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先生传略

余冠英先生,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906516)生于江苏省松江府江南中军提标参将余道生内宅,乳名松寿,学名冠英,字绍生,笔名灌婴、白眼,六岁迁居扬州,市徐凝门街余总门,青年时期迁羊巷,籍扬州。生前历清华大学助教、讲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顾问兼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会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编委,《文学遗产》主编,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秦汉》主编。

幼年时,太夫人督教至严,教认方块字。他从小磊磊大方,为扬州名儒陈巽卿先生深器订下儿女婚约,后来陈家八姑陈竹因先生成为余师白头偕老的黄金搭挡。小学是设在梅花书院的师范实验小学,李石均、洪为法执教语文,上小学时已主编墙报,并在报上连载滑稽小说,一百○一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李仲南对我多次谈到:“少年余冠英的作文、组织能力不凡,周围数县小学教师去观看,我当时在邗江教小学。”

十一岁先生失怙。他一直刻苦学习,同时磨炼意志,十六岁考入江苏省第八中学(江苏省扬州中学前身),放学回家则跑半个城圈,荣获跳远、跳高、百米及110低栏四项第一名。五四运动中,他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演说,他个子高,向市民借来板凳,向市民演讲:“父老乡亲们,同胞们,帝国主义强盗杀害了我们的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八中的学生们已经组织起来了,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全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援上海工人,有人出人,有钱慷慨解囊,卧薪尝胆,英勇斗争,反帝斗争一定会胜利!”编辑了《卧薪尝胆》杂志,发动了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十五所学校在公共体育场集合示威,查禁了英货日货。游行时虽大雨如注,无一人退却,并找到扬州商会会长朱竹轩,禁止商号进日货,共募捐款和游艺演剧收入计大洋3148.39元,如数汇沪。在观音山香市时,学生又分班向香客募捐,汇沪各业工人。他当选为扬州市学生会联合会首任委员长。522,革命先驱恽代英莅扬,在绿杨旅馆接见了他,并到江苏省第八中学、第五师范宣传马列主义,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先生的岳父陈巽卿、内兄陈含光皆扬州硕学,故与翰林进士,诗客骚人多有往来,国学根柢深,尤精于诗,十六、七岁时已能在吟诗填词的酒筵上应付自如。1961年笔者负笈都门时,曾听他诵出他在1923年时与扬州老诗人酬唱时的第一首,我只记取末句为:“遥望南天净似揩。”

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改国文系,因张作霖绞杀李大钊同志,借读于东南大学一学期。1931年毕业,留校任助教、讲师。早在就读清华时,他已是清华园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他写了一些小说、散文、小品与新诗,1931年6月1日署名灌婴在《清华周刊》发表《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十集。1931年著名作家、文学史家吴组缃《谈谈清华的文风》云:“园子里常写东西的人,我不妨先谈灌婴君。我就打算派他是清华园的代表作家,因为他的文章,最能代表清华园的文风,他善长于小品、散文,……他的文章底委宛,冲淡处象朱佩弦(朱自清)先生和英国贝尔磅,轻快、趣味处象周作人、俞平伯二先生。至于纤巧绮丽处则是他自己的。”(《苑外集》页2—3)前此,1930年,朱自清《余冠英小传》称道他为“狷者之流”,“外温然无圭角而内颇有所守”,文章“理胜于辞”。

1937年8月5日,清华园沦于日寇魔爪。先生一家南逃扬州,避难于东乡。联大发来聘书,他家与姨侄蔡益龄(林)、蔡益广(坚)由扬州而上海,乘北欧绥安阳号货客两用海轮经海防由滇越铁路,于9月28日到达昆明。先生在联大任教,加之1943年蔡益鹏来上学,生活艰苦,他不仅要走十余里路去授课,还在一家公司做文字工作贴补家用,在坡上种菜,余师母赶集买几斤牛肝,已是奢侈的营养品。蔡氏三昆仲说:“没有八姨父的资助与教导,哪有我们的今天?”蔡呆呆任大连造船厂总工程师,蔡坚在上海任主治医师,蔡益鹏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联大,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历代文选和国文教学实习指导,并主编了《国文月刊》(第3期至第40期)。今年7月17日,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函示:“冠英先生学问文章,可谈者多。先生从游久,谅必知之,不劳下问。独其抗战时期在昆明主编《国文月刊》对大后方学术之推动极为有功,先生似可加以阐明也。”先生1943年任副教授,1945年教授。先生在联大发表了《七言诗起源新论》、《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答李嘉言先生》、《谈成语错误》、《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信与达》、《谈雅》、《比较的读文法示范》、《坊间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谈新乐府》等论文,还发表了《潜广新乐府》,运用新乐府的艺术手法愤怒声讨日寇与汉奸的罪行。

先生在联大是青年导师,该校最大的学生进步组织群社聘先生为导师。他参与组织对闻一多先生的公祭,是“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委员,冒险掩护了中共地下党其时表现最为进步的吴征镒(中国科学院院士)。1947年7月21日,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先生与张奚若、夫人等在闻一多先生追悼大会会场门口,先生修长而清瘦的身材,两眸远视,冷面人世间至为险恶的所在,凛然不可侵犯,民主教授当之无愧!

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先生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并主编《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其间发表了《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说公输与鲁班》、《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和《谈〈西洲曲〉》等论文。

风雨如晦,1947年10月24日夜,1948年元旦,在该系先生住宅,先生与学生一同扭秧歌,1948年当蔡益鹏任清华大学生物系学生会主席,在东北学生中开展工作被捕后,先生请李继侗教授一起把蔡益鹏从狱中保释出来。1948年6月18日朱自清先生等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百十师长严正声名,先生名列其前,虽每月损失数百万法币,影响家庭生活至巨,义无反顾,显示了伟岸的民族气节!朱自清先生病殁,他写了《佩弦先生性情嗜好和他的病》,并任朱先生文集编委,乃至扬州市安乐巷朱自清故居成立,1992年7月他题词云:“文星耀闾里,高标树楷模。”

解放后,他在清华大学教授,1951年曾参加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科学院)为资深研究员,后继郑振铎先生任该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1950年著《乐府诗选》。《前言》提出:“《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菁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的部分都是‘感於哀乐,缘事而变’的里巷歌谣。都是现实性的文学珠玉。诗经时代和乐府时代隔着四百年,这四百年间的歌声却显得很寂寞。并非是人民都哑了,里巷之间‘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事’还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记录,屈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出《九歌》、《离骚》等伟大诗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了《成相辞》,而屈、荀时间的民歌却湮灭不见,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我们更觉得汉代乐府民歌能够保存下来是大可庆幸的。”此论点被《乐府鉴赏大词典》序言等所采用。《前言》还提出了著名论点:“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使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在文学上这两个时代有名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时为事’是白居易提的口号。他把自己为时为事而作的诗题做‘新乐府’,而将作诗的标准推源于《诗经》。现在我们应该指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中国文学大辞典》等书对此有高度评价。

50年代他有《乐府诗经》、《诗经选》、《诗经选译》、《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论丛》、《汉魏六朝诗选》等著作行世。1956年7月8日他在《文学遗产》112期发表了《笔谈百家争鸣》。1956年6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读〈中国文学史稿〉》,提出了文学史分期应反映客观规律性,而不应用人为的框子去套、用社会发展的框子去套,文学史不应是分体合编,要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附会。这是一位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明确地但是不强加于人的关于编写文学史的重要论述。1956年12月23日—29日,他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古典文学大家,参加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并为中国代表团撰写关于古典文学发言稿。60年代初,中宣部嘱文学所译枚乘《七发》,该所决定由余先生译,后发表于《人民日报》。

《诗经选》被公认为《诗经》选注本的代表性的成果,《中国诗歌大词典》云:“此书为解放后较早,较有权威性的《诗经》选注本。”对《〈诗经〉选译》,著名的英美文学家、翻译家王佐良教授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赞许:

“对于翻译理论,严复的历史功绩不可没。‘信、达、雅’是很好的经验总结,说法精练之至,所以能持久地吸引人。

但时至今日,仍然津津于这三字,则只能说明我们后人的停顿不前。不妨看看别的有经验的译者又怎么说。

余冠英先生译《诗经》为白话,体会到五点:一、以诗译诗;二、以歌谣译歌谣;三、不硬译;四、上口、顺耳;五、词汇、句法依口语。何等切实!何等新鲜!”(王佑良《翻译:思考与试笔》)

先生在50年代的这六部著作与《古代文学杂论》显示了著名注释家,诗论家和文学史家的精湛功底,许多灼见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参考资料和《汉语大词典》所采纳。据择精审,博综旧说,创获良多,简明通脱,是普及性与提高性相结合的学术著作。1957年春夏承焘词云:“乐府新词唱大堤,六桥来听翠禽啼。飙轮不用白铜蹄。  曲院重逢犹戒酒,西湖初到可无诗?临分莫负小桃枝。”该词写于二人合影的照片上,词原注:盼望冠英翁再游西湖。(《夏承焘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0年代初,先生是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的总负责人和上古至隋文学史的主编,该书是中国当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具里程碑式的成就,成为高等学校的教材。在“文革”前已成初稿的《唐诗选》,后于1975年修订,1978年印行,成为海内外公认的最佳选本。其间他还做了许多行政、学术、对外文化交流与为出版社等单位做的工作,病了仍勉力工作。他还写了《关于〈孔雀东南飞〉疑义》、《关于改〈诗〉问题》、翻译《七发》等文章,审阅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真风告逝,大伪斯兴。1966年8月12日,那个令人心悸、为之酸嘶的灾难日,该所的老专家全挨批斗。北京都传开了。我去探望余师,专家们的院子里空寂寂的,他在天井里拔草,热汗涔涔,“余伯伯!”他见我来了,让进客厅,“文锦,士可杀不可辱,为国家研究学术何罪之有?想当初,我扭着秧歌欢迎解放军进城,《人民日报》都登了。可如今我们这批专家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斯文不如扫地!我想到死!”我立即说:“伯伯,你不能死!”他一挥手:“是啊,我不能死!《唐诗选》才编好,郑西谛先生曾要我编一部《中国大文学史》。师母买菜回来,长吁一口气:“唉,你老伯被七斗八半,工资又减了,保姆乘势长工资,怎么得了?”

1969年11月30日他被撵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1970年早春,他由明港赐示:“这次来明港,内人也来了,她又有病……”师母患脑炎后遗症,我读信不禁感慨唏嘘。他的同事李荒芜在《纸壁斋集·自序》中写道:“我把这个产品(诗)拿给一两位棚友看,不但很快传开了,而且引起了连锁反应。俞平老写了他的有名的绝句‘黄棉袄子暖烘烘’,陈友琴同志写了长句,余冠英同志写了新乐府。宣传队吓慌了……”(荒芜《纸壁斋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由于周总理的关切,老专家们返京。1971年1月18日回京后,尤其是活捉四人帮后,先生将郭老关于喜庆活捉四凶的词的铅印件赐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除主持《唐诗选》的修订,1977年4月—1978年3月,他对《唐宋词选》的选注极为关心并为书题箴,该书《前言》云;“余冠英同志曾审阅全部注释的初稿,并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他对本书的选注工作一直是很关心的。”他对《乐府诗集》的点校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中华书局编辑部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全部点校都请余冠英先生审核定稿。先生不仅审定全稿,还补充了很多校记,谨向余先生及乔(象锺)、陈《友琴》两同志表感谢。”

他在担任该所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完成种种行政、学术研究任务的同时,还担任《文学评论》编委、《文学遗产》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编委会委员和秦汉文学主编,全国文联委员,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顾问,无论是所里的工作,还是与王季思等先生联袂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大系》,担任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编委会委员,与启功教授等出任《唐宋八大家全集》编辑顾问,尤其是1981年由该所主持、先生主编(1985年因年迈有病,改任顾问)《中国文学通史》(14卷本)开始工作,这是全国文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之一,是由第一任所长兼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郑西谛先生首发宏愿,冠英先生任顾问、古代文学研究室诸位专家和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有关学者通力合作编纂而成,如果说把14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作为不可多得的古代文学研究的丰碑、作为当代中国学者的一项重大学术事业来看,在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非常宝贵的事业心,先生因而所付出的心血,遗泽炳蔚,不可小觑,以其中《唐代文学史》为例, 上册《后记》云:“余冠英先生又为我们审阅了部分文稿,在此我们仅(谨)向余先生及廖(仲安)、陈(贻焮)、傅(璇琮)、曹(道衡)、吴(庚舜)先生表示谢意。”固然我们可以远溯到清代扬州学派,清代吴学之皖学之深,扬学之通博,阮元、焦循、二王、汪中以降,到刘申叔、李审言,实际上先生更兼有清华精神,联大风范与当代著名文学史家的学养和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学史编纂思想及框架、写法。从现有的文字材料可知,先生至少从1943年4月3日,在云南一户农家屋子里写成的发表于《人文科学学报》上的《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早已指出:

“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授罗膺中(庸)先生曾说:‘我们须再等二百年才能见到合乎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大意如此)这话很有意思。先生的话固然表示对现有的中国文学史的不足之感,同时也表示著作一部令人满意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将希望寄于遥远的二百年后,平心说来,从事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实在困难重重,我们可以想到的最大难处有下列诸点:第一、中国文籍浩如烟海,从其中披沙拣金一一观察,就须费很多精力,何况还要比较、分析、整理、组织?这是材料太多之难。第二、普通材料虽嫌太多,到了对于某些特别问题求解决时,有用的材料又嫌太少。试问关于《诗经》如何集成,《楚辞》如何产生?杂剧传奇的渊源何在等问题都已论定了么?为什么不曾?还不是因为文献不足徵么?在彻底求真,立说谨慎的人看来,中国文学史上的悬案实在太多了。下手写书,谈何容易!第三、著一部中国文学史,有一些不可少的凭藉,例如关于重要作者的事迹必须有详备的谱传,作品须有适当的注释,尤须经分明的系年。现在祗有关于杜、韩等少数大家的勉强可称完备而已。有些作品是从来未经整理的。在文学以外,中国文学史著者还须依傍一些书籍,如中国音乐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等等,这些书现在有几部是可信托的呢?凭藉不足,一切均须从最初步作起,这又是难中之难。”

该文还提出了用最进步的手法,对于重要作家和不太重要的作家的评价,关于说明方法,关于文学渊源,关于文学流变,关于纯文学等等论述。当然,先生在八年痛史中为联大文学院和师范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纲要和历代文选,为他的中国文学史学养奠基至殷,加之先生好学深思,成为中国当代杰出的文学史家。

1978年10月,美国科学院派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在三里河俞平伯先生寓所访问了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等三位古典文学大家,该团傅汉思教授与先生讨论汉魏诗的学术问题。(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详《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 

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对于向他求教的人无不尽其所能,诚所谓春风风我。天津杨任之著《诗经今译今注》前言云:“本书承前辈余冠英先生,故友李长之先生多所匡正,不胜感激,借此致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诗今译集》有先生译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诗》和杨炯《从军行》。扬州大学顾农教授曾在《扬州日报》著文纪念先生,说在学生时代写信先生请教,先生都回信赐教。

先生作为忠厚长者,淳儒硕学,深受敬重。80年代初,胡乔木同志登门访问,关心其健康,促膝谈心良久,匡亚明同志在他生日时送去花篮。1995年12月3日季羡林教授在赐示中写道:“大函中所提及之三位学者(先生与启功师、俞敏师)皆弟友人,我对于他们的道德文章皆极钦佩。”

1995年9月2日,先生因肺炎、心力衰竭而归道山。余先生的学术事业、遗泽芳踪永远活在中国文化大业的长河中。先生的墓碑上镌刻着“天地悠悠”四个大字,发人深省。

1999年12月24日

作者简介:蔡文锦 男 扬州职业大学副教授 江苏扬州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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