》中亦明确表明宋诗是于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有别于唐诗的独特风貌的。宋诗于唐诗是继承与创新,这是《宋诗选注》的一条准则。先生作诗也力图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但“论诗为一事,作诗又一事,偏擅者多,兼美者少”[8]231先生师友中交游最密、酬唱最多者皆学宋,濡染既深,先生之偏嗜宋诗,当可无疑。所以,就如刘梦芙在《〈槐聚诗存〉初探》中总结说:“槐聚早年诗‘全恃才华为之’‘,好义山,仲则’,义山唐人也,仲则固亦学唐调者,诗皆富于丰神情韵。中年以后饱经忧患,闭门避世,积学深思,心性沉潜,诗之格调骎骎入宋,除师友风气相熏外,亦性分、情趣之所偏至,兼以生活环境之约束也。”

下面分析《槐聚诗存》的几点特点以见之:

第一,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

在此先生将“出处与运典区而为二,窥其意,‘出处’当是指遣词造句并非杜撰,均有来历,是出于古人某诗某文而言;‘运典’当是指诗中取以类比的故实,如史传小说等”[8]108。而不尚运典,并不是不用典,而是指不在诗中堆砌饾饤,填塞故实,虽有事典亦如盐在水,而能驱遣自然、运化无迹,不妨碍诗境之空灵,实际上是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之所长,并非腐儒学究之诗也。例如《暑夜》“:坐输希鲁有池亭,陋室临街夜不扃。未识生凉何日雨,仍看替月一天星。慢肤多汗身为患,赤脚层冰梦易醒。白羽指挥聊自许,满怀风细亦清冷。”[9]这首诗几乎句句有出处,如首句,《槐聚诗存》自注引《困学纪闻》卷十五“:蒋堂居姑苏,谓卢秉曰:亭沼初适,林木未就。”考《宋史·卢秉传》,卢秉,字仲甫。“尝谒蒋堂,坐池亭”则“池亭”二字亦有着落。“夜不扃”似出自朱熹《章岩》诗:“豁尔天开宇,呀然夜不扃”。“替月”出自李商隐《夫人三首》之一“:渐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颈联出句用韩愈《郑群赠簟》诗“:慢肤多汗真相宜”,又《道德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下句出自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安得赤脚踏层冰”。末联上句出《殷芸小说》:诸葛亮“持白羽扇指麾,三军随其进止”。下句取李后主《咏扇》诗“: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先生的善于用典与讲究来历由此可见一斑。假如不用典故,那么短短56个字就不可能表达这么多意思;如果没有出处,则整首诗不可能显得这么整饬高雅。

第二,善于创新。

先生论诗、选诗贵创新,作诗亦然,如《游雪窦山》(第二首)“我尝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把山喻为波涛,古已有之,并非先生的创意,如苏轼有“山为翠浪涌”之句(《郁孤台》),而先生诗“乃知”以下的引申则是人所未言。再如这组诗的第三首:“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辛酸亦有泪,贮胸肯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以山藏瀑布而山容仍静来比自己的贮胸有泪而不肯倾洒,就近取譬,亦前人未有,而又藏“趣”于其中。先生在作诗时,有时还对典故翻新,化用黄庭坚的“点铁成金”或者是“以故为新”。比如“胸有成竹”、“心花怒放”为人们所常用,先生用之,则成“才悭胸竹难成节,春好心花尚勤劳”。比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先生用之,则成“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由此可见,先生作诗善于运用宋代诗人创新的方法。

除此之外,先生的律诗喜用动词和虚词,比如“乍惊梦断胶难续,渐引愁来剪莫除”(《沪西村居闻晓角》),“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寻诗》),等等。不管钱先生承认与否,他在作诗方面,力图不倾斜,但善用宋诗的写作方法及技巧,是不争的事实。

 

四、对陈衍宋诗学主张的继承与发展

陈衍是近代“同光体”主要代表之一,又是这一流派的理论家。他所撰著的《石遗室诗话》及所选辑的《近代诗钞》等书,使他在当时享有很大的声名。“同光体”这个诗歌流派的主要崇尚在宋,其主要精神则强调创造。陈衍说“: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馀地”[10]“,力破馀地”就是他们要发扬的主要精神,所以他们强调学古而不呆板摹古,要有开拓创造。陈衍论诗能够摆脱“同光体”的局限,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总结宋以后中国古典诗学,他提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学理论,是“要实现整合风与雅颂两类诗,集唐、宋诗之长的诗学理想,使学人之根柢与诗人之性情、才力与怀抱达到高度统一”[11]。难怪《陈石遗集》中说“:陈衍诗学精博,所著宏富,用力之深,讲论之勤,成就之大,于近匠诸老虽堪称圭臬,被誉为六百年来一人而已。”[12]2这说明,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钱鍾书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就才气飞扬,与陈衍有密切的交往。那时他风华正茂,词采斐然,身上难免沾些才子气味,爱学作张船山、黄仲则等风流人物的近体诗,被陈衍老先生看到了,着实把他教导一番,这成为他日后诗风改弦更张的一个重要原因。《石语》中钱鍾书与陈衍先生的对话,可见两人评人论艺的一致。

钱鍾书在与陈衍交游过程中,不管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还是在论诗理论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如“诗分唐宋”这一诗学思想直接源于陈衍的“诗不分唐宋”说。陈衍提出“三元”说,认为诗不分唐宋,反对把唐宋截然对立。他的“诗不分唐宋”,也要尊唐。作为宋诗提倡者,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以搜集宋诗、辨析宋诗流派、点化宋诗方法为目的。但陈衍对前人的超越之处在于并不固执于一隅,而是在先肯定唐诗的基础上,再去强调宋诗的地位。他所谓“本唐人诗法”,在唐人基础上“变化”、“力破馀地”等,都是对唐诗的典范作用的默认。钱鍾书虽然提出“诗分唐宋”,但却是就诗的“体格性分”而说的,他也认为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制”,与陈衍的“诗不分唐宋”有着相承的关系。再有,陈衍力图整合唐宋诗,要求“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12]688。在他看来,合学人、诗人二为一的理论是可以兼顾二者之长,实现唐诗之兴趣音韵和宋诗之学问才力的完美结合的。总之,钱鍾书的审美取向与陈衍的这一观念是相一致的。从《宋诗选注》所体现出的先生的宋诗诗学思想可知,他亦有整合唐宋诗的倾向。这也是学术界对《宋诗选注》既具有唐音倾向又有宋诗特色说法的原因。可见,钱鍾书的“诗分唐宋”是对陈衍“诗不分唐宋”的继承,继承之外还有发展,即他注意到唐宋诗虽然不能以朝代来划分,宋诗虽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并有所继承,但二者还是各有其特色。

陈衍还有一重要诗学主张,即创新,他追求学者要有所变化,对于宋代诗学,他看重的是宋人“各本唐法,而扩充变化之”[13]1037,所以他对专学李商隐的西昆体深有不满,批评他们学习李诗只知堆砌典故本事,毫无真情和变化,而对“开北宋风气”的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颇多赞赏,强调的是他们有所自立的创新精神。梅尧臣是其最心仪的一位宋初诗人,推崇梅诗的原因之一就是“圣俞变化少陵、香山,而自成一体”[13]1038。具体来说“:宛陵古体,用意用笔,多本香山。香山多用偶,宛陵变化用奇。香山以五言,宛陵变化以七言。”[12]637由此可见,陈衍所推崇的是继承与创新,对宋诗的这一特点给予充分的肯定。而钱鍾书也接受了这一点,从他的《宋诗选注》的选目及注释可知,《宋诗选注》所收篇目不是毫无特色,都是那些体现宋诗对唐诗继承或有所创新的,或者是具有宋诗突出特色的。比如梅尧臣的《陶者》、文同的《织妇怒》、陆游的《游山西村》等等。

从钱鍾书对陈衍宋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见其师承关系及陈衍对其影响之深,陈衍虽然肯定唐诗,但他更推崇宋诗,他尊唐的目的是为宋诗张目。那么钱鍾书对宋诗学思想的肯定与继承,也说明钱鍾书对宋诗是持肯定态度的,虽然对宋诗的缺点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对宋诗的创新与开掘的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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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衍.陈石遗集(上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13]陈衍.陈衍诗论合集·诗学概论(下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宋诗教学创新研究”(06020271

 

作者简介:李丽(1975-),女,河北廊坊人,硕士,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古代文学。(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河北廊坊0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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