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先生与古籍整理

  著名的文学史家、余冠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

先生为人谦和厚道,尤其对中青年学者则热心关怀和培养。我是个不善交际又不善言谈的人,即便如此,先生对我这个晚辈仍是十分关心,给我很多的教诲和鼓励。他很称赞我的《陶渊明〈形影神〉诗探微》一文。他还当面对我说,我的《读书散记》里谈到的“用典不必牵合史事”一节他很欣赏。他还夸奖我的《陶渊明新论》,并为我题写书名,还用了闻一多先生给他刻的印章。我深知这字和印章的价值,感到非常荣幸。不过他对其中《说‘南府’》一文不太肯定,说这种文章费力不讨好。他没有说原因。我推想是因为可供论证的资料有限的缘故。后来我编辑《陶渊明新论》时就把它“割爱”了。

余先生学问淹博,一生著述颇丰,古典文学方面,有个人成果和集体成果多种。他的个人成果如《乐府诗选》、《三曹诗选》、《诗经选》、《诗经选译》、《汉魏六朝诗论丛》、《汉魏六朝诗选》、《古代文学杂论》等,多密集于1958年以前[1]。1958年以后,他的主要精力似乎都倾注在由他负责和主持的集体项目上,如负责文研所古典文学研究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册本)、《唐诗选》以及由他主持、几位同志参加校订的《乐府诗集》。后来他又是《中国文学通史》的顾问。

先生和萧涤非先生是清华同学,都同时受教于黄节先生和朱自清先生,对他们政治、学术影响较大的也是这两位先生。先生后来实际上还是更多地继承了先生和朱先生主治《诗经》和汉魏六朝诗的事业。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既开“中国文学史”,又开“汉魏六朝诗”课程,在汉魏六朝诗的研究上,他显然倾注了更多的精力。

先生治学方面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对古籍的整理和普及。他对这项工作一向十分热心。因为它既是研究所规定的任务,符合国家普及文化的需要,又有利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推陈出新。早在1940年秋,他就在课余担任《国文月刊》的主编,该刊以中学国文教员为主要对象,兼顾高校中文系学生和自学青年,宗旨是为促进国文教学和补充青年学生自修国文的材料。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该刊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持提倡白话文,这不但推动了白话文写作,给了新复古派以有力抨击,同时也促进和发展了对古代传统文化的研究。该刊每年十期,直到1945年,5年之中,坚持不懈。这无疑是一项普及学术的工作。解放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学术成果主要采取对古籍进行整理和编辑选本的形式。他的古典文学的选本,都是普及和提高兼顾的范本。因为从内容看,它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凝注了自己的心得和见解,是提高的性质;但从形式看,它又删除了这些成果的研究过程或简化了科学论证中所援引大量参考材料,经过拣汰才介绍给读者,又是普及的性质。先生在《乐府诗选》前言里谈到该书的体例时说:“为了让读者省力,竭力少引书名、人名,引用古书的时候,较难的都译为白话,注释者的创说也并不特别说明,因为普通读者不需要知道哪是旧说哪是新解,而专家学者不需要说明自能辨别。”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选本,它既是提高的,又是普及的,而且可以知道,在这简明扼要的形式的背后,包含着作者多少博观约取的辛劳、拣择删汰的工夫和推陈出新的努力啊。

先生的古籍整理工作总是把对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具体研究相结合。我在阅读先生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果把这些个人成果按完成的先后次序加以排列的话,则《乐府诗选》居前,其次为《诗经选》、《三曹诗选》等,最后是《汉魏六朝诗选》。每部著作都有前言。但我们看他的《古代文学杂论》的编排次序,并没有把《乐府诗选》的前言居前,而是以《诗经选》的前言居先,其次是《汉魏六朝诗选》前言,而《乐府诗选》的前言在后。为什么这样编排?我体会这里面是包含了作者的匠心的。先生是想让读者先对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诗歌特点有一个总的印象,然后再依次重点学习它的具体作品。那么,《诗经》原是我们民族诗歌发展的源头,当然应该居前。至于乐府,它诚然是汉以来文学宝库的重要精品,然而它究竟只是汉魏六朝诗的一个部分,要想认识它的价值,就要把它放在诗歌发展历史的总体上来认识。而《汉魏六朝诗选》前言就正是代表了作者这方面的宏观把握。这种个人的宏观认识,先生早在抗战后的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汉魏六朝诗”这两门课程时已经基本形成了,他就是带着这个认识来从事对乐府、《诗经》和几代文人诗的研究,把宏观把握与微观具体考证、推理、注释有机地结合起来。说到这里, 我又忽然想到我前边已经谈到《古代文学杂论》扉页影印的作者手迹,乃是先生以七言绝句形式所写的诗论,正好印证了他对各个阶段诗歌发展新变的认识。这组绝句以论阮籍始,以下依次是张协和左思、陶潜、鲍照、小谢和王维、杜甫、韩愈,而终于李商隐。我怀疑这只是组诗的一部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先生论的只是五七言诗(我国古代诗歌的最常见的体制)的发展变化和推陈出新,则它可能最先从汉乐府说起,而且还会加上曹植。可惜这组诗的原件尚未发现,未能窥其全貌。

先生古籍整理成果的特点,首先是谨严。即便是取前人、他人的说法也是经过严格的审核和反复推敲的,至于自己的发明,就更是言必有据,实实在在,从不轻易标新立异。而一旦立异,往往就成为不刊之论。其次是融通。那就是把各种讨论的意见集中起来,一面是积极的思考,同时又小心翼翼的论证,或取其合理的成分,或出以己意,总是求其融会贯通,既不能格,不能拘泥,也不能虚言涂饰。其三是简明扼要。他一向是在提炼文意和斟酌字句上用工夫,做到最恰当的表达,驭简于繁,字句简到不能再简。其四是通俗。先生是最早用白话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之一,清新明洁、自然流畅是他白话行文的特点。有些老先生变文言为白话,往往缠夹不清,而先生不同,这无疑是一般读者的福音。下面择要说明余先生古籍整理的成就。

先说先生的《乐府诗选》。这本书编订于1950年,是为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丛书》而作,那时他在清华。1953年出版,他已调到北大文学研究所。该书前言先叙述汉代乐府机关采诗、合乐、写定和保存,次叙乐府诗的分类及各自的特色,后论乐府的传统和影响。这篇前言有两点颇值得注意。一是关于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问题。文中有两句名言,道是:“《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这是多么醒豁的表述呵。他把《诗经》的一些篇章与汉乐府比较,又把乐府和汉代文人诗比较,又论及诗史上建安到黄初、天宝到元和两个突出时代的创作,从而证明汉乐府的价值和影响,说明我国诗歌有一个宝贵的现实主义传统。二是他特别论及有些古诗原是乐府,并提出六点理由和证据,说明古诗中确有些诗曾经入乐,这一点很见先生的创意和工力。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他的专著《汉魏六朝诗论丛》里专门有一篇《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该文作于1947年,同年还有《说公输与鲁班》、《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1948年夏又有《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一文。看来《乐府诗选》一书早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酝酿了。先生非常重视民歌,所以该书所选以《相和歌》、《杂曲》两类的诗最多,是该书的重点,其次是南北朝民歌。此外还选入几首曾经入乐的古诗,其中有的为《乐府诗集》所未收,有的见于《乐府诗集》的《杂曲》。另外,该书的附录一的歌谣里,还选入了一些颇有意义而为《乐府诗集》所未收的作品,如《绵州巴歌》。附录二又选录汉魏晋宋文人乐府的代表作品,来说明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从以上几点也可见出该书在编选方面的特色。还有,该书的注释和说明也极见工力,有的否定了牵强附会的旧说,还提出颇有新意的新说,如《平陵东》的作品说明指出“这诗写官吏贪暴。有人拿王莽时翟义事附合这篇诗,与诗意不合。”《陌上桑》后面的说明指出:“罗敷故事似从秋胡故事演变,从悲剧变为喜剧。”《梁甫吟》的说明,指出“古曲《泰山梁甫吟》分为《泰山吟》和《梁甫吟》二曲,都是葬歌……这篇是齐地土风,或题诸葛亮作,是误会。”从这一项发明,先生又推及对曹植《杂诗》第六首“思欲赴太山”一句的理解,认为“赴太山”犹言“赴死”,并引汉魏诗以为旁证,说明这是汉魏的习惯说法。《慕容垂歌辞》后的说明指出:“这三曲是秦人因慕容垂战败而作,嘲笑的口吻很显明。有人以为燕国人的歌,甚至以为慕容垂所作,很难解得通。”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诗》两篇的注释,发明之处更多,这里不再举例。

先生的《诗经选》和《诗经选译》都在1956年出版。从《诗经选》的前言,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诗经》一书的总体把握。既有一般介绍,又不时发表他精湛的见解,而这些新见就寓于平实的叙述当中。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风、雅、颂都是从音乐得名,而不同的音乐又连带歌词一起,各有不同的性质和用途。他还分别举例介绍了周颂、大雅、小雅、国风、鲁商二颂的内容和它们大略产生的背景。关于余先生的《诗经》研究,我们还要补充提及的,是他1963年答复别人的《关于改诗问题》的一封信。在信里,他以十分丰富的例证,肯定了《诗经》是经过统一修改的,修改的人主要是周太师和各国的乐官,孔子也可能插手过。修改的原因是消灭方言歧异和便于合乐。其中论及《诗经》章句的拼凑和分割,当是先生据他对汉乐府研究的结论作出的推断。这也是先生的卓见。

先生《诗经选》的注释,既极审慎地多方面吸取前人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又往往独出新见。对于前人的成果,他较多采用今古文兼通的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对今人则十分重视闻一多等先生的意见,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邶风·新台》“鸿则离之”的“鸿”字,即取闻说。又如对《豳风·东山》“有敦瓜苦,在栗薪”二句的“瓜苦”、“栗薪”的解释,也同于闻说。当然他参考的今人意见中也不限于闻先生一人,如《邶风·静女》“自牧归荑”句,旧解皆把“归”字解为“言告言归”的“归”字,这其实是错的,先生说“读为馈”,是有经传、诸子书作根据的。而对“荑”字的两种解释,则是分别参考了魏建功先生和刘大白先生的说法。《周南·汉广》里有“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字历来皆解为“”,就是“桴”、“筏”。然而诗的上面两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说的是汉水太广,很难潜行过去。可是下面又说“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说江水太长,不能乘筏过去,这难道说得通么?所以先生解“方”为“周匝”,就是环绕,意思是说“江水太长,不能绕匝而渡”。这个解释既新鲜又通达。还有《邶风·燕燕》的主题,《诗序》说是“卫庄姜送归妾”,是从“之子于归”、“仲氏任只”两句生出的附会。先生取宋王质说,指出这是君送别女弟远嫁的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诗“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于归’者。”(崔东壁《读风偶识》)至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的“差池”二字,《毛传》解为“不齐之貌”。《郑笺》说:“差池其羽,谓张舒其尾翼。”闻一多先生认为尾翼不能舒张,故解为“两翼舒张之貌”。但“舒张”与“差池不齐”的含义究竟不同。先生说:“诗人所见不止一燕,飞时有先后,或不同方向,其翅不相平行。”这个解释既符合生活实际,又与二章“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三章“燕燕于飞,上下其音”前后谐调一致,令人信服。又如《王风·黍离》的题旨,前人都取《毛诗序》的解释,认为是“大夫行役,闵周室之颠覆”,先生认为“从诗的本身体味,只见出这是一个流浪人诉忧之辞,是否有关周室播迁的事却很难说”。可见先生决不盲从古人,而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敢于实事求是。

在《诗经选》出版后不久,先生又有《诗经选译》问世。这部书很快在读者中流传。因为把四言的《诗经》按照“信”、“达”、“雅”的高标准译成白话已属不易,何况它还是保持了民歌风味的押韵的白话诗呢?1981年,先生有一篇《关于陈风株林今译的几个问题》,就《陈风·株林》中涉及的地名问题、隐辞问题和这篇诗的声吻语气问题作了非常细致、严密的考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创见和发明,除他的学问和工力以外,实在还来于他治学的一丝不苟和参照生活实际以推理度情的科学态度。

《三曹诗选》的出版时间与《诗经选译》相先后。这个项目似乎是紧接着《乐府诗选》进行的,因为曹操诗几乎都是乐府,曹丕、曹植诗也以乐府的数量为多,而对三曹乐府诗的研究,本来就在《乐府诗选》的范围之内,只是它选三曹乐府的篇数较《三曹诗选》为少而已。当然曹丕、曹植还有非乐府诗,但这些诗受乐府的影响也极大。而三曹诗又是建安诗歌的代表,在《三曹诗选》前言里,先生先明确指出乐府对建安文学的影响,然后重点分析建安文学现实性、抒发性、通俗性的共同特征。先生还把建安文学和西汉辞赋、汉乐府民歌分别作了比较,认为建安诗赋之趋向抒情化、文采化、雅词化,是建安文学的又一特征。

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出版于1958年。该书前言先以非常简括精炼的语言,揭示了汉魏六朝诗发展的总面貌和基本特征。所叙内容是高度概括的,语言逻辑又是极为严密的,不愧是科学的表述。然后分四节叙述各阶段诗的具体特征。因为该书内容上与《乐府诗选》有重叠,所以在论述乐府时,与《乐府诗选》前言各有不同的侧重。《乐府诗选》前言着重论汉乐府与《诗经》的关系和汉乐府对建安以后文学的影响,而本书前言第一节因为不是专论乐府,所以把重点放在论古诗的特征。这就涉及到古诗作者的问题了。先生以充足的理由反驳了古诗为枚乘、傅毅所作及建安中曹、王所制的两种说法,同时指出它是失志文人所作,这就为近代学者论断的古诗作于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前言第二节介绍魏晋诗的特征,先比较了古诗和建安诗的不同风格情调,前者是“哀怨”、“怊怅切情”,后者是感伤乱离、慷慨任气。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先生认为从乐府到古诗,从古诗到建安诗,随着诗歌文人化的加深,《楚辞》对诗歌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这个说法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一节,对阮籍诗的探讨很多,因为它问题复杂。如论阮诗旨意隐晦的原因和阮诗承接建安等,非常精辟,给人很深的印象。和论阮籍比较,先生还用了更多的篇幅介绍陶渊明。他认为从陶渊明的生活和创作的多数题材看,称陶是“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都是恰当的;同时又指出“隐逸”还不能说明陶的全部思想,“田园”也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诗篇,他“歌咏隐逸的诗也并非全属‘飘飘然’,描写田园的诗也并非都是‘静穆’的,往往是冲淡中有勃郁,达观里有执着,也必须善为辨别。”这是多么辩证而精当的评论!如果我们还记得1958年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那我们就会知道当时能够做出这样的评论,确乎要有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第三节介绍宋、齐两代文人诗时,先生特别强调了六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在文人诗中,他非常重视鲍照,所以论鲍的文字也较多,从四个方面来论鲍诗鲜明的特色,这在全部汉魏六朝文人诗的评论中所占的比重,仅次于曹植和陶渊明。的确,鲍诗丰富健康的内容和体制形式的新变,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谢是齐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先生从永明体和山水诗创作的角度给他以恰当的评价。第四节说梁陈诗风,说“宫体”,但重点是介绍庾信和北朝民歌。本书的注释、说明与《诗经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量吸收他人之长,但也不盲目采用,且时时提出个人新鲜的见解。如曹植《箜篌引》的“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句,旧注说“阳阿”是人名,或说是曲名,先生说是地名。这个意见很对。因为从句式看,两句是对偶,那么“阳阿”就应是地名。而赵飞燕“出阳阿主家”,之所以称“阳阿主”者,就因为“阳阿”是封地,当然是地名。《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阳阿,平原之县也。”又如曹植《杂诗六首》“西北有织妇”这一首,有“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愿为南流景,驰光照我君”等句。黄节先生以为此诗说良人从军是比喻文帝征吴,“自期三年归”是指文帝黄初五年七月东巡后即事征战,至七年春始还洛阳,已历三年。但从“自期三年归”两句的意味来看,上句乃期望之词,而下句恰说明已过三年而尚未归,所以才有后面的“愿为南流景,驰光照我君”的痴想。是则先生的看法仍未摆脱“以夫妇君臣”的影响。所以先生不取这种说法,认为只是写空闺织妇思念从军不归的丈夫,说这诗可能是拟乐府或古诗,不一定有什么寄托。这就比较实事求是,不强作深解。与这个问题相类似的,还有鲍照《代放歌行》一诗的注释,这诗发端是“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黄节先生说:“‘非’,五臣本、宋本皆作‘排’,惟《文选》李善注、程本、张本作‘非’。节案:《庄子·大宗师篇》云:‘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郭注:‘排,推移也。’与善注引《楚辞》‘不徙’字同义,可从。”按,先生考订“非”当作“排”,虽也有版本根据,但他说《庄子》郭注的“推移”与“迁徙”同义,便有些不妥了。因为《庄子》里的“排”,也就是郭注所说的“推移”,是就造化而言,这个“推移”的含义非但与“迁徙”之义不同,而且相去甚远。所以他的这个意见,先生没有采用。应该说,先生对先生非常尊重,他参考先生的成果也不少,但对老师不合理的意见也并不盲从,这也是我们应该提倡的科学态度。又如解鲍照《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二句,先生说:“首二句是以平地倒水,水流方向不一喻人生贵贱不齐。”又说:“这和范缜《神灭论》里的‘飘茵堕溷’是同样有名的比喻”。按,泻水置地的比喻,前人常引《世说》:“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刘尹答曰:“譬如泻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但刘尹比喻的是人性的善恶,而这个譬喻又根源于《孟子》。鲍照借用这个譬喻来说明人生命运不齐,则意思有所变化。先生在这个基础上又引“飘茵堕溷”的名喻,就把鲍诗人生命运不由自主的意思烘托得更警醒了,真有画龙点睛之妙。

本书把与作品有关的提示和说明也附在注释里。我在这里特别想指出的,是先生很看重诗人的艺术特色和创新,尤其是宋、齐以后的诗人。当然有时根据需要也同时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问题。这些意见常分别见于作品的提示和说明。如论江淹,说“江诗幽深奇丽处,在宋、齐诗人中和鲍照较相近”,“(《效古十五首》)诗体仿效阮籍,笔墨可以乱真,但目的是假效古以讽谏,不是为模拟而模拟”;又如说吴迈远:“迈远的乐府诗作男女赠答之辞,往往辞巧意新,宛转华丽”,如说沈约:“沈诗工于用意,不露圭角”,如说何逊:“何诗不多,风格清泠,足成家数,梁人重谢诗,惟有何逊与谢较相近”,说阴铿:“阴铿与何逊并称,传诗不多,风格流丽”,论王籍:“作诗慕谢灵运”,等等。这些论断,或精取前人,或自出机杼。大约是这些作家既无法与重要作家相比,前言里不可能都提到他们,只是因为诗歌艺术仍有可取,才在诗选里有一席之地,那么在说明里补充三言两语来介绍它们的特色,还是有益的。此外,说明里还有谈论诗歌体制的文字,也颇可注意。如该书选有谢庄的一篇《怀园引》,说明里介绍说:“这首诗在三五七言中又杂用《楚辞》调,谢庄以前没有用这种形式的,沈约《八咏诗》专学它,梁陈间的小赋也由此滥觞。它对于庾信、江总等人的七言诗也有影响。”又在吴均《行路难》的说明里提到:“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当时称为吴均体。梁代诗人除江淹外,吴均、何逊都能名家,为其余作家所不及。”本书还选了刘昶一首五言四句的小诗,题曰《断句》。先生在注释里说:“‘断句’同于‘绝句’,就是联句未成的意思。”按,古人联句之法,每人四句,前后相续,如果第二人未能续接,则成断句。用“断句”来标示五言四句的小诗,大概刘昶这一首是最早的。但南朝《吴歌》已是四句成篇,与断句形式相同,然而它并不是断句。那么我想后起的绝句,不过是借用了“断句”、“绝句”的名称,来称呼五言四句的小诗罢了, 它已与原来意义的‘断句’毫不相干。刘昶这诗用的仄韵。这种体制,有人称它为“古绝”。记得先生不太赞成这种提法,因为绝句合律者,自然归入近体,不合律的绝句,当然属于古体,但它们都是绝句。以上这些都不失为重要的参考意见。同时,这也是对于在前言里论鲍照、谢诗体新变之外的诗歌体制变化的一些补充,便于我们对汉魏六朝诗歌发展有较全面的认识。

先生的古籍整理成果,还反映在他所负责的由集体编写的《唐诗选》和由他主持、其他学者参加校订的《乐府诗集》。

《唐诗选》的初稿完成于1966年,九年后修订,1978年出版。该书选诗人一百三十多家,诗六百三十多首。和选诗的数量相比,所选诗人的范围是较广的。选诗的原则是尽可能选取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好的作品,还考虑到艺术上能代表唐诗的特点。对于思想平庸但确有艺术特色、有一定借鉴作用的作品,也酌量选录。这样,所选诗人的范围就扩大了,因为有不少诗人,他们的优秀之作虽然不多,但富于特色的作品还是有的,如果不选,则有遗珠之憾。总之,所选诗作从不同角度看,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认为这个选诗的原则是恰当的。本书前言对唐诗面貌做了总体的描述,论述了唐诗繁荣的原因、唐诗的内容和唐诗几个时期不同的特色和变化,而论唐诗繁荣原因,分析是比较充分的,反映出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同时,把唐诗的发展过程分为八个阶段来论述其艺术上的“因”、“变”时有升降的特点,既深刻,又辩证。这些看法,对我们研治唐诗的确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对于这部书,先生无疑是投入了很多精力,这从很多的作者小传里关于作家作品特色、意义的评论和不少注释里的精细的辨析、融通创新的见解、简明流畅的叙述也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这部书也表现了编撰人的集体智慧,特别是还有几位著名学者参加工作,但先生作为负责人,他所付出的辛劳和凝聚的心血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对李白《秋登宣城谢北楼》里“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这两句诗的解释,就是先生的创见。他说:“‘明镜’指桥洞和它的倒影合成的圆形。上句说两水各带有一镜。下句言双桥都把影子投落在水里。”先生还向我补充了“夹明镜”一词的出典,见于颜延之《赭白马赋》里“双瞳夹镜”这句话,这是《唐诗选》注释里还没有的。又如李商隐《锦瑟》诗。对这诗的理解,先生和钱钟书先生有同也有异。其相同处是都取何焯说,根据宋本《李义山集》旧次以《锦瑟》诗冠首,认为《锦瑟》的性质相当于作者在诗集前面的自序。但他们对诗句的具体喻指理解又有不同。先生认为全篇都在说自己的诗作,说这些诗有逸兴,有沈哀,有不同风格境界如珠如玉、含情带泪。看来先生的新说仍是以“瑟音适、怨、清和”的旧说为基础。先生认为全篇说的是瑟的弦柱之数触起华年之思,是写往事如梦如烟,皆归幻灭,由此生出感慨。说虽不同,却都很融通,各备一家之旨。但把这诗中间两联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尾联前后贯通起来理解的话,则我更倾向余先生的解说。当然,作为一部普及性的选本,在对诗人的介绍和对作品的诠释方面,有时也很难兼顾众说,如关于杜甫的卒地,该书说他“死于赴郴州途中”,这个说法只是诸说中的一种,是否完全合乎事实,也还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全书的总评价,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余先生主持校订的《乐府诗集》。按《乐府诗集》一书,余先生早在1926年就做过校订。那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是以涵芬楼影印汲古阁本与其他总集、史志、专集、类书等互校。这次则是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影宋本做底本,校以汲古阁本,并用其他总集、史志、专集、类书参校。有著名学者周振甫、乔象钟、陈友琴参加并分工校订工作,最后仍由余先生统一审核定稿,余先生还补充了很多校记。该书前面有编辑部的“出版说明”,对《乐府诗集》原书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指出了它编排上的优缺点,肯定了它的价值,同时对几类歌辞中的精华部分也举例作了提示,然后扼要说明点校工作的大体情况。这是一项十分琐细的工作,然而却可以看出点校者的责任心和眼光。如本书在校订中不但补入了漏载的篇、句,订正不少讹误,而且有的虽无书可校,也把认为错的字作了校记,如李白《雉子班》“乍向草中耿介死”句,校曰:“乍向,误,当作‘乍可’”。张率《日出东南隅行》“如羽发青阳”句,校曰:“青阳,误,当作‘清扬’。”陈后主《朱鹭》“沉漾苦浮绿”句,校曰:“沉漾,疑当作‘漾’,双声字。苦,《百三名家集》作‘若’,疑当作‘苔’。”像这样精当的校改还有很多。所以这个校点本也称得上是一部力作,总的看来,可说是“毫发无遗憾”了。

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除上面介绍的以外,他还有不少论文,还负责主持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三册本),虽然这些和古籍整理也不无关系,但它从内容上已超出了古籍整理的范围,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先生的古典文学选注本,自50年代以来,一直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他的精采独到的创见、切实中肯的评论和简明精当深入浅出的注释,早已为大家所公认所采用,因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是我们一份珍贵的遗产。而他对古代文学发展的宏观把握和他研究古代文学的思想经验,对我们也有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识学习和探讨。先生的去世,是古典文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缅怀余先生,就要更好地继承他的事业,做好古籍整理的工作,为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华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1]《古代文学杂论》出版于1987年,基本上是旧文的选录。其中除《关于改诗问题》写于1963年、《关于陈风株林今译的几个问题》写于1981年外,其他文章都写于1958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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