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知行合一砥砺境界——冯其庸先生答《出版参考》记者问

    《出版参考》:在第十五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冯老您作为学界泰斗,请对出版界的读者谈一谈您的读书生活。

冯其庸: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自我造就、成才的唯一道路。

没有经历过失学痛苦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读书机会的珍贵的。我小学五年级时因为家乡被日本人占领,学校停办而失学,一直在老家农村种地。实际上即使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是一直跟着大人下地劳动的,农村的孩子,很早就下地劳动了。

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喜欢读课外书,所以五年级失学时,我书包里还有一部学校图书馆的《三国演义》,因学校突然停办,我无处可还,这本书就成为我失学以后唯一的读本。因此有不少回目,不少精彩对话,我当时都能背出来。之后,我又借到《古诗源》《唐诗三百首》《西厢记》等图书,我读书喜欢背诵,大概是因为书难以借到的缘故,所以借到后就舍不得放手,只有一个办法,尽量能多读熟背诵一些。

后来我上了初中,也还是千方百计找课外书读,于是也收藏了一点书。记得读了《浮生六记》后,我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沈三白文笔非常好,思想解放,细腻大胆,我还特意到东高山去找沈三白和芸娘住过的地方,因为书中所记的东高山离我家只有5公里。可惜我去调查时,当地已是一片荒野,但从那时起我即养成了读书和调查的习惯,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出版参考》:您曾经提到您青少年时期,对阅读《红楼梦》非常不感兴趣,但随着岁月流逝,在经历了种种世事沧桑以后,您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成为红学研究大家,请您与读者分享一下您经历的《红楼梦》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其间产生的阅读感受的变化与思考。

冯其庸:我读《红楼梦》其实很晚,1942年,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文学、艺术,第一次读到《红楼梦》,本以为是教怎么写诗的,但不是,所以读了一部分就不感兴趣了,当时比较年轻,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比较大,喜欢读肝胆相照、行侠仗义的故事,对那些比较琐碎、儿女情长的情节一点也不感兴趣,现在想想,当时实际上是对社会、对人生没有了解,读不懂,所以才读不下去。

真正进入到《红楼梦》的思想世界,是11年以后的1954年了,那一年8月,我刚从无锡第一女子中学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工作,就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件大事,批判胡适、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当时,有关《红楼梦》批判的重要报告我都去听了,还参与了分组讨论。这场运动对我而言,一个重要的意外收获就是认真地通读了《红楼梦》以及相关文章,并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太浅、认识太浅。

我更加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经世事风雨,个人也遭受了许多磨难,因而对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似乎也有了一些理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早被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干将,几次被抄家,所藏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都被没收,让我痛心不已。为保存《红楼梦》,我发愤重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而且照原行款原页码用朱墨两色抄写,每天深夜等大家休息以后就开始抄写,坚持了整整一年。抄成后,结合我对《红楼梦》的认识,我题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词。”

编者按: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出版参考》锁定阅读,开设了“特别关注”栏目,栏目定位

高端、深度,先后采访了十余位大家名家畅谈阅读,引起业界较大反响。在栏目设立一周年之际,

到了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主席讲了《红楼梦》的问题,社会上掀起评论《红楼梦》的热潮,北京市委成立相关写作组,我也参与其中。又过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务院文化组组织一个班子校订《红楼梦》,准备推出校订本,我出任校订组的副组长,主管校订业务工作,这才算真的开始了《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校订组以庚辰本为底本,历时7年始完成校订工作。

《出版参考》:1998年,您以年近八旬的高龄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的明铁盖山口,重新发现并确认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轰动中外学术界。近20年来,您走访新疆十余次,其中三次走上帕米尔高原,两次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么多年,您一直在阅读、在行走、在思考,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您以您的行动践行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是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的?获得怎样的心灵体验?

冯其庸:去西部确实非常辛苦,那次去库车,我坐长途汽车途经一道曲折而又烈日炎炎的旱沟,如同在传说中的火焰山中行走。而另一次过白杨沟,又差点把人冻僵。特别是穿越罗布泊,前后十七天,其中整整七天在沙漠中食宿,晚上穿着羽绒服和衣而卧,喝水也不能敞开喝。河滩地上有一个冰洞,终年结冰。而且天气变化无常,刚刚还是艳阳高照,一会儿已是暴风雪袭来。

可是比起玄奘的艰难困苦来,这点苦又算不了什么了,玄奘的毅力太了不起了!况且不历艰辛,也得不到成功的喜悦。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同行的人怕我年龄大了,在高海拔地区会支撑不住,其实我蹦蹦跳跳,基本上没有什么高原反应。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每有收获,那种心里的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20年间,我去了十次新疆,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当时我已经83岁。许多读者会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去那么多次?因为看书多了以后,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史料,期待核实与考证。有些学术调查不可能一次完成。多去几次,认真考察,就可以查出一个眉目。譬如,依据《大唐西域记》,玄奘取经东归路线一直弄不准确,没有可靠依据,只能一段一段地查,这次走错了,下次再来。帕米尔高原,我先后去了三次,山路非常崎岖,从塔什库尔干到明铁盖这一段没有公路,在当地驻军的帮助下,1998年,我们一行人登上海拔4700的明铁盖山口,那里已是我国的前哨阵地,沿河道再往前走,就是克什米尔地区。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瓦罕古道”路标,终于考定了其东归入境的古道。可是,玄奘从明铁盖下来后的一段行程,1998年没有搞清楚,所以又有了后来的横穿罗布泊之举。玄奘法师取经路线的探索,是有深厚的学术内涵的,光靠文献的记载而不作实地的调查考察,不能弄清问题。我将文献的记载与实际的调查结合起来了,而且也得出了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考察结果。

通过实地考察,许多存疑了千年的问题豁然开朗,内心充满了快乐和幸福感。只要认真调查,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与收获。即使没有新发现,也放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外,在西部,当你瑟缩在帕米尔连续不断的山风中,看到沙漠里屠城留下的遗骸,面对楼兰古城的残垣断壁,感受地域之广漠,气象之万千,会深切体会到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我们都只存在于历史长河的一瞬间,而学问无穷无尽,知识无穷无尽。

古人讲的非常有道理,要读书,要游历。我认为,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一有机会我就到全国各地游历,我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自然与万物写就的大书。

《出版参考》:众所周知,您酷爱读书,请您谈一谈读书在您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读书对您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其庸:读书一是为了增长知识,增加学问;二是为了砥砺自己的品德,而后者是更重要的。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孔子说:“见贤思齐”,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读书而不敦品,则只能成为一个知识库,一个“书囊”,充其量只是有知识而已。读书如果不珍惜自己的品德,那就错了。我认为人才是靠自我造就的,当然老师和学校都很重要,但自己如不能奋发努力,也就很难有成就,所以人才归根结底是要看自己能不能敦品自励,刻苦锻炼。而且这是长期的,一辈子的事,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人活在世上,就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人还应该懂得自我开发,自我造就。往往自己内在的潜能自己不一定清楚,要靠自己勤奋地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和兴趣来开发。兴趣是很重要的,同时也是靠学习来加深和扩展的,只要你有兴趣,你就能钻进去,锲而不舍,以至于成功。

人一辈子在自我改造、自我造就、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从无知到有知,到有大知;从不能到能,到有大能,这就是人的发展过程,无一例外。因为世界上没有生下来就能的人,相反倒是生下来什么都不能,连吃奶都要靠母亲喂,所以从无知到有知,从不能到能,是人自我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就是读书和学习。读书学习愈勤奋、愈广博,可能他的自我开发、自我造就愈成功。反之,不读书、不学习,也就无以能。

 

冯其庸简介: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冯其庸先生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他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做出了成就。并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现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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