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微言大义”呢,还是穿凿附会?

俞平伯先生认为“紅楼梦”有一个大特点,就是“微言大义”的笔法。他說:

“紅楼梦”本身有一种情形必須一表,即有过多的微言大义。

——“讀紅樓梦随笔”,1954年3月30日香港“大公报”

“微言”和“大义”見于“汉书”的“艺文志”和“刘向傳”,这四个字的本义如何且不去說它。俞平伯先生借用此語所指的意思是:以隐微深曲的語言或暗示的方法来寄寓批判或諷刺。俞先生又常用“暗笔”、“曲笔”或“微詞諷刺”等語,往往說明同样的意思。

先生又常常拿“紅楼梦”比“春秋經”。在上文所引的“讀紅楼梦随笔”中他又說:

引言中曾拿它来此“春秋經”,讀者或未必贊成,不过我确是那样想的。

他在“我們怎样讀紅楼梦”文中也曾写道:

在本书第43回說过:“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潤色,此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正是所謂“夫子自道”了.

“春秋”是一向被认为隐寓褒貶的,汉朝人所謂“微言”和“大义”本来也和“春秋”有关系。俞平伯先生說“紅楼梦”学“春秋”的笔法和他說“紅楼梦”有“过多的微言大义”意思是相同的。

俞平伯先生不但强調“微言大义”是“紅楼梦”的特点,而且认为“紅楼梦”的进步意义要从“微言大义”去探索.他在論“紅楼梦”的批判性时告訴我們:

……我最初也不敢說“红楼梦”有这么强的批判性,近来研究了,我敢說了。例如46回賈赦要娶鴛鴦为妾,鴛鴦駡劝她从的嫂子道:“……什么好話?又是什么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的丫头做了小老婆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遙在火坑里去……”“紅楼梦”里并沒有女孩子做小老婆,一家子就横行霸道的;但有一个,那就是賈元春,她做了皇帝的小老婆。又如第30回,宝王把宝釵此楊妃,宝釵冷笑道:“我倒象楊妃,只是没有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国忠的。”这話也是隐指賈元春,把宝玉比做楊国忠。

——“紅楼梦的現实性”,本年6月19日在人民大学讲演记录

时俞先生还举了第76回尤氏說笑話等例子,都是所謂“微言大义”或‘微詞諷刺”的笔法。先生声明他是在研究了这些之后才敢說“紅楼梦”有批判性的。(这些例子是否合有如先生所說的諷刺意义,后面还要討論,这里且不去談它。)我們首先戚到奇怪的是先生好象忘了“紅楼梦”是一部长篇小說,而不是一首諷刺小詩或是象“春秋經”那样的簡短史笔。关于“紅樓梦”的作者在拥护什么,反对什么,难道可以不从全书中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描写叙述去研究,而倒要从片段的字里行間去研究?难道书中形象不曾显示它的批判性,而必須等待研究者用猜謎似的方法去发掘?假如讀者不能从“紅楼梦”全书中正面的叙写看出它的批判性而只能从宁縫里搜寻,那么这部小說是不是成功的現实主义作品就值得怀疑了,否則問題就在讀者的眼光。

俞平伯先生的眼光是不是有問題呢?我們不妨先举一个例子来說明。“紅楼梦”第工5回叙賈珍为他的儿媳秦氏大举出丧,着重地描写了出丧中的盛大排場,揭示了賈家的驕奢淫佚。又插叙了王凤姐受賄弄权,包攬詞訟,干涉張金哥的婚姻,暴露了封建豪門的罪恶。要說批判性,这一整回的批判性都是极显著的;要說深意,这一整回的叙写都是有深意的。但俞平伯先生所注意的是張金哥的事为什么不正面演叙,要从这里去看作者的微旨。(11月25日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紅楼梦”研究座談会发言)更可怪的是先生从“鉄檻寺”和“饅头庵”两个名詞去捉摸他所謂的深意。他有一篇“随笔”发表在本年3月13日的香港“大公报”,专論这…个問題。随笔中写道:

回目說王凤姐弄权在鉄檻寺,秦鯨卿得趣在饅头庵,地点再明白沒有了。但看本文并不如此,饅头庵与鉄檻寺是两个地方,明說:“这饅头庵便是水月寺……离鉄檻寺不远”。凤姐弄权的事实与尼姑净虛勾結,得賄三千两,都在饅头庵,与鉄檻寺无干,书中叙述得又很分明。回日上怎么說她弄权鉄檻寺呢?……文章上只能說“王凤姐弄权鉄檻寺”,决不能說弄权饅头庵。弄权饅头庵虽切合事实,在意义上却大大的不通,一个人到了土饅头里还“弄权”么?若問饅头庵里可以“得趣”么,那你得問秦钟去。.鉄檻饅头虽說明是两地却只代表一个观念,即是“纵有千年鉄门檻,終須一个土饅头。”……因此,回目的乖亙,不但有意,且有深意。他故意卖个破绽,让咱們知道,觉得。那些貪財納賄,为非作歹,害人自害的家伙或者会回头猛省罢。事突上怕不見得会,不过作者一片婆心,为尘俗痛下針砭,已算尽到心了。这回本文里还有一个特点,不妨附带一談,便是多用虚笔。从饅头庵一名水月寺,表示这无非鏡中花水中月。既名为水月即所謂地点的問題,无所謂是一是二是三,……也无所謂合与不合。

张金哥事件不从正面演叙和“凤姐弄权铁檻寺”回目和正文相違处果有深意如俞平伯先生所說的嗎?先生的意見我是不同意的,但这里无暇討論。我只想从俞先生关于“紅楼梦”第15回的一些看法指出他的着眼点是錯誤的。先生虽然在談批判、說針砭,他的真正兴趣倒是在钻牛角,作玄談,发揮他的唯心主义的“妙論”,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本回演正的批判性、真正的深意反倒視而不見了。

我并不是說“紅楼梦”里沒有以微詞曲笔暗示褒貶的地方。如写賈诊和秦氏的曖昧关系,如写宝钗扑蝶,偷听了小紅的秘密而嫁禍黛王,如写襲人討好夫人而暗伤晴雯等人,都不是明笔。但这种情形是个別的而不是“过多的”,不值得夸張为本书的特点。尤其不能从这些地方去研究本书的批判性。先生把本书的批判性当成暗藏在字里行間的东西,实际上是把思想上的特点降低、縮小为笔法上的特点,使它脫离了人物、生活的血肉,同时也就是脫离了社会意义。这样的观点正是資产阶級唯心論的一种表現。

还应該进一步指出,俞平伯先生所談到的“微言大义”絕大多数并非真正是“微言大义”,而只是先生的主观臆测,想当然之說而巳。其中有些仅有片面的根据,有些圣无根据,穿凿附会往往达到惊人的程度。請看下列这些例子吧:

先生在“紅楼梦的現实性”中論“紅楼梦”运用“春秋褒貶”的笔法时举例道:“如第2回‘冷子兴演說荣国府’,說宁国公生了四个儿子,后面就沒有下文了,:…。.到了第76回,尤氏說笑话“一家子养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只一个眼睛;二儿子只一个耳朵;三儿子只一个鼻子眼;四儿子倒都齐全,偏又是个哑巴。’說到j2C里也沒有下文了。其实这四个儿子就是第2回所說的四个儿子。”在这以前先生在1月5日的香港“大公报”发表过一篇随笔,更清楚地告訴我們这是“对封建破落戶的暴露揭发”。又说:“这样对賈氏祖先无情的嘲笑諷刺偏偏出自尤氏口中,作者‘之意深切著明。”这真是很奇怪的說法。我反复讀了这两回的“紅楼梦”,又再三研究了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始終不懂尤氏笑話里的四个儿子何以就是冷子兴所詛的宁国公的四个儿子。也不.懂尤氏对賈家祖先有什么不滿,她为什么要諷刺。也看不出那‘一个眼睛”、“一个耳朵”云云含有什么諷刺意义。如果真是諷刺,賈母听了一点不感到刺激,反倒昏昏睡去,也是很可怪的事。先生所說的这个諷刺既不合人物的身分、性格,又不合当时的情景。只因为两处都說的是“四个儿子”便硬拉扯到一处来。(第2回的“四个”有的本子作“两个”,这个“四”字还不一定可靠呢。)这使我联想起索隐派的紅学家王梦阮,他說賈宝玉就是清世祖,其理由之一就是清世祖自肇祖以来是第七代而宝玉恰恰中了第七名举人。先生的附会也就不下于此了。

在“紅楼梦的現实性”中俞平伯先生又提到鴛鴦的諷刺(引見上文),照俞平伯先生的說法,鴛鸯簡直认为倣了皇帝的妃嬪就是大可鄙薄的事,这是鴛鴦可能有的思想嗎?不但鴛鴦,曹雪芹在“紅楼梦”里的任何人身上都不曾表現过这一思想。細看书里所描写的当时情景,鴛鴦駡嫂子的話只能是駡嫂子。她嫂子把平儿和襲人拉扯上的时候,鴛鴦表白道:“他見我駡了他,他臊了,沒的盖臉,又拿話来調唆你們两个。幸亏你們两个明白。原是我說急了,也沒分別出来,他就挑出这个空儿来。”这不是很清楚的嗎?

俞平伯先生接着还提到宝钗的諷刺。宝钗因为宝玉拿历史上名誉不大好的楊貴妃来此她,她生了气,就还刺了宝玉一句,比他倣楊国忠。要說諷刺,这只能是对宝玉的諷刺,却不能引伸为对賈元春的諷刺,因为依照曹雪芹告訴我們的宝钗的性格和思想,她对于賈元春的地位只有羡慕,不会輕覦。本书第4回明明說她来京正是为了“待选”入宮,賈元春的地位正是她所追求的呢。

俞平伯先生还臥为“15回写北靜王的打扮一头戴净白簪纓銀翅王帽,身穿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腰系碧玉紅鞋带”,也是諷刺,因为这不是清朝装束,“是从明朝阮大铖那儿来的,而阮大铖的是从戏台上来的。”阮大铖曾在閱兵时著“素蟒碧玉”被人譏为倡优排演,亡国之象。所以“紅楼梦”这样描写北靜王也是“备致嘲諷”了(据“紅楼梦的現实性”和3月6日香港“大公报”“讀紅楼梦随笔”:“梨园装束”条)。先生这一条也是讲不通的。“紅楼梦”写北靜王是一个风流人物,是賈宝玉所爱重的,我們看不出他为什么又是一个被諷刺的对象。而且本书所写人物打扮都不作清朝装束,为的是表示“朝代年紀,失落无考”(見“紅楼梦”第1回),如同类的描写在別人身上不是諷刺,在北靜王就是諷刺,这道理是很难懂的。本回写北靜王的装束之后紧接着就写了宝玉的装束——“戴着束发銀冠,勒着双龙出海抹颧,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攒珠銀带。”这难道不象戏台上的打扮?假如对北靜王的描写是諷刺,这里对宝玉也就应該是諷刺了。

在“我們怎样讀紅楼梦”和发表于2月19日香港“大公报”的一条“讀紅楼梦随笔”中俞平伯先生論到“紅楼梦”第13回里的“另外一种笔法”。这工回中記秦可卿死后灵牌上写的是“天朝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灵位”。先生认为通行本中这个“宜”字是后人妄改的,应該依从脂硯斋旧本作“恭人”,因为作“恭人”才是“微詞諷刺”。原来恭人是三品,不合賈蓉所捐五品龙禁尉的品級,倒是賈珍三品威烈将軍的品級,秦氏是賈蓉的妻,原該称宜人,現在錯作恭人乃是作者卖給讀者瞧的破綻,为了告訴讀者秦氏和賈珍的曖昧关系。賈珍和秦氏有无曖昧关系是另一問題,先生所說的这一种諷刺笔法却真是“另一种”的,是万分奇突却絕不可通的。试問如果这“恭”字典是一个大諷刺,事实上賈家能将它写上秦氏的灵牌么?有一个同志开玩笑地說:照先生的意見等于說賈家在秦氏的灵牌上画了一个烏龟。既是事实上所不能有,情理上絕不可通,而居然在曹雪芹的笔下出現,这是可能的么?其实銘旌或灵牌上所題衔位尽可以有浮夸,世俗好虛荣,往往如此。宜人而称恭人也是寻常的事,在这里头本来是沒有什么深意可求的。

3月25日香港“大公报”又有俞平伯先生的一条随笔,內容尤其可怪。这条随笔的內容是先証賈珍的老婆尤氏是个美人、尤物。次証賈珍的父亲賈敬是个老不正,然后拉在一处,說明賈敬和尤氏有曖昧关系,一如賈珍之与秦氏,原来宁府是爬灰世家。該文主要目的也还是为讀者指出“紅楼梦”中的“春秋笔法”,“溧文微意”。

如何知道尤氏是美人尤物呢?先生据“紅楼梦”第63回回目“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句,說作者既称尤氏为“独艳”,当然是美的了。先生說这样点明是本书状美人的一个“最特別的写法”,而且“的确有点象‘春秋”’。先生又据本书第66回宝玉耕尤二姐和三姐的話“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得一結論道:“二尤如此,則尤氏可知矣。”并且說:“作者小題大做,难道专为写尤氏的美貌?当然別有用意的。”

如何知道賈敬不是正人呢?先生的根据是“紅楼梦”第5回“紅楼梦曲”中“箕裘頹丧皆从敬”一句。他认为从这一句可以看出作者“将賈氏一門种种罪恶归獄于賈敬,文笔深冷之至”。

如何知道賈敬和尤氏有曖昧关系呢?先生仍是据这一句曲文,他道:“尤其应該注意,此句用合傳法写在秦氏曲中,殆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歟。——若体会了这句話,則本回及以下各回便迎刃而解了。”最后俞先生告訴我們:“仅就尤氏之美着想,自未得作者之心,却也算找着了一条綫索。区区一尤氏,其为美恶省属寻常,何必深文。既有深文岜无微意,再思再想,就明白了。”

我确实會一想再想,結果是哑然失笑,因为忽然想起有人将考据此做老吏断獄,箭先生对于賈敬和尤氏未免太深文罗織了。但証据如此稀少,理由如此薄弱,任何一个法官也不会承认賈敬和尤氏的“乱倫罪”是可以成立的。先生这篇随笔,叠篇中可以令人勉强相信的一点就是尤氏是美的。为什么說这一点也只能“勉强”相信呢?因为古代文人把“艳”字加在女人头上是很随便的,既然作者对尤氏未有任何描写,她美不美还在可疑之列。至于賈敬是不是邪恶,那就更无从断定了。因为連一个字的根据也找不出来。“箕裘頹丧皆从敬”并非該按照先生那样解释这句联下句“家世泊亡首罪宁”不过說賈家之衰败,造衅开端实在宁府,而宁府之不振从賈敬一代便已开始。假如多引伸喳,也只可以說賈珍賈蓉之胡鬧由于賈敬放任不管,責任应由他担負而已。何以見得作者将一門罪恶归獄于賈敬呢?即便尤氏真是美的,賈敬真是恶的,也并非一定会构成俞先生所猜想的关系,那也是很显明的道理。“紅楼梦”“好事終”曲文写秦氏而提到她的祖輩也是自然的情形,并非什么“合傳”。即是合傳也不可能得到先生所作的結論。何况尤氏并不見于这支曲中,为何又要拉上她呢?穿凿附会而至于无中生有,陷入魔道,都是由于专在字縫里看文章。

类此的例子此外还有,但不必多举了,这已經够說明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楼梦”里‘微言大义”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方法,主观片面到什么程度了。先生是这样地不顾客观实際,歪曲事实以附会自己的主观假想,甚至爱怎么說就怎么說,能否自圓都不加理会。他的資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这一方面也許是表現得最突出的了.

俞平伯先生是研究“紅楼梦”多年的专家,而他的关于“紅楼梦’’的一些見解竟至禁不起常識的衡量。他的牵强附会之处,任何一个略讀过这部小說,稍有邏輯训练的人都能看出来,他自己倒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他和許多資产阶級的“专家”一样,聪明往往为錯誤的思想所蔽,当其有所蔽的时候,他就不可能不是“越研究越胡涂”的。穿凿附会的毛病在古典文、学研究者中間并非只是个別的存在。我們一方面为先生指出,井帮助他分析这个問題,一方面我們应該深自警惕。据我的肤淺的体会,穿凿附会可能由于两种蒙蔽,一是蔽于材料,二是蔽于标新立异的想法。研究首先是占有材料,从事研究工作时間較长的人,积累的材料也就較多。当他还不能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的时候,他必然缺少可靠的方法来辨別材料、駕馭材料。在这种时候他就难免为材料所迷惑、所驅使。他的原有的知識也可能反而成为他的包袱,助长他的主观成見。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楼梦”也占有了不少材料,例如許多罕見的版本,例如脂硯斋評語。但他也就有了为版本所蔽,为脂評所蔽的地方。上文所举的穿凿附会的例子中,有的就是因为迷信旧本,由于一两个字的异同而钻进牛角尖的,象“四个儿子”和“恭人”“宜人”之类。有的是被旧評引錯了路的,如关于贾敬和尤氏的怪說就是由于脂評的暗示。关于鉄檻寺和饅头庵的玄談又是受“金玉缘”評語的影响。这真是所謂“跟着材料走”了。

任何工作都需要創造性。任何研究工作者都希望有所发明,但是发現新問題,作出新結論,必然是积累材料的結果(当然还要正确的观点方法)。有些人并不曾掌握新材料而一意追求新見解,其結果就是走上穿凿附会的路。有些人专为做翻案文章而搜集新材料,其結果也是走上穿凿附会的路。远的不必去說,从胡适以来,張三李四,人人疑古,各自标新,你也穿凿,我也附会,彼此都缺乏唯物精神,写文章只需要片面的理由,。只要在紙面上能自圓其說,作者自己便躊躇滿志,別人也就承认它可备一說了。倘若走僻徑,鈷冷門,偶有所得,尽管是无关宏旨,也居然大有市場。这在“专家”当中不是形成了一种风气么?俞平伯先生的錯誤何尝不是这种风气的产物。要糾正这种风气首先要求研究者端正态度,必須拿实事求是的精神代替嘩众取寵的想法。逐漸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之后,在旧领域里自会发现新天地,那时,可供馳驅的康庄大道到处都是,还怕英雄无用武之地嗎?

此外另有一蔽在俞平伯先生身上表現得比較突出,也許不算是普邇的問題,那就是趣味主义。先生写文章的态度往往是不严肃的,写的目的往往只是“以博一笑”、“聊資談助”而已。他只要求論点新鮮有趣,并不一定要它站得住,也不问它产生什么影响。这当然和他的神秘主义的文学批評思想有关,他既认为文学不可知、不可說,一落言詮便无是处,便自然会认为:随便写写、随便說說也是无所謂的,不附会固然很好,附会一下,只要有趣那又何妨呢。这也是先生的資产阶級唯心論思想的一种表現。已經有同志提出批評过,不必詳細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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