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一家风骨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都很不相同。即以哲学或文艺理论的表述而言,西方多详尽的系统和条分缕析的著述,中国则相比之下缺少系统性和大部头的专著。自柏拉图《理想国》和亚理士多德《诗学》起,西方一直有像维柯《新科学》、康德《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美学》和克罗齐《美学》这样的鸿篇巨制,不仅各执一说,而且往往在宏大的哲学体系中讨论有关美和文艺的理论问题,使美学成为整个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谈艺论文之作虽有像《文心雕龙》这样稍具规模的论著,但许许多多诗话词话大半是具体作品的赏评,很少理论探讨,更说不上系统性了。一般说来,有系统似乎比没有系统好,因为理论系统要自圆其说,各组成部分要互相联系而不自相矛盾,必得经过细致分析和周密思考,比零敲碎打的片断思想容易想得更深,联系得更广,而且有整个体系的力量作后盾,影响力也往往更大。可是理论发展到系统化的程度,有了宏大的结构,离开最初产生理论的具体环境也越来越远;尤其理论体系有了一套包罗万象的解释方法,对世间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都能做出解答,以不变应万变,则往往成为文化的教条,失去理论最初产生时的合理性和力量,而终于被新的理论取代。这样看来,理论发展而为体系和方法,既是有力量的表现,也往往是衰落的开始,理论体系中有价值有活力的也只是一些片断零碎的思想。

钱鍾书先生博览群书,对中国和西方的典籍都了解极深,也最能见出系统理论和零星思想各自的特点和价值。对大部头的著作和成套的理论,我们容易由注意而起敬意,而对零碎的思想和只言片语中包含的深刻见解,则往往容易轻视而忽略。针对这种情形,先生特别强调零散表述出来的思想往往在理论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在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领域里,尤其如此。名牌的理论和宏大的系统往往名不符实,“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1]中国民间“先学无情后学戏”这七字谚语,就大致包含了狄德罗关于表演者与所演角色之间关系的著名理论,因此“作为理论上的发现,那句俗语并不下于狄德罗的文章。”[2]钱先生读莱辛名著《拉奥孔》,正是征引中国“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丰富的材料,加上西方文学和文评里的具体例证,阐发《拉奥孔》里重要的理论见解。莱辛只说空间艺术的画不能表现时间艺术的诗所能表现的内容,先生引用大量实例进一步发挥,指明诗与画不仅在表现时间和空间上不同,而且诗里的虚实映衬,气氛烘托,尤其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比喻,更是画不出或画出也达不到诗中效果的。莱辛只说故事画应挑选“富于包孕的片刻”作艺术的表现,先生引用大量实例进一步发挥,指明“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是画家选取的关键,而且从含而不露的诗文、“回末起波”的章回小说,到“卖关子”的说书、评弹,都利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先生著作例证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大量具体例子不仅可以为理论见解作最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且可以防止理论脱离具体环境,变成抽象空洞的教条。先生采用的例子来自各处,不仅有东西方的经典名著,而且有许多不为人注意的零散材料,可是无论什么例子,一经取用,就成为说明抽象理论极妥帖的实例,可以举一反三,达到探幽索隐,钩深致远的目的。

重视和多用具体实例,可以说是对付理论系统大而无当这种毛病的好办法。先生举出中外文学史上许多实例,说明一个作家喜爱和自己风格截然不同或相反的另一作家的作品,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独特现象。但美学家“特地制定一条规律,叫什么‘嗜好矛盾律,(Law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则不免故弄虚玄,多此一举,并不解决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实际问题。“这规律的名称是够庄严响亮的,但代替不了解释。在莫里哀的有名笑剧里,有人问为什么鸦片使人睡眠,医生郑重地回答:‘因为它有一种催眠促睡力’(une vertu dormitive)。说白居易‘极喜’李商隐诗文,是由于‘嗜好矛盾律’,仿佛说鸦片使人睡眠,是由于‘催眠促睡力’。实际上都是偷懒省事,不做出真正的解释,而只赠送了一顶帽子,给予了一个封号甚至绰号。”[3]谈艺论文,最终说来是读者与作品相对,或者说读者与作者通过作品的阅读展开一次对谈,谈话双方各有自己的经历见识,各有自己的声音,所以阅读经验必因人因文因时而异,其具体性不可能完全归纳概括在理论的体系里。先生强调“解释,”而且是“鞭辟入里”、“真正的解释”,就指出文艺鉴赏和批评以具体的审美经验为基础,很难套在某一固定的方法或规律里,更是空洞的理论框架和抽象的名词术语代替不了的。在这一点上,先生的看法与当代德国阐释学名家伽达默(H. G. Gadamer)不谋而合。

伽达默继承施莱尔马赫以来德国阐释学传统,但又在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对浪漫主义的阐释学做出根本批判,强调理解和解释不是一套方法,而是“存在的方式”(die Seinsart des Daseins)。[4]阐释学中重要的概念,即局部和整体的阐释循环,在浪漫主义阐释学中是理解和阅读的方法,最终目的是达到完全合乎作者原意的解释。伽达默则认为解释必然掺入理解者自己的主观成分,所以不必也不能全以作者原意为标准。阐释循环因而“不是一‘方法论’的循环,而是描述理解本身本体结构的成分。”[5]钱先生《管锥编》有评乾嘉“朴学”一节,指出清代小学家由字之诂识句之意,再由句之意通全篇之义,窥全书之指,只是片面地以小明大,由局部到整体,而理解过程亦须以大明小,由整体到局部,两方面相辅相成:“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复?’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6]在我国典籍里,《管锥编》是最早提到阐释学的,而且对阐释循环的概念做出了最精到的解释。不仅如此,先生指出理解当中人与我,古与今之间也构成交往反复的阐释循环,二者如“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不可。这就超出纯粹文字理解的范围而论及理解过程本身,指出“我”与“今”必然对理解过程做出贡献,解释不是离开“我”与“今”来认识“人”与“古”。先生还指出,无论是词章还是义理的解释,有时候误解可能不失为一种圣解。[7]换句话说,合乎作者原意未必是唯一的或最好的解释。

伽达默认为存在不能完全客观化,所以也不可能通过客观科学的方法去完全认识。他之所以重视美和文艺的问题,正在丁美和文艺最能使人认识到方法的局限,最能显出历史认识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伽达默批评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观念,因为这是最终以哲学的理念为把握真理的最高形式而贬低感性的艺术。他说:“我们在独特形式中接触艺术,艺术是真理的独特显现,其个别性是不能超越的;唯心主义美学的弱点或失误就在于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艺术只存在于不能纯粹概念化的形式里。”[8]伽达默的主要著作名为《真理与方法》,其要义正在强调真理不是靠系统的理论方法可以把握的,而阐释学所涉及的是超出理论体系和方法之外的具体存在,包括感性的美和艺术。在强调方法的局限和审美经验的具体性等方面,伽达默和钱鍾书先生确实有共同的见解,阐释学所注重的也正是先生所要求的“鞭辟入里的解释”。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先生的书和伽达默的书都是我爱读的,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内容、写法和风格上都极不相同。

伽达默反对理论体系和方法的万能,可是他的《真理与方法》是德国哲学著作典型的写法,本身有颇为庞大的系统和结构。钱鍾书先生的《管锥编》则是传统中国式的写法,分条评析古代典籍,每条文字短者数行,长者也不过数页,各条之间并无固定联系,全书亦无统一结论,很难归纳出一个系统结构来。《管锥编》内容极为繁富,举凡哲学、史学,文学、心理学,考据学,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无法归于某科某类。不仅如此,《管锥编》(先生的《谈艺录》亦如是)既用灵活典雅的文言,又大量引用英、法、德,西班牙和拉丁文著作,所引外文有时译其原文,有时则略述其大意,这又是中国历来绝无仅有的写法,绝无仅有的文字,成为天下不易读或不易读透的奇书。这种打破学科界限、打破语言和文化界限的写法,大至全书,小至书中每一条目,都贯穿始终,读来使人觉得如入宝山,遍地珠玉,应接不暇。先生每写一条,往往从一处一个意思生发开去,接连引出许多例证和许多相关的意思,每条之中都包含许多精辟见解,互相联系而阐发一个中心思想,可是各条之间又无一定联系,全书也无一系统理论。这种写法毫无疑问体现了先生对理论体系和方法的怀疑,因为他说过:“许多严密局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9]

有一位朋友曾对我说,《管锥编》包含那么多丰富深邃的思想,其中有些条目如果铺展开来,可以写成许多篇论文。言下之意,对先生没有把许多思想发展成系统的理论,不免有一点惋惜。记得我在和钱先生交谈时,曾有一次提起这位朋友的话。先生回答说:“我不是学者,我只是通人。”他又说自己有太多的想法,若要一一铺开写来,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先生说他不是学者,实在是似谦实傲之言。王充《论衡·超奇》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输通人,鸿儒超文人。”可是我们细读《管锥编》,就可以看出先生对儒者经生一向是不以为然的。先生这里所谓学者,也就是指那种眼光短浅、胸襟狭隘,一心想著书立说而实则腹中空空的学究。至于通人,葛洪《抱朴子·尚博》便提供了别一种解释,其中说“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又说浅薄之徒不能认识通人博杂的真正价值,“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可以说这才是通人一词的确解,而钱鍾书先生也正是这样博富的通人。先生学问的广博,在他的著述里处处是明白的例证,而这种学问的广博丰富与《管锥编》、《谈艺录》的写法本身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先生论《老子》四〇章“反者,道之动”一节,充分阐发《老子》句中的“反”字“兼‘反’意与‘返’亦即反之反意,”也就是“否定”与“否定之否定”,所以先生认为,“此五言约辩证之理。”黑格尔长篇大论,“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10]这很明显是把《老子》这五个字的一句话与黑格尔辩证法等量齐观。事实上,简短的精彩论述并不亚于长篇大论,如果说不比长篇大论更深切明白的话。先生《谈艺录》里论常州词派一节,简短不满三页,却上溯先秦“赋诗断章”之法和汉以来对《诗》,《骚》的阐释,指出由张惠言到宋翔、周济、谭献在理论上的变化,更将此派理论相比于德国诺瓦利斯、法国瓦勒利以及当代西方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等理论。这短短一则文字可以说最明白地指出了常州词派理论的沿革流变,以及与西方文论可以相比而互为阐发之处。不仅如此,先生拈出此派理论最中心的问题,即诗词意义与读者理解之关系的问题,做出十分精到的评论。先生说:“《春秋繁露·竹林》曰:‘诗无达诂’,《说苑·奉使》引《传》日:‘诗无通故’:实兼涵两意,畅通一也,变通二也。诗之‘义’不显露(inexplicit),故非到眼即晓、出指能拈;顾诗之义亦不游移(not indeterminate),故非随人异解、逐事更端。诗‘故’非一见便能豁露畅‘通’,必索乎隐;复非各说均可迁就变‘通’,必主于一。”[11]对于文学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阐释权威来硬性规定一种解释,但又不可能也不应该陷入阐释的相对论或主观主义,似乎各种解释没有高下好坏的差别。这是文学理论中一个争论很多也不易解决的问题,而先生关于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的说法,可以说最是持平之论,指出了解决此问题最好的办法。

由此可见,简约的文字、片断的思想,并不输于庞大的体系和详尽的论述。正如葛洪所言,“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这几句话也许可以借用来形容钱先生著作的文体。当然,先生的著述也并不全然是散杂无章,《管锥编》、《谈艺录》等书中常有“参观”某处之语,就把各条相关之处联系起来。可见在作者心中,丰富的思想是汇为一体的,只是在写成文字时才由不同环境发为不同议论,散见在各处。好事者也许可以由散而聚,把各条内容组合成系统的论述,总括出体系和结构来。但以我的愚见,这样的做法仍然囿于系统必优于片断的偏见,从根本上与先生思想和著作的性质相违,而且必然丧失先生著作具体论述中无数启人心智的机锋。从另一方面说来,片断的思想当然也不一定优于系统的理论。片断和系统本无所谓优劣,我们没有理由一概否认系统理论的价值,更不能借口重视片断思想,偷懒不去认真读大部头的著作。先生的著作虽然写法是非系统的,但却基于对古今中外许多系统大著作深切的了解之上。没有先生那样博富的学养和深刻的洞见,也就写不出《管锥编》、《谈艺录》那样处处闪烁思想光芒的著作。先生的文章自出机杼,自成一家,我们既无法模仿,也不必强作解人,去寻求其中的系统结构。《管锥编》和《谈艺录》是既可像一般系统性的学术著作那样从头到尾读,也可像字典、辞典那样随时翻检,挑选某部分某章节来读的。正因为先生无意建立严密周全的体系,他的著作没有空活,没有非从头看起便不知其定义的特别术语,却处处是启发人的思想,所以后一种或许是更恰当的读法。至少在我自己,这种散点式的读法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使我愈来愈认识到先生著作丰富的蕴藏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天下读者可以共同享用的真正的精神财富。

 

注释

[1]书,“读《拉奥孔》”,《七缀集》(上海古籍,一九八五),29页。

[2]同上,30页。

[3]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2324页。

[4]伽达默,《真理与方法》(Wahrheit and Methode),《全集》第一卷(Tubingen1986),德文本264页,英译修订本(New York1989),259页。

[5]同上,德文本299页,英译本293页。

[6]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171页。

[7]见《管锥编》1073页,《管锥编增订》84页。

[8]伽达默,《美的现实性》(Die Aktualitat des Schonen,德文本(Reclam198649页,英译本(Cambridge198637页。

[9]“读《拉奥孔》”,《七缀集》,2930页。

[10]《管锥编》,446页。

[11]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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