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繁对陶渊明仕隐评价客观性之质疑

陶渊明是我国晋代著名大诗人,有过五次入仕而又最终归隐的经历。国内对陶渊明漠视官场、归隐田园一直都做最高的赞誉性评价,认为他具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不过,日本的冈村繁先生不满意这种人云亦云的评价,并以现代人的立场及日本文化为背景诠释出陶渊明是一个不负责任、背信逐利的假隐士。这一评价显然具有令人惊愕的效应。其结论的依据是陶渊明的五次仕隐经历,而恰恰也是在对陶渊明五次仕隐顺序的选择以及由此生发的意蕴揭示上,冈村繁的客观性最为值得怀疑。

关于陶渊明的五次入仕并最终归隐的经历,冈村繁先生认为的顺序应该是江州祭酒、刘牢之参军、桓玄幕下、刘敬宣参军、彭泽县令、归隐。冈村繁根据他所认定的顺序,认为:陶渊明不肯就“主簿”(江州府秘书)之职,而入刘牢之军团,是因为“刘牢之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领”,对陶渊明来说,“是最高前途的晋身机会”。后来为什么转入桓玄(与刘牢之是宿敌)幕府?因为此时正是刘牢之迎战孙恩,日夜苦战之际,而桓玄控制着东晋三分之二的广大地区。桓玄被杀后又在刘牢之之子刘敬宣军团当参军。在这明显的因果关系中,冈村繁得出了陶渊明是利己主义、反复无常、无节操、汲汲求官的假隐士的结论。可以说冈村繁的论断彻底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的形象,我们也几乎被他的推理征服了。

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冈村繁结论所依赖的陶渊明的仕隐顺序。《陶渊明年谱》关于历代陶渊明仕隐经历的争论材料如下:一是宋·吴仁杰的观点:“未仕桓玄、刘裕,从建威将军刘怀肃”。清·傅汝砺也同意此观点;二是《晋书·安帝纪》、《宋书·武帝纪》的观点:“刘裕行镇军将军”;三是清·傅云夔虽“同意吴仁杰,但建威将军是刘怀肃还是刘敬宣未祥”;四是宋·叶梦得的观点:“隆安三年赴江陵仕桓玄,后作刘裕镇军参军”;五是清·杨希闵的观点:“对为刘牢之参军说存疑”;六是清·陶澍的观点:“未仕桓玄、刘裕。曾为刘牢之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考《晋书百官制》左右前后四军为镇卫军,刘牢之为前将军,正镇卫军,即省文曰‘镇军’”。近代梁启超、古直持此观点;七是朱自清的观点:曾仕桓玄,后做刘裕镇军参军,再做刘敬宣建威参军。隆安三年刘牢之是辅国将军,不是镇军。核《晋书职官制》原文是“后省前后左右四军为镇卫军”,后省即合并之意,而不是单指四种之一,刘牢之的前将军不可省称镇卫军。宋云彬持此观点。

陶澍之说在清代可谓集大成之说,在现当代,朱自清之说影响最大。陶澍认为陶渊明的出仕经历是祭酒、刘牢之参军、刘敬宣参军、彭泽令,未仕桓玄、刘裕。朱自清认为陶渊明的出仕经历是祭酒、桓玄幕下、刘裕参军、刘敬宣、彭泽令。陶澍之说的一个根本疑点是认为陶渊明曾为刘牢之镇军参军。朱自清则认为陶渊明曾仕桓玄,后做刘裕镇军参军。朱自清之论断在现阶段基本上被国内学者所首肯。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没做说明。王文生和李道英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了朱自清之说,国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陶渊明时也采用此说。

在这个前提下做一对照,便一目了然,关于陶渊明仕隐经历,冈村繁先生并未采用哪一家成说,且在未经考证和解释的情况下糅合了陶澍与朱自清两家之说。也即他对陶渊明的仕隐经历的生动描述与评价是建立在一个并不可靠的前提下的,其结论的客观性也因此打了折扣。而且, 其用意也很明显,因为在此仕隐顺序中,陶渊明所事之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如宿敌、父仇得到强化,陶渊明跳槽的因果目的极为赤裸,这样陶渊明背信弃义、无节操的特征在仕隐顺序的表层结构中就自然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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