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知识分子阿Q——《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性探究

  自从阿Q作为典型,进驻现代文学领域后,注重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探索就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传统,鲁迅时期及后起的作家们时刻都没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黑暗中摸索着民族精神的出路。在这一向内的探索中,钱鍾书和他《围城》对社会动荡时期知识分子心灵的透视可谓一朵独开的奇葩。

        鲁迅以阿Q为标本,研究中华民族的人格缺陷,形象具体地画出了愚弱国民的深刻画像,通过农民阿Q集中地揭示了人性的病根———精神胜利法。而钱鍾书在《围城》中,则以方鸿渐为标本,探索、挖掘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灰色知识分子阿Q在钱鍾书笔下的新儒林集中出现,使《围城》成为思索人性悖论的“扛鼎”之作。

      

 

       钱鍾书从文化反思的角度切入抗战时期远离烽烟之外的灰色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犀利的笔锋透过社会表层、文化内蕴直逼人性之最根本。他细致地刻画出了在洋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新儒生的众生相,真实地表现了在20世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腐朽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卑琐、虚伪、尔虞我诈的劣根性。作者以其学者的眼光窥探到病态社会丑陋的一角,描写了一群受过洋化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阿Q,着重刻画了主人公方鸿渐的形象。小说主人公方鸿渐自购买假博士文凭登场,渐次露出一个咬文嚼字的阿Q洋相。他以孔子装病哄走儒悲、孟子称病骗齐宣王来自慰自嘲“: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叫他们失望吗<”这个顶着留学生桂冠而骨子里依然是旧名士的人物,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打发人生,毫无理想和信念,国难与他无关。虽然他内心深处还存有一些良心,然而,怯懦无能也使他经常求助于精神胜利,呈现出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双重夹击下特有的精神病态。“围城”正是方鸿渐这种精神病态的集中体现。“围城”象征人类在其生存过程中必然遭到的悲剧困境和矛盾情状。小说在多处直接描绘了主人公感到和面临的这种“围城”处境。“围城”最早出现在苏文纨女士的客厅里。这里“,围城”还只是对婚姻的困窘情况的比拟。但是,随着主人公方鸿渐命运的发展“,围城”的意义渐渐扩张为一种对人类悲剧情状的描绘。方鸿渐作为一名旅欧学生,在教育并不发达的旧中国,应该算得上是件珍宝了,他的人生旅途也该花团锦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回国时,他既没有“金榜题名”的喜悦,也没有“洞房花烛”的兴奋。留学欧洲的结果,并没有使他感到智慧增益的充实,反而使他感到莫名的空虚和幻灭的悲哀。他想到爱情的甜梦柔乡中去找回失落的理想与生活的力量,可是,爱情这朵绯色的云很快就从他面前飘走了。他只能揣着一颗落寞的心,在无爱的人间徘徊。他又去寻求事业的成功,千里迢迢,跑到湖南,可是,他马上就发现自己走进了“造谣学校”,陷入了无聊与无耻的竞技场。他在孤独与悲愤中匆忙地建立一个家庭,偕同妻子回到上海,再度寻找新的机会,可是痛苦和倒运如影随形地追踪着他。家庭成了他新的牢笼,无穷无尽的口角和层见叠出的纠纷使他心劳力竭。家庭破灭又继之失业,失业又加剧着家庭的破裂,他在永无绝期的循环式痛苦中挣扎。我们看到方鸿渐在自我实现的社会本能的推动下,一次次地追求,一次次地惨败,逃出一座“围城”又陷入另一座“围城”。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既是我们时代的代表,也是我们人类的代表。他在人生的几个重要方面———教育、爱情、婚姻、事业、家庭当中所遭遇的悲剧,既反映了中国人在特定时代,因社会的黑暗而遭遇到的追求、挣扎、幻灭的悲剧过程,也展示了人类在生存过程中追求、挣扎、幻灭的悲剧处境。钱鍾书对方鸿渐的“围城”心态的刻画,反映出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自审意识:分析知识分子自身弱点,揭示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素质上的自我完善还远未完成。钱鍾书在展示方鸿渐的悲剧时,毫无讳饰地暗示了时代、环境乃至个人性格对他命运的影响,实际上也从总体上揭露了中国社会知识界、教育界、商业界、市民阶层的种种恶德败行,揭露了中国人在爱情、婚姻、家庭、社交、事业等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气。作者在方鸿渐的个人生活悲剧中,寄寓着更深的人生感喟,这就是对“围城”现象的阐发与开掘。

        钱鍾书先生的《围城》完成了对人类人性的又一发现———“围城现象”“。围城现象”是现代人生的反映,也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心理。产生这种心理的起因源于人的某种劣根性———欲望和追求的无止境和难以满足。人是不安分、不满足的,有着不安定的灵魂。他要寻求快乐,寻求欲望的满足,欲望满足了而生快乐,但这种快乐是十分短暂的,很快又会感到不满足和不快。于是苦恼、寂寞,追求新的欲望。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结局。由此看来“。围城现象”正道出了人的某种本性。小说中的围城人不停地奔忙于“进城”“、出城”!受一种近乎本能的力量的驱使,最终又都难以实现原来的愿望,因为现实永远嘲弄着理想。理想在未实现前是一种美丽的对象,可在实现之后却成了一种残酷的对照,这是一种病态社会中的病态人生、病态心灵,主人公在这种种精神的、人生的、爱情的围城中挣扎所显示于我们的是一种人类的永恒的痛苦《。围城》揭示了人性的弱点,钱鍾书在方鸿渐这一典型形象外又发现了另一种文学之永恒,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围城困境。这样看来方鸿渐的困境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

 

 

       《围城》对人性的揭露和鞭挞可谓是入木三分。多年的涉世生活经验使钱鍾书感受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在《围城》中,他“以《儒林外史》的描写气概,揭露抗战时期中上层知识界的众生相”[1],通过这些人物富丽堂皇的外壳,钱鍾书照见了人物内心深处的丑恶本相并以他犀利幽默的笔触对它加以富于哲理性的分析。帕格森曾说“:再也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更深植的缺点了,人们给虚荣心造成的创伤从来算不得很严重,然而创伤却不愿给医好,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从而是比自私更自然、更普遍的先天的缺点。”[2]在《围城》中,这些“饱学之士”无论是游学回国的方鸿渐,还是身为大教授的李梅亭,却都有一颗像战时物价一样膨胀的虚荣心。方鸿渐买假文凭时的一番心理活动,可谓是对人类撒谎智慧的一次大回顾。还有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以自抬身价的范小姐,虚报嫁妆的方鸿渐的两位弟媳,真让人惊叹众男女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竟有如此之快。又如三闾大学的教授们对往日荣光的回忆和叹惋,汪处厚怀念他在南京的房子,陆子萧流露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闸北忽然补筑了一所洋房,就连方鸿渐也把自己沦陷区的老宅放大了好几倍,赵辛楣也仿佛若没这场战争,便会一夜之间加官进爵几倍。钱鍾书在《围城》“序”中曾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部分人物。写这一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有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3]钱鍾书主要是想通过虚荣心这一人类的普遍弱点来揭示日益陷入病态的人性。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虚荣心,但当虚荣心像苍蝇一样满街飞舞时,这个社会人性的颓败就值得人深思了。

        虚伪是《围城》中这帮知识分子身上又一块廉价的遮羞布,也正是依靠了虚伪,人和人之间那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没有被撕掉,人们得以维持其温文的表象。但钱鍾书却洞穿了这层美丽的面纱,将他的眼光直逼这群人的灵魂深处。在虚伪的背后吟唱着的是人物那日渐退缩的灵魂。这群生活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已产生严重的病态。如方鸿渐在他们本县中学不合时宜的演讲后,吕校长对他的话所作的一番掩饰,表现出时人心理的虚弱,他们的承受能力远未达到能够接受方鸿渐冒傻气的大实话的程度,只有靠虚伪的掩掩遮遮来维持他们文明的表象。高松年表面上告诫别人“君子隐恶而扬善,这种男女间的私事,最好别管”,紧接着却大泼其醋,插手赵辛楣和汪太太的风波。

        崇洋媚外是这帮沐浴着传统文化馨香、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冲击的人们身上的又一陋性。他们对外国的一切都有着浓厚的兴趣。韩学愈在有了克莱登的招牌之后连他在中国长大的白俄夫人也要改做美国公民,褚慎明也要靠和外国哲学家的通信来吹嘘他和外国哲学家的洋交情以自抬身价,从这些人物的丑恶心态中,我们不难窥见我们民族精神的劣根性。支撑着他们成为老大中华的那面大旗倒下之后,他们只有匍匐在洋人的脚下取媚承欢。这种落后而不思进取的国民性曾在鲁迅的笔下出现过,到了钱鍾书这里,它依然是作家目光关注的一个焦点。钱鍾书“不喜欢浸在幻想中生活!他对人生的挑剔以及艺术的挑剔”使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人类灵魂那一隐秘的角落,以他充满着理性的反讽和幽默来洞悉人类身上的这一奴性。

        《围城》偏于对虚伪的文明掩饰下的人性恶进行揭发。作者笔下知识界的侏儒:自私、吝啬、虚伪、庸俗不堪的李梅亭,厚颜无耻、欺世盗名的韩学愈,善于玩弄权术、伪善的高松年,老谋深算的汪处厚,猥琐、庸俗的陆子萧,假超脱的褚慎明,虚荣、嫉妒心强的苏文纨,放荡、卑鄙的鲍小姐,还有既不属于那种具有传统美德的小家碧玉也不属于那种活泼开朗的现代女性却沾染着浓厚的小市民习气的孙柔嘉。他们这些活跃在从法国邮船到大上海,再到三闾大学这样广阔空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无论是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环境出现的其他人物,其灵魂都是丑恶、卑劣的。他们那种故作高深的浅陋,那种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无聊,那种故作聪明的愚蠢,那种欲盖弥彰的卑鄙,都让人感到这是一群无灵魂的人。他们各自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个性弱点,从各个散点传递出中国封建文化对现代某些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和心灵的毒害。钱鍾书对人性的丑恶似乎具有极强的感受和认识。人的每一个举动!他都能发现隐藏在其背后的阴暗心理。他甚至能在人的正义行为背后,发现某种羞于见人的东西。比如在小说将近结束的时候,报馆主编王先生由于“言论激烈”而被迫辞职,方鸿渐也一起辞职。这是小说中人物行为唯一的一处与时代政治背景联系最直接的地方。作品并未否定汪先生的正义性,但点到即止,却转而挖掘汪先生的虚荣心“:汪先生是个正人,这次为正义被迫而走。喜欢走得热闹点,减少去辞的凄黯,不肯私奔似的孑身溜掉。他入世多年,明白在一切机关里,人总有人可替,座位总有人来坐,怄气辞职只是辞职的人吃亏……”钱鍾书正是透过这些知识分子阿Q们在一个于心于物都拘拘泥泥的“围城”中的勾心斗角和彷徨无主,抒发了他浓重的忧患意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最有文化、理应最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分子竟然如此弱智,中国和中国人怎样才能适应世界文化大潮N人类生活在被围困的城堡中,不从最根本上消除自身的弱点,将使生存之墙愈筑愈高,人类将在自己织就的灰色的网中愈陷愈深,不得解脱。钱鍾书和鲁迅一样具有深刻的理性洞悉和发现意识,在散发着霉味的现代儒林中,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奴性,而是人性中又一阴暗的角落,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品格,达到了空前的人性力度。

 

 

       《围城》对人的精神境遇、对知识分子孤独心理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注。这点正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围城》中的几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几乎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源于知识分子那早醒的思考,因此,它是一种智慧的痛苦,是一种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无所适从的痛苦。在《围城》中,这种孤独则更多地来源于这一群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已摒弃了旧有的价值规范,但新的价值规范仍未建立。这种两难的处境使他们的言语行动处处与这个时代不合拍,因而处处显得他们像是多余人。这一点在方鸿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一个精神生活的流浪汉,传统文化培养了方鸿渐顽固、爱虚荣、懦弱无能的个性,但多年的求学生活和游学生涯又使他坦诚,向往自由,追求一切美好的东西,虽有时荒唐却不失其善良本色。这种双重性格特征导致他既和他父亲一类人之间有隔阂,又与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之间难以沟通。他发现人与人之间根本就无法在精神上相互沟通与理解。正像阿Q个人从未庄闲人中析离出来一样“,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着”。他在精神的“围城”中像一个匆匆的过客,孤独地穿梭着,先是失恋,继之失业,后是失业,继之失家。与父亲、与丈人、与家里人之间有隔阂,就连在和他最亲密的朋友赵辛楣的交往之中仍有诸多孤独的感慨“O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N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这番话既道出了方鸿渐的心理现实,也道出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心理,正如丹纳所说“O如果一部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4]钱鍾书在这儿借方鸿渐的孤独事实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隔膜现状,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分离。钱鍾书的深刻便在于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种隔膜现状的表面描写上,而是透过这种隔膜状态来洞察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境遇,揭示乱世中人物心灵的孤寂与灵魂的无所皈依。当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与沟通已成为遥远的神话时,每个人的心灵便只有被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所充塞。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是一种病态时代在人们心灵上刻下的烙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钱鍾书的《围城》揭露了水深火热的民族战争中的一角死水,这里不但有苟且的国民性,更有人性的自身矛盾。他为我们塑造出的知识分子阿Q让人触目惊心。他让阿Q原型最完全地降落到人类自我构筑的高墙内,感受着围城中的烦恼和无奈。钱鍾书对人类人性的又一发现———“围城”现象,是他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一大贡献,也是他从文学角度对人生意义的究诘,是对人类作出的一项卓越贡献。《围城》在发现和揭示人性的弱点上,在对自我的观照与审视上,达到了和《阿Q正传》相类似的深度,具有了深广的世界性意义。

 

参考文献:

[1]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2][]帕格森.论笑———滑稽的意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3].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作者简介:陆辉(1971-),女,浙江绍兴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文学硕士。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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