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诗选》读后记

  张表方()先生的遗诗选本编成,即将付印。先生的长子、我的老学长乔啬同志让我读了此书的稿本,因得先睹之快。

    这个选本很有特色,很有分量。我读后总的印象是作者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乡居杂感》这一组诗的小引说:“天灾杳至,人事多非,耕凿不得相安,呻吟易能自己。乡居见闻,敷陈其实。词多近俗,有类乎竹枝。世有采风,当念其憔悴。”在《视察随感》组诗申叹有自注(注释者引述)云:“此行历时七十余日,经行千里”,“视察北道,随感成吟。”这些话都说明诗中所写是作者亲见亲闻的实事。其所谓“随感”,多属感事而少感物。这两组诗约及全书作品的半数,其它的诗也都有纪实的特点,可以看出作者始终一贯的创作思想。作者似乎深受杜甫“诗史”精神的启迪,并且有意识地实践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和“唯歌生民病”的主张。

先生出生于佃农家庭,深知农民的疾苦。他从政以后,视察过四川省内许多地方,更广泛地了解农村。这个选本里的诗多数反映农民的生活,这本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传统主题。由于时代不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大山已经增加到三座,阶级斗争更尖锐更复杂了。农民破产加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更多了。表先生怀着沉痛的感情,深刻地揭露这些,同时对于不恤民艰、残民虐民的新旧军阀、贪官污吏,作无情的笔伐。因而暴露性很强的诗,往往就是战斗性很强的诗。这里姑举一例:

        

        昭剑南趋千里途,         

        白泥食尽树皮无。         

        知君永久留心影,         

        百幅东川饿殍图。

这首诗记1936年四川的一次大早灾,当时查灾专员曹伸植力主大量拨款救灾放赈,但国民政府却企图掩盖灾情,认为灾情严重之说是夸大和谣传。表先生因此在报纸发表诗文,说明真象,以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我看了注释,才详知这首诗产生的背景。显然,它的意义绝不是一般悯荒诗所能比拟的了。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对于农民,重赋、强劳役等等别人强加的苦难都是人祸,最严重的还是兵灾。在那个时代,军阀混战、官军剿匪都不免殃及百姓。在这本诗选中有几处涉及兵事,联系起来读可以了解当时的军民关系。现在摘引几句:《失题》三首是因袁世凯发动四省军队围剿白朗军有感而作,诗中有句云:“兵惟畏匪民畏兵”,又云:“兵如密篦过皆空”。前一句总括地说明人民、官军和官方所谓“盗匪,三种人的关系。后一句说明官军害民的程度,可以作“民畏兵”三字的注脚。民间本有“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歌谣,原是将兵与匪对比。老百姓最怕的还是兵,这道理也不难懂,匪往往只是小股流动的武装,匆匆来去,纵然有骚扰也不会太甚。官军往往是大队,而且任意逗留,一住几天就会将粮食吃尽,柴薪烧尽,禽畜杀尽,如有大牲口说不定临去还要拉走。既然官军顶着一个“官”字,对平民有所需索时,平民自然不敢违抗,否则就要治罪,哪能不怕? 至于“盗匪”并不都是歹人,有些还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白朗就是这样),那就当然不怕,至少也不至于怕得象怕兵那样。有时被官方诬称为“匪者”,只是手无寸铁的饥民。饥民求食,聚集起来“吃大户”,或强迫奸商卖米时,官方就加以“匪”名,以便惩治。饥民被压迫太甚也会“逼上梁山”,武装起来反抗,那时他们的地位就转变,反而为兵所畏了。作者有两句诗说:“莫道安贫不患贫,饥寒为盗事相因”(《乡居杂感十》),把这道理说得很透。

    旧中国的军民关系,或许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所不能想象的。但这些历史情况必须了解,否财不知道共产竞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和旧官军,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却会被培养成那么不同的两种人。而那些从旧官军投降到解放军的人,也能转变成对人民有用的人。我们更应该了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军爱民,民爱军,军民一家人的关系,是亘古未有的军民关系。这种新传统是多么可贵,必须永远保持它,使它不断发扬光大,绝不容许有丝毫削弱。我们在新旧时代对比中,自能加深这种体会。

    蒋帮政府迁到四川以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如此作为,还想蒙蔽视听,恰使当时政府的腐朽反动更加暴露。表方先生这时对于时局看得更清楚,写了不少诗篇,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黑暗面,有讽刺,有感叹,也有痛骂,有直书其事,也有借古喻今。这里仍摘句示例:“令尹有家纾难未,匈奴可灭助边谁?输将婉告田中叟,救国终须赖汝为。”(《征购粮食告乡农》)当时政府大官都是富人,但未曾听说有谁为国难解囊,而乡农却深明大义,踊跃交纳救国粮。这样对比,发人深思。“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有感》)军官克扣军粮,不让士兵吃饱。饿兵上阵,牺牲惨重,连连失地,应归咎何人?作者所谓“饥卒”,亲见者很多,面黄饥瘦,简直是被虐待的奴隶。又如“党权官化气飞扬”(同上)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国民党给人的印象非常确切,语言虽简约而含意却明白。再如“只将华屋住行尸,(《杂味·朱门》)是愤痛至极的骂词,这种语言,作者不常使用。  当时达官大贾只想发国难财,富贵自娱,丝毫不把国患民艰放在脑里,可谓全无心肝,称他们作“行尸走肉”则是很确当的。以上所揭露的,都能表现作者深厚的忧国感情。-

    作者还提出一个“政商”问题,触及当时社会上许多罪恶的根源。政商指官商合一,以官兼商的一些人物。诗中说“岂意市朝今日异,尊荣唯见政商多,(《杂咏·臣心》)  “市”指做买卖的地方,“朝”指行使政权的机关。古人市与朝有别,做官的不准经商。作者所见的今时却是市与朝不分,官和商得兼,亦官亦商的“政商”最为显赫。这种现象是令人吃惊的。官是掌政权的,商人是谋私利的,官商合一或官商结合就利于以权谋私,垄断、操作、走私、漏税等等都行之甚便了。作者揭发过的一些事实就与此有关,例如商人囤粮居奇,抬高粮价,往来贩运,官方则加以保护,或堂而皇之地抽捐,或在私地里分红。这样“合作”,见利忘义,不顾平民因此缺米断炊,这已经是法律所不容的罪行。更有甚者,象鸦片烟这样的毒物早已禁吸,当时政府又公然开放,由公家专买,由公家发证,准许“开灯”。如此谋利,真是不知世间有羞耻事了。或许这种罪行无法算在某些政商个人账上,完全该由当时的政府负责任了。

    这一段历史,回顾起来有如噩梦。那样的令人窒息的社会该不会再现了,但回顾它仍然有益。有些事还值得警惕,蠢国之虫或许还会产生,义利之辨也不是太容易分明,以权谋私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现。有些事其实是犯罪,却被人平淡视之,并未认识它的严重性。例如伐树毁林,本是祸害子孙的大错,解放后也犯过,直到最近才注意起来。关于植树造林,表方先生有两首诗纪实。一是写剑南道中古柏,赞美“夹道森森三百里,人来长在画中行”(《剑阁道中古柏》),并怀念率众栽这些柏树的明代太守李璧,说“当年剑守有贤声”(据注文所引另一稿)。前人栽树,后人遮荫,后人感谢前人,这是自然的。人民对于为他们做过好事的人,事无论大小,总是念念不忘。这也是普遍的。另一诗记作者自己曾在南充带头培植桑林和经营苗圃,后来重过其地,只见“苗圃可怜无一树,又摧林木作官薪”(《乡居杂感十五》),不胜感叹。我读了这两首诗曾引起一些联想:毁桑取薪固然愚蠢,毁桑种粮也是不值得的事。这类事我们听到不少了。大批伐木毁林曾经发生在许多地方,有不少林木丰美的山被剃了光头,四川也是这样。听说剑阁道中的古柏还幸存不少,那些保护它的人真值得感谢。亡羊补牢,提倡绿化,是大好事,但望宣传更有力,做得能持久。

    表方先生写的是旧体诗,是所谓旧瓶盛新酒,他是做得成功的。他写得真实,认识深刻,态度严肃,语言朴素,笔端有情感,感情真挚动人。对读者知人论世,兼有诗和史的作用。因为这些诗有关当时实事处很多,读者需要多知道背景,有关这一点,编注所作的说明帮助很大。

    关于诗的形式,作者选用七言绝句体最多,占了这个选集的百分之七十强。我体会作者考虑到普及性。因为现代民歌,尤其是南方的民歌,七言四句还是最普通的形式,估计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民歌不大拘守格律,用平仄声不甚严格。作者写的七言绝句也比较解放,语言质朴,浅显明白,不避方言、俚语,也接近民歌,这都是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普及。和作者所作的律诗和古风相比,在那些诗中就有雅词、有典故,写得也比较曲折、含蓄,可以看出作者不同的考虑:那些诗是专写给知识分子看的。

    作者此种用心,可能也受到古代诗人的启发。杜甫居蜀时就写了许多比较解放的七言四句体的诗,虽然也称为绝句,却和李白、王昌龄等所作不同,因为杜作平仄不拘,不讲究声调铿锵,用语不避俚俗,也间用蜀中方言,后人称为七绝的变体(其实是解放体),也有人说他“得竹枝遗意”(也就是和民歌接近)。表方先生自谓词近竹枝,或许也是此意。

    这本选集中有一首比较难懂的古风《田家乐》,依写作时间应该排在卷首,却破例编在卷末,为了怕读者因其难懂扫了接着读下去的兴致。编选者对手作者要求普及的用心,也体会到了。

这本选集的出版,不仅对于作者是很好的纪念,对于社会也提供了一本好书,这是值得大家感谢的。           

 

1985815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张澜诗选》,即将由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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