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二十年前,当我初次听说我国正在组织有关人员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极大的鼓舞。只要在茫茫书海中认真搜索过中国古书的学者,谁也免不了吃尽苦头:没有几家图书馆有书目可查,偶然有一本也是多少年前的旧账本,早已不可信赖;亲自去看,不仅跑不起,天南海北哪里都有书,也跑不过来。如今竟然有望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图书馆组织起来,普查一遍,编成总目,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年古文献整理方面的一件大事。

1978年着手到1996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书出齐,经历了十八个寒暑,五百多万字的巨著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全书经部著录5237种、史部著录15708种、子部著录12294种、集部著录22924种、丛部著录622种,总共多达56785种,涉及全国各地八百多个藏书单位,跟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打过交道的读者,不难体会到这部巨著融会着多少人的心血和智慧,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不能不感谢编纂者为造福当代和后世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是为海内公藏中国善本古籍算了一个总账,从此我们就不难按图索骥地查寻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其中颇有一些未之前闻的古书,也有些书久已沉湮,甚至被认为已绝迹人间,如今却赫然入“目”,使我们感受到意外的惊喜。例如清初戏剧名家孔尚任的《续古宫词》久疑其已佚,现在看到人间尚有传本,不禁使人额手称庆。

学术发展没有止境,后定胜前应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情况不同,需求不同,见仁见智也在情理之中。在为这部书目获得的巨大成功而赞叹不已之余,也不免有些感想。这里随手记下几则,以为美芹之献。

 

“善本”的界定

“善本”这个名称由来已久,至少宋人行文已经习用。然而“善本”是什么,却是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也说不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书目》)的前言说善本“向来是指精加校雠,误字较少的版本或稀见旧刻,名家抄校及前贤手稿之类”。前人在不同的场合确实讲过类似的话,然而揆之实际,却没有人按照这些标准去编善本书目。明显的例子是,仅仅精加校雠、误字较少不算数,因为清代乾嘉以来学者校刊的古籍论精审较之某些古本绝无逊色,据宋元明佳本摹写影刻的本子也不是某些明代刻本所能企及的,然而那些古本和明本可以进善本书目,它们却被拒之门外。至于哪些该算“稀见旧刻”、“名家抄校”、“前贤手稿”,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没有明确的尺度。大量的旧抄本归为善本,是因为误字较少,还是因为出自名家,恐怕没有人一一认真考较。

《书目》前言进一步“就上述范围,概括为凡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较少的古籍,均予收录”。这“三性一少”确实十分概括,可惜仍然不解决问题。第一,这句话表述不够明确:“而又”二字表明“一少”应是善本的必要条件,然而善本是三性兼备还是具备一性或两性即合格,仅凭两个顿号是看不出来的。从历来藏家的倾向看,大概有一性即合格,至多两性,否则那些实在当不成艺术代表的“大明版”和“邋遢本”就不会被人宝如头目。第二,“三性一少”是橡皮法则,概念抽象,没有可操作性。哪些东西是“历史文物”,哪些东西是“学术资料”,哪些东西是“艺术代表”,如何算“流传稀少”,都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或许正是由于概念抽象,就有学者认为有学术和艺术两条即可涵盖善本的概念,历史文物性是赘余。最后,符合“三性一少”的古籍不见得已经收入善本目,例如清代道咸以来刻印的古书每每因板片遭战乱毁失,印本极其罕见,《书目》中未予收录者并不少见。不过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清查全部古籍的存世数量,难以判断哪些书“流传较少”,问题不在“三性一少”。

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善本”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原因在于从古到今时代不同,治学者和收藏家着眼点也不尽一致,大家都用“善本”这两个字,表示的却不是同一个概念。“善本”之“善”到底是指书本身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指书的收藏价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学人所谓善本,着力强调的是其校勘精审、少有误字,古旧与否和稀罕与否是题外的话。藏家争奇斗胜,希望“我有的东西你们都没有”、古老罕见的东西就身价倍增,校勘精审与否、误字多少不必过问。版本目录学上关于善本的定义,就是处在学人和藏家两种标准的夹缝之中。

张之洞教导人“读书宜求善本”,还说“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阀之本也”。这是纯粹从内容着眼,符合宋人所说“善本”原意。他怕人不能识别,说只要是清代重校刻的本子,“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写刻精工与否跟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他这样说是考虑到一部书刻印精致说明它是加意制作,肯定经过高人校勘整理。按之清代刻本实际,虽不准确,但是大体不差,作为初学者购书指南也不能说是误导。然而他接着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加上一条“旧本”,就有问题。他所说的善本本来是内容不讹不阙,也就是“足”和“精”。加上“旧”,就冲淡了原意,产生了旧刻旧抄就是善本的导向。可能他是从经验出发,认为本子越旧内容越近真,这也未可厚非。尽管这些讲法都可以理解,我们却不能不说他的善本的涵义本来相当单纯,经过一番解释,加上跟“不讹不阙”之间没有蕴涵关系的“写刻精工”和“旧”,概念反而复杂起来。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说善本就是旧刻、精本、旧抄、旧校,显然源出于此。此书志出缪荃孙之手,缪为张氏门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虽然未必就是缪氏捉刀,但至少相互讨论过古书的版本问题,对善本所见骖靳可以理解。其实旧时学人大都喜欢藏书,缪氏固然是知名藏家,张之洞家里也有宋本秘籍和旧书佳本。二人活动时期在清末,战乱之后古书旧本日见其少,朝政混乱,国势日衰,士大夫怀旧也好,无所事事也好,另有其他宏图或鄙见也好,总之,从清初经过嘉道发展起来的一股藏书热已经席卷大江南北。在那种背景下读书人讲善本,带一点古董味道也不足为奇。

从历史上讲,所谓善本,本来是指内容完善无误。爱屋及乌,悦乎其中而玩乎其外,“善”的着眼点从内容蔓延到书本形式,书法、刻印、用纸、装订工艺等等一概在内,这也是以有助于治学考古为前提。纯粹的学人脚步至多走到这里,至少在公开场合、在著书立说时只能这样讲话,若进而玩赏其形制精美和装潢华贵,就多少有些出圈。

藏家不反对书籍有完善可读的内容和有益考古的形制,然而它们都不是必要条件,驾乎二者之上的是版本珍罕难得。藏家实际上追求的是“珍”,而不是“善”,大可称自己的藏书为珍本。像集邮界就称珍品,而不称善品,那竞相追逐的世间第一珍邮看上去实在无法恭维,不仅印制粗糙,品相也差。也许“珍本”这个名目含金量太高,一般书不好这样称呼,所以藏家也使用了“善本”这个现成的名目,这跟传统的“善本”涵义已经有所不同。或许因为书籍本质上是供人阅读的,藏书跟集邮不同,还是要以内容为主,所以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要以“善本”为名。

总而言之,藏家求“珍”,跟学人求“善”走的不是一条路。清雍正年间方楘如看到赵孟升所刻著名藏书家钱曾所撰《读书敏求记》后,慨叹“士之不识其大者久矣,弃常珍而嗜异馔”,就代表了正统派学人的观点。不过对于方氏此论我们也不敢苟同,事实上考究书籍版本源流、装潢制度也是学问,只是古来正统派学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罢了。居今日而言,更不能不看到,公藏也罢,私藏也罢,都是以收藏为宗旨。既是收藏,商品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所以现代图书馆兴起以后所编的善本书目都是根据以珍罕为宗的藏家标准。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珍”和“善”互不相容,更不是说“旧”和“善”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世人以为珍罕的东西大抵是好东西,古书的旧本更接近原书真面也是常情。只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推演关系,用作定义难免要遭指摘。而且不能不看到,“善本”走上珍罕稀少之路,毕竟已经偏离专注文字精勘无讹的原路。我们这样讲并无褒贬之意,藏书是好事,哪怕只藏不读也应该鼓励。不过,不能不说善本的概念是在两种标准中纠缠,说到底还是珍贵占了上风。这也有历史的原因,宋代的书和清末以来的书情况不同,文化氛围不同,人们的着眼点也就不同,兵马俑在秦始皇时期的价值无法跟现代比,是一样的道理。

说到这里,目录版本学者可能会说:“我们未尝改变初衷,善不善还是以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主。只是本子内容如何那是要细细比勘才能决定的,编目毕竟不是校书,校勘工作没有干在前面,我们只能根据书越旧越真确的常情办事,总不能要求我们改行校书吧?再说几万种版本分散在天南海北,统校一遍,怕是几代人也干不完的事情。何况珍稀之物必然高贵,需要保护,归入善本特藏也有好处。有理有利之事,何乐而不为呢?”干万不要误会,我们只是在讲善本概念的本质和发展变化过程,绝无批评之意。而且这里还有“知”和“行”的问题,有定义也不见得马上就能施行。

古人训“善”为“吉也”,“美也”,“良也”,“贵也”,没有说“稀也”。然而物以“稀”为“贵”,引申一下,“善”字的意思就可以涵盖“善本”的“精美”和“珍稀”两种标准。用现代的话说,“善”就是“好”,说善本就是好本子,谁也否定不了。然而想起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著名的“证伪说”,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就有伪科学的嫌疑。事实上,说善本是好本子也好,说善本精美和珍罕也好,不进一步解释都无法操作。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走的其实就是清末以来逐渐以珍稀为宗的路子,其前言对善本的定义只是说说而已,具体执行另有细则,基本上是按年代为限。除稿本和批校本以外,收录的下限大抵截止于清代乾隆年间。哪些版本珍罕,哪些版本多见,跟它们存世的数量有很大关系。在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时,只好根据越古老越珍稀的常情处理,按问世年代划界,这是为了便于大兵团集体作战容易行动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真的按照珍稀与否办事,那么多人分头行动,根本编不成,勉强编出来,也怕是五花八门不成样子。我们明确了对善本的认识以后,若有可能,应该普查全部古籍,编出《中国古籍总目》,掌握每一种古籍的存世数量,了解各种版本的珍稀程度,这比讨论善本的抽象定义更有实际意义。在当前来说,尽管我们可以对《书目》中著录的一些版本是不是精美、是不是稀罕表示怀疑,从当时整个工作大局考虑,筚路褴褛,也只能这么办。有更高的要求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工作,后定胜前,但愿虔诚的进化论者的期待不会落空。

 

版本著录项目

《书目》编纂之初,各藏书单位都要一种书一种书地填写卡片。卡片按照目录版本学的高标准设计,项目齐全,既有书的内容,也有版本形式。根据各地的卡片汇总油印成《书目》的“征求意见稿”,看看其中的条目,不难猜想有些卡片恐怕填写得不是那么理想,可能有缺项,也可能靠不住。不过大体上还都有版本形式描述项目,内容跟《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相似。比如“尔雅三卷音释三卷”,下面注有“八行十五字黑口左右双边”等字样。等到《书目》正式出版时,版本形式描述就不复存在,“征求意见稿”中的丰富内容被删削成干巴巴的条目,资料价值丧失殆尽。许多书仅仅著录为明刻本或清刻本,别无线索,对版本考据毫无帮助。例如《尔雅》一书,一连九种都只有“明刻本”三个字,读者掉在茫茫的明刻书海之中,连一根稻草都抓不到。如果注上行格,读者就知道其中有的八行十五字,有的八行十七字,有的十行二十字,有的十行二十二字,行格不同,应该是不同的版本;有的行格相同,有没有差异,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用这些线索跟有关记载参核比较之后,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不必去现场看书,就能大致推测出它们可能是文献中记载过的哪些版本。

《书目》的编例是不同的版本分别立项,有名人批校题跋的本子也要单独立项,排在同一版本无批校者之后。遇到两个本子前后相接,后者有批校或有题跋时,二者都注宋刻本或明刻本,没有行格信息,就无从猜测二者分列是根据哪一条编例,版本相同还是不同。《春秋经传集解》一连十四种明刻本,读者无从猜想其间到底有多大区别。如果一一标出行格版式,读者就将看到它们大抵是十行十八字和八行十七字两种版式,前者有时被藏家误作宋阮氏种德堂本,后者历来藏家相传为明翻宋相台岳氏刻本(其实岳氏为元人)。《书目》分成这么多项,除了有名人校跋的要单独立项外,可能行格相同者之间也有些差异。如今只注“明刻本”,读者就一点想头也没有了。

事实上行格对鉴定版本有很大帮助,过去没有拍照和复印手段时,学者辨认版本异同时一直恃为利器。行格不同肯定是不同的版本,行格相同就有可能猜想它们是不是同一版本,是不是有某种渊源。因为中国古籍不管是翻印还是抄写,往往会模仿原来的格式,了解行格和版式有助于我们考究版本来历。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往往有不同的规格,例如黑口是元代和明前期刻书的风范,这是版本学的常识。一百多年前,邵懿辰为《四库简明目录》加标注、莫友芝编《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江标编《宋元本行格表》都知道要尽可能地记下不同版本的行格,缪荃孙为藏书家编书目甚至列为标准的纪录格式,直至后来傅增湘编经眼书目,以及工作在困难条件下的古书爱好者、收藏家和目录版本学者,说到一种版本,无不以记下行格为第一要务。如今《书目》正式出版时把这么重要的信息统统删掉,比起前人来是明显的倒退。现在有关研究机构无不使用《书目》油印本“征求意见稿”,得不到原本的还在借阅复印,而正式印本倒像是鸡肋。反观同时期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项目齐全,记载翔实,尽管其中有一些差错,仍然是大家必备的重要工具书,相形之下,孰得孰失一目了然。

《书目》是国家重大项目,本身的档次和地位在那里,一举一动俨然有示范作用。定稿时删削行格开了因陋就简的先例,对编纂古籍书目造成不良影响。其后各省各单位编纂善本书目时纷纷效尤,一律没有行格。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个别单位的善本书目例外,得到学人的欢迎。这件事情留给我们深刻的教训,作为个人著述可以文责自负,像这种代表我们国家水平的项目,必须广泛听取国内国外有关人士的意见,慎重将事,绝不可自行其是。《书目》删削行格的做法现已遭到学界的普遍指摘,但愿今后从事国家项目的人士能引以为戒。

 

体例和分类

中国古籍分类从晋宋以来通行四部分类法,各种分类的差异主要是四部之下的各个子目的增减分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清代以后通行《四库全书》分类法,直到今天,中国古籍编目大都依据《四库书目》分类,采用现代图书分类法的不多——在大图书馆中,北京图书馆普通线装书库采用刘国钧先生拟定的《北京图书馆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编目,而不用四库分类法,是个例外。如果感到四库分类有不便、不当之处,采用者则稍加调整:或者个别子目略有增删,例如近年普遍倾向于把丛书从子部分出,独立为一部;或者个别书籍的归属略有变动,例如史部的“别史”、“杂史”不好分析,“杂史”与子部的笔记小说也难划界,某些书的归属就可能略有出入。

据书前的《编例》说,《书目》是“大体依四库分类排比,各部类目酌予增删修订”。至少在目前,这样做应该说是恰当的。如果改弦更张,像当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丛书集成》那样,把中国古籍按照现代学科体系重新分类,虽然不见得一定不成功,但是大批熟悉传统分类方法的读者将感到陌生。傅增湘先生当年跟张元济先生通信时就曾抱怨《丛书集成》编次失序,找不到要看的书。事实说明,事情一旦成为习惯,要加更改,为读者考虑,需要加上必要的说明。特别是,如果整体基本不动,仅仅个别项目归属有所更改,就更容易出问题。因此,《书目》既然已对类目和归属有所调整,应该说明到底有哪些变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说上一句“酌予增删修订”就打住。举个例子,在《四库全书》中,宋代程大昌的两部笔记《考古编》和《演繁露》都放在“杂考”中,《书目》里的《考古编》就搬到“杂学杂说”里去了。而且“杂学”与“杂说”本来是两类,现在已合为一类。本来四库“杂家”类的杂学、杂说、杂品、杂纂就够乱,现在再一搬迁,找起来就更费事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中国大陆出版界对索引太不重视,没有认识到这是对现代著述应有的要求。海外的学术著作几乎本本有索引,可以节省读者许多翻检之劳,对这种反差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像《书目》这样一部大书,全书早已出齐,而索引却始终未见,浪费读者的多少心力!我们整天讲现代化,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有多少进步,值得每一个人深思。这里可以提个建议,有些书可以用光盘本与纸本并行,依靠电脑检索,也可以省些力气。希望出版界能注意及此,多想一想读者的方便不见得就会影响出版社的利润。为了提高我国学术著作的编纂和出版质量,也希望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敦促出版单位重视书籍的索引,建议在评价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时把有无索引列为一个重要条件。

 

条目的核实

看一部书目时,最关心的是其中著录有哪些条目,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全备。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只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点想法。

第一个问题是《书目》对各书的取舍是否得当。这跟如何给“善本”划界有关,上文讨论“善本”的定义时已经说明,“善本”的概念极大地取决于一部书传本多寡。在更大规模的古籍普查工作还没有展开之前,不可能掌握每一种古书的存世数量。凭个人经验臆定,大家的看法就不会绝对一致。为了便于操作,不得不以年代为界。然而一部书稀罕与否并不绝对取决于出版年代,所以界内的书并非本本稀罕,界外的书也不是本本不稀罕。

我们都知道宋元刻本难得,明刻本比较多,过去重视的是其中的名品,例如明前期的黑口本和嘉靖本等等,一般明版书大家不以为意。直到本世纪前半期,除去有讲究的特殊品种,旧书店对明刻本定价并不高。清刻本在本世纪逐渐受到重视,然而除了特别稀罕的、有名头的或者精刻精印的本子价格可以大大超过明版书以外,一般书的价位康乾刻本不见得比嘉庆以来的刻本高。

当然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左右,卖价高低并不完全决定于书的版本价值或者珍罕程度,然而不能不承认二者还是有一定关系。道咸期间战乱频仍,有些书刻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传播开来版片和印本就被毁掉,现在已经稀如星凤,甚至无从寻觅。道光刻《浦泖农咨》、《桐桥倚櫂录》极其珍罕,已经为人提起,这里不妨举两个较小说起的例子。咸丰年间胡珽活字摆印的《琳琅秘室丛书》共有五集,全书极其难得,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光绪年间董金鉴重印本,只有四集。《丛书集成》、《续修四库提要》和《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都是四集本,几乎已经没有人知道胡氏原印本还有第五集。而且除个别几种外,也不知道现在哪里藏有完整的第五集,《书目》没有著录这部罕见的丛书不知什么缘故。同是咸丰年间,钱塘金绳武曾用活字摆印明陈耀文编《花草粹编》。此书明万历原刻本是出名的难得,然而今天找十部八部不成问题,而金氏活字本恐怕难找第三部。金本在南京图书馆过去的书目中不算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已经收入,很有见地。

年代和珍罕二者不能处处一致,各藏书单位徘徊于其间,具体执行起来就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例如北京图书馆所确定的“善本”标准较严,清代康、雍、乾三朝刻本不一定都入善本,却可能收录一些嘉道以来传本不多的古籍。例如北京图书馆把清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划入善本,它不过是光绪二十年吴氏在长沙刻的一册普通书而已,没有相当的经验根本想不到它极其罕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就没有著录。看得出北京图书馆对善本的确定是熟悉古书的行家所为,确实有抉择眼光。南京图书馆过去编制的书目有所谓善本甲和善本乙的划分,善本乙大抵是清刻本,中间也有选择,并不是按照年代统一处理。而某些没有这样一些书林行家把关的图书馆可能绝对按照时间划线,乾隆以前一律归善,嘉道以后的刻本就未必考虑。《书目》对清刻本归善的处理有不少该入不入、不该入而入的情况,原因就是各馆标准不一,编纂者汇总时难以一一作出准确的仲裁。

第二个问题是《书目》所注各馆藏书情况是否属实。这跟各馆上报的书目准确与否有关,由于各馆归善的标准不尽一致,《书目》所反映的馆藏情况实际上不完全准确。例如清道光刻戴长庚的《律话》极为罕见,按珍罕程度看可以归善,按年代看就可能落选。《书目》著录全国仅藏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二处,此书还不至于如此罕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就有,《书目》没有记载。《书目》对清刻本收藏情况的记载很不准确,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例如不知怎么《书目》会收录咸丰刻《?斋诗文集》和同治刻《芸香馆遗诗》,这两种书都很普通,而前者仅注临猗县和山西师大藏,后者仅注湖北省图和中山大学藏。这也不奇怪,其他单位根本没有当作善本上报。

除此之外,导致《书目》所记各书收藏情况不准确的原因也还很多,首先是各馆藏本有漏报的情况,其次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各馆经过整理和收购,藏书有所增加。如今各馆陆续编印出馆藏善本书目,四川、湖南两省己印出全省书目,核对一下就能发现有许多书《书目》未曾收录。个别书文革后发还原主或移交其他单位,现已不在《书目》所注之处,这种情况也不少见,读者不可不知。

但有些书不见于《书目》,则不知是什么缘故。例如湖南叶氏旧藏元本《宣和书谱》,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中有题识,后归湖南省图书馆,1959年湖南图书馆书目也曾著录,如今在《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却未见到,或已佚去、亦未可知。

这里顺便指出,目前收藏古书成风,市场上往往根据《书目》著录情况断定一种书是否稀罕,其实由于存在上述两个问题,《书目》反映的情况并不准确。《书目》入录的书未必都珍稀难得,所注藏书单位不多,也不一定是事实。有些罕见的善本也未必入录,例如《西昆酬唱集》康熙至少有四个刻本,《书目》仅收录了最为常见的一种。此外至少还有两个甚至三个更为罕见的康熙本《书目》没有著录。嘉道以来的刻本入录尺度更有问题,有些普通书《书目》入录,世不经见的珍罕之本反而失收。当然,以现在的调查研究水平而言,不可能指望十全十美。

第三个问题是《书目》对各书版本的鉴定是否准确。平心而论,《书目》的著录大体醇正无疵,应该得到肯定。编纂工作涉及宋元以来这么多古书,涉及全国各地这么多藏书单位,个别条目难免有出入,各馆实际藏本也未必与《书目》登录的版本相合,这都难以苛求。逐条推敲,当然会发现一些问题,例如偶然看到《西清古鉴》著录为“清乾隆十六年武英殿铜版印本”、《为政忠告》著录有“明芸叶轩刻本”,虽然没有看到所注馆藏原书,凭直觉就觉得有问题。而词总集中的《新镌出像词林白雪》一书,恐怕是曲集,而不是词集。

今天,对中国古籍历历如数家珍的学者逐渐老成凋谢,中青年一代跟古书打交道的机会太少,学习和研究的条件无法跟前辈相比,而目录版本工作又需要靠长期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古籍编目这项工作做起来很不容易。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我们能够认真对待,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今后编纂详备的《中国古籍书目》时就有所借鉴,而这正是此文的本意。

 

作者简介:罗济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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